泛华网滾动新闻

2012年6月16日星期六

朝鲜遭遇60年不遇干旱 万余亩土地将绝收

朝中社15日报道称,朝鲜黄海北道遭遇60年不遇的干旱气候,田地庄稼枯死,目前旱情严重,并在继续蔓延。

据报道,最新统计显示,朝鲜黄海北道全道15%的玉米地严重缺水。其中2000多町步(一町步约合15亩)的田地里,播下的种子没有发芽或者发芽后枯死。目前看来,小麦、大麦、土豆等作物也收成无望。

据悉,旱区主要集中在黄州郡、瑞兴郡、燕滩郡、遂安郡和松林市。

当地每日调动数十万名群众及拖拉机、汽车、抽水机、人工降雨器等运输工具和设备,大力开展抗旱斗争。

李旺阳案与薄熙来案是双胞胎

中共根深蒂固的“敌人”观,史无前例的暴力维稳,可以说是造成李旺阳案与薄熙来案双胞胎的根本来源。中共一日不真正树立“没有敌人,只有病人”的共生观, 一日不“杜绝任何名义的暴力行动”,就不可能根治“李旺阳案与薄熙来案双胞胎”之类的奇病悲剧。“六四”冤案也只有在中共真正与共生论接轨,才可望彻底平 反昭雪。
两条新消息证实胡与薄殊途同归


6月10日,两条来自重庆的新消息让人顿悟:李旺阳案与薄熙来案是双胞胎——要想公正处理好薄熙来案,必须首先公正对待六四民主人士李旺阳,否则,薄熙来必然会东山再起,借尸还魂。

两条重庆消息是一组矛盾的消息。其一源于《重庆日报》:6月8日,重庆市委召开“落实发展民营经济大会精神座谈会”。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范照兵在座谈会上要求:努力实现张德江书记提出的全市民营经济量的新增长、质的新飞跃这一奋斗目标。

这一讯息表明,对于薄熙来的清算,已由政治领域扩展到经济领域,大搞“国进民退”,也是薄的一种罪行。同时暗示,关于中南海将在七月份公布薄熙来案处理结果的传言,不是空穴来风。既然清算已由政治扩展到经济,分明已进入到了结案的尾声。

另 一则消息来自一个重庆人在凯迪网发的帖子,题为《告诉你们一个真实的山城,不要继续妖魔化》。文章称:重庆“在全国率先实现给农村小学生的营养午餐,鸡蛋 和牛奶,……重庆的治安也是全国最好的,外面到处都有警察的巡逻,百姓感觉很有安全感!他真的做了不少让中下层百姓高兴的事情,……再次欢迎大家来重庆旅 游参观访问! 说明一下,B(薄熙来)在重庆时候我对他批评居多,但是他真的要离开时候才发现他真的不容易,虽然有缺陷有遗憾有不足,但是其功劳和成绩应该是主要的!”

这 一帖子显然是与《重庆日报》消息对着干,反映了胡温处理薄熙来案仍然存在巨大阻力与变数。这种阻力不仅来自反对派的薄粉,更源于胡锦涛与薄熙来在统治术上 的高度一致——其中以“外面到处都有警察的巡逻”揭秘了薄熙来唱红治渝的根本是“警察治渝”。而胡与薄殊途同归,皆在践行“警察治国”,薄热心“暴力护航 唱红”,胡坚决“暴力维稳”。

百姓不是傻瓜。既然薄是“警察治渝”,胡爱“警察治国”,那又何必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定要抓“不厚哥”?

李旺阳“被自杀”案就是“暴力维稳”

胡和谐的“暴力维稳”新案例,莫过于李旺阳“被自杀”案了。

1989 年春夏积极参与“要民主反腐败”的“六四”民运人士李旺阳(湖南邵阳工自联主席),二十三年系于冤狱,不仅未能平反,且于2012年6月7日凌晨在看守处 非正常死亡。尽管官方坚称是“自杀”,但家属证实其从无轻生情绪,一直在等待昭雪。香港《明报》等多家媒体调查表明:李旺阳离奇死亡后,当局将他遗体带 走,禁止家人摆设灵堂,甚至将其妹妹李旺玲一度软禁,强迫李旺玲对外说哥哥是自杀,遭到李旺玲拒绝,认为哥哥生性乐观,不可能自杀。李旺玲恳求外界提供法 律援助,也遭暗阻。据湖南公民网络论坛消息揭露,李旺阳死亡现场存在着诸多与“自杀死亡”相悖的情形:李旺阳死后的脸部平静,没有上吊死去的那种扭曲、吐 舌以及挣扎、双脚乱踢的征象;李旺阳脖子上的白布条来历不明。香港绳索专家指布条方向古怪,而且绳结复杂,不像失明人士所为。

尽管官方对上述真相进行了否定,但这些诡辩不经一驳。

即使没有现场铁证,人们只要先看看薄熙来案的一个细节,就可明白中共一向以伪证制造冤案,又坚决矢口否认,以谎言千遍代替真相。中共自己平反的文革冤案如此,此次胡锦涛否认的“伍海德病死”案亦如是——李旺阳“被自杀”案当然逃不出这种冤案规律和传统。

据 胡中央2012年 4月10日公布“中共中央决定对薄熙来同志严重违纪问题立案调查”消息透露:2011年11月11月15日英商伍海德死于重庆一酒店后,官方一直对外坚称 是“心血管病猝死”。直到2012年 2月6日,负责侦办该案的重庆副市长兼公安局长王立军因与薄熙来闹翻投奔美使馆,胡中央才不得不否定前论公布真相:“英商伍海德是被人用掺了毒药的酒给毒 死的,而各种证据显示,下毒的人就是政治局委员兼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妻子谷开来。”

不论英商伍海德之死最后的真相是什么,这一事件至少证明,在中共治下,中国是不可能有真正的法律和法治的——根据政治斗争的需要,随时掩盖任何案件和事件的真相,已成为中共永远的党纪与法宝。

从薄熙来案的英商伍海德之死细节,可以推证李旺阳“自杀”案并非自杀而是他杀的几率极高,由李旺阳“自杀”案并非自杀而是他杀,又可以推断“六四血案”真相并非官方今日已有结论。

胡锦涛现在陷入的悖论是:为了巩固自己的利益和派系的权力,需要猛击薄熙来等党内野心家。而为了维护中共全党的统治,又需要继续发扬毛泽东和薄熙来那样无法无天的独裁精神,残酷镇压异见者和民主维权者,即使制造无数“伍海德病死”假象,也在所不惜。

所 以,胡和谐明知李旺阳案与薄熙来案是双胞胎,一根藤上的两个瓜,但胡锦涛却采取了绝然相反的两种处理方式:对于薄熙来办的“伍海德病死”案全力打击否定, 而对于团派办的李旺阳“自杀”案则是千方百计地庇护维护。胡明知中国要前进,必须重评“六四”;重评“六四”必须由平反李旺阳等冤案着手,但胡就是知其当 为而不为。将“难题”击鼓传花于后任。

历史一再证明,这种将一姓一派一党之私利凌驾于全民族全人类之上的愚蠢,必将受到历史的严惩。

29种“呼吸死”再证李旺阳案可疑

众 所周知,公安部2009年发布的“看守所非正常死亡要问责”新条例,是建立在2007年以来全国看守所(监狱)非正常死亡层出不穷的背景上,其看守所(监 狱)非正常死亡种类(即官方谎言)达29种之多。在押、服刑人员在看守所被虐致死或刑讯逼供致死的新闻,近五年来的经典事件先后有——:

1、呼吸死:2007年4月,郅国玉在河北赞皇县看守所内死亡,警方称他是“呼吸衰竭”致死。

2、梦中死:2008年,吉林省人王国春被警方刑拘,6天后家属被告知,王在睡梦中“自然死去”。
3、躲猫猫死:2009年2月,李荞明在云南晋宁县公安局看守所内死亡,警察称其与狱友玩“躲猫猫”时撞到墙壁受重伤(后经查实系被牢头狱霸打死)。

4、洗澡死:2009年3月,57岁的海南男子在海南省儋州第一看守所死亡。警方称事发时,嫌犯叫他脱衣服洗澡,他不肯,遭殴打致死。(此前还有冲凉死 2008年3月,学员穆大民在河南开封劳教所内死亡,目击者称他是被强行冲冷水,导致脑血管破裂。)

5、床摔死:2009年3月,20岁的福建青年温龙辉在福建省福州市第二看守所猝死。看守所称其是因为从床上摔下来,属于猝死或病理原因。

6、噩梦死:2009年3月,江西九江看守所称武汉籍男子李文彦半夜做噩梦后突然死亡。

7、睡错死:2009年4月,福州学生陈某在福建省福清市治安拘留所猝死。警方称他睡姿不对,叫其不应昏迷不醒,抢救无效死亡。

8、发狂死:2009年6月,青年林立峰在广东省吴川市第二看守所死亡,警方称他是“发狂而死”。检方最终认定称是“心源性猝死”。

9、抠粉死:2009年11月,山东文登市高村镇于维平在羁押期间死在看守所。家人在查看尸体时发现其胸部有小洞,看守所称其系抠粉刺所致。后尸检鉴定结果显示,死者被针类锐器反复刺戳胸部致心脏破裂死亡。

10、妊娠死: 2009年11月8日,内蒙古19岁少女郗红在戒毒所内死亡,劳教局称她因“异位妊娠”死亡。

11、鞋带死: 2009年12月12日,嫌疑人邢鲲在云南省昆明市小南派出所死亡,警方称他系用纸币捅开手铐,用携带的鞋带自缢身亡。

12、激动死:2009年12月,陕西女子王会侠被警方带走,“问话”20小时后非正常死亡,警方称情绪激动紧张为死亡的诱发因素。

13、激动死:2009年12月,陕西女子王会侠被警方带走,“问话”20小时后非正常死亡,警方称情绪激动紧张为死亡的诱发因素。

14、摔跤死:2010年2月,在押的犯罪嫌疑人陈绪金在江西省九江市修水县看守所死亡。警方先是称其系上厕所时摔倒猝死。医生称被逼造假。

15、喝水死:2010年2月,一名河南青年在鲁山县某看守所内死亡,警方称他是在提审时喝开水突然发病死亡的。

16、摔跤死:2010年2月,犯罪嫌疑人陈绪金在江西省九江市修水县看守所死亡。警方称其系上厕所时摔倒猝死。医生称被逼造假。

17、入厕死:2010年3月,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托县一名重刑犯莫名死亡,警方解释是他夜里上厕所时跌倒所致。(此前还有:2010年2月16日,农历大年初三,江西省九江市修水县看守所在押的犯罪嫌疑人陈绪金突然死亡。警方先是称其系上厕所时摔倒猝死,

18、莫名死:2010年,四川绵阳蒲泽民的案子经两次审理都因证据不足未能宣判,但蒲泽民最后却莫名其妙地死在了看守所。

19、洗脸死:2010年4月,湖北荆州市公安县一名在押男子离奇死在该县行政拘留所。警方称该男子系溺亡在洗脸台水池里。

20、盖被死:2010年11月25日,广东省茂名市男子戚业强在茂名市第一看守所内死亡,茂名警方称其是在看守所盖被子时被棉被闷死的。

21、乌坎死——2011年9月24日,广东乌坎村民薛锦波因参加全村集体上访维权,被陆丰警方羁押三天后,“突感身体异常”抢救无效死亡。半年后平反。

此 外还有:感冒死(哈尔滨看守所将所有非正常死亡犯人称“发烧感冒烧死的”)、狱霸打死(把嫌疑人放到仓霸间让牢头狱霸打伤慢慢死)、灌水死(逼犯人每天大 量喝水,得水肿死亡)、隔山打牛死(在犯人胸部前垫几本书,再用锤子锤胸前,这样打是看不出外伤,全是内伤,回家不用多久就会因内脏受伤而死)、潮湿死 (让犯人天天睡在水泥板上吸湿后慢慢死亡)、跳楼死(民警在打死平民后,把死者从派出所二楼扔到楼下,就说是死者自己想跳跑而摔死了)、玩游戏死(在押男 子看守所受重伤死亡,民警称其玩游戏撞墙死亡)。

毫无疑问,只要熟悉了上述29种“呼吸死”的潜规则,谁能说李旺阳“被自杀”案不是漏洞百出?

中 共根深蒂固的“敌人”观,史无前例的暴力维稳,可以说是造成李旺阳案与薄熙来案双胞胎的根本来源。中共一日不真正树立“没有敌人,只有病人”的共生观,一 日不“杜绝任何名义的暴力行动”,就不可能根治“李旺阳案与薄熙来案双胞胎”之类的奇病悲剧。“六四”冤案也只有在中共真正与共生论接轨,才可望彻底平反 昭雪。

一言以蔽之,今日中共的最大病根,就是拒绝与多党共生,与全民共生,与反对派共生。如此恐惧共生,一日不治,国无宁日!

2012年6月10日于深圳早叫庐

朱健国,民主中国

處置薄熙來 胡錦濤已讓步了?

德國之聲報導,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即將卸下中共中央總書記職位。目前看來,胡錦濤似乎已屈服於保守派的勢力,作出關鍵決定對薄熙來事件「降低調查規模」。這意味著只有薄熙來和他的妻子會受到調查。

薄妻谷開來被控謀殺英國商人海伍德,極有可能難逃多年的牢獄之災。然而,直至目前為止薄熙來只被控違反黨紀。事實上,最新的共產黨內部通知稱,薄熙來醜聞應被視為獨立案件,不涉及反黨分子的陰謀。

更重要的是,沒有任何薄熙來的資深共犯需要面對法律制裁或黨紀處分,其中包括曾負責公安機構的中共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兩名薄熙來在解放軍中的親信、「太子黨將軍」、總後勤部政委劉源和第二炮兵政委張海洋也牽涉其中。

德 國之聲分析,壓下對薄熙來案調查規模的共有三股勢力。首先是仍在共產黨、解放軍和政府內擔任高層職位的毛派幹部,他們盛讚薄熙來對毛主義的支持。薄熙來的 第二根支柱是前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江澤民是薄熙來已故父親、中共元老薄一波的好友。第三股勢力來自「儲君」中國國家副主席習近平;習近平不希望對付薄熙 來的太子黨支持者,如劉源和張海洋。

作為放過參與薄熙來「陰謀」的高調同夥的回報,胡錦濤已取得前主席江澤民和下任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承諾,讓他在中共18大後留任中央軍委主席至少兩年。這將確保胡錦濤能繼續看顧他的團派親信,尤其在第六代新星正崛起並開始進入2017年中共19大的中央政治局之際。

目前各界的焦點皆放在18大即將公布的政治局常委名單上。值得注意的是,胡錦濤正引進數位團派成員和其他的親信進入政治局擔任委員,其中包括內蒙古黨委書記胡春華(1963年生)和湖南省委書記周強(1960年生)以及共青團中央書記處第一書記陸昊。

世界新聞網要聞組綜合15日電

中国国企改革是个政治问题

近来,国资委党委撰文称“理直气壮地发展壮大国有经济”,又刺激了各种反对的声音,国企改革的论战进入白热化程度。但是,随着中国经济数据的全面下滑,国企改革已经刻不容缓,中国经济应该开放由国企垄断与行政管制的市场空间给予民间资本,才有可能产生新的经济增量。

其实,有关国企改革的分歧,主要发生在政府部门内部,由此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人民日报》经常发出自相矛盾的文章,以及国研中心与国资委观点对立。民间舆论关于国企改革的纷争,更多体现的是由上而下的一种意识操纵。

中国执政党合法性的巩固,是通过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即“以发展求稳定”的逻辑。当经济增长放慢时,这种政绩型合法性就会受到挑战,并暴露出社会不公等深刻矛盾。

以 目前的发展模式,如果不打破政府管制与国企垄断,让市场自由配置资源,令人炫目的“中国快车”将很快熄火,政权的稳定性就会受到影响。因此,政府改革派希 望通过国企改革继续推动经济增长并实现社会公平,而保守派披着意识形态的外衣维护团体的既得利益,这种逻辑的尽头是重返计划经济与经济崩溃。

但是,国企改革之所以艰难,也不全是既得利益部门的阻碍,而是其关系到中国权力结构的变动,从而形成事实上的政治改革的格局。因此,国企改革是表,政治改革是里,改革变得更为谨慎,在体制内的争议也就更加激烈。

党 国体制的基础是党(党政不分)控制一切资源(所有权)。在计划经济时代,政府直接掌握企业所有权并通过这种产权来控制企业与职工。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 中国出现了产权结构的双轨制,即公有制与非公有制。政府可以将党组织建立在国有部门并直接控制这些资源(所有权),赋予他们垄断租金和特殊政策照顾,但在 非公有制经济部分,党因不掌握所有权而无法直接管理。

中国政治教科书长期传播马克思的一个观点,即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此,中国政府不会放弃对经济资源的直接控制,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但是,中国的权力体系在结构上与非国有经济部门没有联系,这 形成了一道独特的中国景观,社会分为“体制内”和“体制外”两个部分,而区分它们的是政府直接管理和控制权。

在启动改革之前,公有制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权的基础,但是公有制的低效又在削减政权的治理能力与合法性,就像苏联那样处于短缺经济的穷苦之中,这构成了改革的最初压力,但对国有企业治理上的“放权让利”并未涉及产权,国家财政越来越无法负担沉重的国有企业成本。

1990 年代后期,中国被迫推行了“抓大放小”的国企产权改革,其重要的逻辑是,放弃对庞大的国企职工的社会保障责任而将资源转移到对经济“制高点”的控制,并让 出部分市场刺激经济增长。为了防止垄断导致低效,中国政府在同一垄断领域设置了两家或多家国有企业构成内部竞争(比如通讯、电力、能源等领域),试图保持 活力。

尽管市场部门在国家权力结构中没有位置,对市场发展而言这是一个重大缺陷和障碍,但是,由于中国政府释放出来的市场增量空间快速成 长并实现规模膨胀,而且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吸引力大量国际产业资本以及政府大规模进入市场投资,政府失去了改革动力而享受“中国奇迹”带来的荣耀,甚至有 人陶醉在“中国模式”之中。

在1990年代后期启动的大规模国企改革之后,在产权双轨制的市场里,政府在经济快速发展中本能的重新扶持缩减后的国有经济,以防止外资公司与民营企业相对过快的增长主导经济,从而威胁到自己的地位。

在2002年召开的中共十六大上,中共提出了“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第十六届三中全会又提出“加快调整国有经济布局结构……增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大企业集团”等等。

市场感受到国有经济重新崛起,是在2004年实施的一场具有争议的宏观调控之后。一家民营钢铁企业被强制关闭,第一次引起市场关于“国进民退”的讨论,这种质疑一直持续到今天。

而 在本世纪的前八年,全球处于一轮繁荣周期之中,刺激了对上游资源的庞大需求,出现持续的大宗商品牛市。中国入世带来的外部需求、基础设施建设热潮以及重工 业投资,让处于资源垄断地位的央企水涨船高,为财政大幅增收做出了贡献。这种顺周期的繁荣,让一部分人误认为是央企经营能力的成功。

2008年爆发西方金融危机,让体制内对国有企业的崇拜达到了高潮,华尔街陷入“大而不倒”的困境,中国的官僚们则看到了央企对于经济稳定性所起到的作用,拥有信贷优先权与政策资源的央企被各地政府请去投资,“国进民退”现象在煤炭、电力等领域明显增加。

一 种被西方称之为“国家资本主义”的中国模式成为全球争议的对象,有的后发展国家开始模仿,而市场国家则抨击这种模式的不公平性与不可持续,这又被意识形态 者加以排斥并认为是阴谋。这是一种明显的误解,是被意识形态与利益蒙蔽的假象,事实上,中国模式已经暴露了不可持续的危机,生产要素的垄断与行业管制,已 经让这个国家的生产效率越来越低,并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的研究认为,国家需要提供博弈的基本规则,这些规则应该有两个目的:一个目的是界定形成产权结构的竞争与合作的基本规则,他能使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第二个目的则是在第一个目的的框架中降低交易费用以使社会产出最大化,并增加国家的税收。

但 是,诺斯发现,统治者寻求租金最大化的产权结构与降低交易费用、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体制之间存在着持久且不可调和的冲突,从而难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因为,政府面临着在保持租金最大化的国有垄断性的低效率产权与能使国家经济可持续增长以及国家收入最大化的有效率的产权之间进行选择。

他 推论说,为了使垄断租金最大化,统治者将避免触犯有势力的选民,因为如果这些有实力的集团财富与收入受到产权的不利影响,会威胁到统治者的地位,因此,统 治者会同意这些集团的产权结构而无视它对效率的影响。在中国,最有势力的选民无疑是具有垄断地位的国企集团,而且他们几乎等同政府本身。

事 实上,随着来自市场部门的资本存量迅速增加,使得现存体系变得不再稳定,固有的政治权力结构会被削弱。如果继续打破国有垄断与行业管制,国家权力基于产权 结构的安排必然陷入更大的不稳定性,这就是执政党在当前国企改革中的政治困境与潜在的不安全感。由于改革停滞、国进民退以及社会矛盾激化,相当一部分民间 资本随着移民潮而出逃,因为他们与执政党同样缺乏安全感。

在此之前,执政党巩固公有制经济的同时,在江泽民时代提出了“三个代表”的思 想,想从党的组织与国家权力结构上与非公有经济的部分发生联系。但是,这种联系是非制度化的而缺乏实际内容,仅有安慰性的政治安排。正如中国所发生的,民 营企业家与社会精英移民的数量远远高于进入体制内的规模。

近日,中办要求加强和改进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建设工作,要求实现50人以上非公企 业有党员。这种在非公企业加强党的力量的做法在很早之前就开始推进,但收效甚微。在非公企业建立党组织不可能处理好党对社会的控制与产权保护、经济增长、 阶层和谐等之间的关系,而且只会增加非公企业的不安全感。

问题的根源在于,党以产权为基础,很容易演变成特殊利益团体。执政党真正实现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应该超越产权结构,为全体国民与市场制定一系列民主的和法治的公平规则,并接受国民的监督。也就是说,党应该是“全民党”,其 执政基础是国民的支持而非对资源与产权的控制,否则,市场经济的演变必然与上层建筑发生不可调和的冲突。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特约撰稿人 张立伟

十八大代表是如何产生的

根据安排,十八大代表的选举工作将于6月底结束。要从全国8000多万中共党员中选出2270名十八大代表,并不容易。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组织部长韩勇曾在2011年11月一次讲话中提到,选举要按25个步骤进行。这个数字,足以体现选举工作的复杂性和严肃性。

  2012年6月8日上午,中直机关党代表会议在京继续,最终会议选出了中直机关出席十八大的代表108人。

  当天参加投票的党代表共是292人,一位代表说,整个投票过程大约持续了四五十分钟。在统计选票时发现了一张填写不规范的选票,被认定为废票,有效投票是291票。

  自2011年11月以来,中直机关工委与国内各级党组织一样,将选举十八大代表当成了一项重要任务。根据中央安排,本月底,十八大代表的选举工作将全部结束。

  从全国8000多万党员中选出2270名十八大代表,并不容易,要经过“自下而上、上下结合、反复酝酿、逐级遴选”多个过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组织部长韩勇曾在2011年11月一次讲话中提到,选举要按25个步骤进行。这个数字,足以体现选举工作的复杂性和严肃性。

  自上分配,自下选举

  6月10日晚,中直机关一位已当选十八大代表的基层党员说,在结果快揭晓的最后时刻,他很紧张,看到名单后心里一块石头才算落地。对他和他所在的单位来说,成为十八大代表意味着一种很高的荣誉。

  十八大代表名额比十七大增加了50人,达到2270名。十七大代表选举时,有38个选举单位,包括全国31个省(市、区)、解放军、中直机关、中央国家机关等,十八大代表选举时,增加到40个选举单位。

  根据党员数量和党组织数量,中央给中直机关分配了108个出席十八大的代表名额。

  要选代表,就要先产生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根据“应多于15%差额”的要求,中直机关至少要先产生125个候选人预备人选,实际产生了126人。

  那位基层党员所在的机构,是一个正部级的单位。中直机关工委向其分配了5个推荐候选人预备人选的名额。名额自上而下分配好之后,就是再自下而上的提名推荐了。

  4月初,经过单位各支部推荐提名后,他进入公示名单。“单位机关党委通知我时,我还很意外。”他说。

  按程序,这个部级单位的候选人初步人选公示一周,没有异议后正式上报。5个候选人预备人选中,有三名是领导干部,另两个预备人选为一线党员。

  这名基层党员干部是以“生产和工作一线党员”人选报送到中直机关工委的。今年的选举办法要求减少领导干部比例,提高生产和工作一线党员的比例,不少于32%,十七大时是要求不少于30%。

  “推荐的时候,有些人说我没戏。”这名党员干部说,毕竟单位有人当选全国党代会的代表是个崇高荣誉。但最终他还是成功当选。

  要征求党外人士意见

  中直机关紧锣密鼓地进行十八大代表选举时,各省的选举工作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40个选举单位中,31个省(市、区)是以“块”为单位的,中直机关、中央国家机关、解放军、中央企业系统等是以“条”为单位。

  以“块”为单位的各省(区市),党员更多,党组织层级更多,将产生十八大代表的大多数,他们的选举环节也相应更多。以江苏为例,在省委确定候选人预备人选名单时,省内各级党组织已经过三轮遴选,从推荐的3.7万名人选中,选出90名候选人推荐人名单。这90人还要经过三轮差额,才能选出68名出席十八大的正式代表(不含中央提名的两名)。

  3月20日,江苏省向中央部门汇报了这90人的情况,之后开始对相关人员进行考察,考察前按规定先发考察预告。

  为防止“带病提拔”,考察期间,江苏省委还就中央管理的干部以外的党员征求了省纪委的意见。中央要求,确定十八大代表候选人初步人选之前,要征求同级机关的意见,对金融机构、企业方面的人选,还要有针对性地听取行政执法、行业监管等有关部门的意见。

  3月30日,江苏省委常委会综合考虑中央对十八大代表的结构分布要求,从90名人选中确定了84名候选人初步人选。这84名候选人初步人选是必须要公示的。4月12日,省委召开全委会,再从84人中确定79名候选人预备人选。

  全委会召开之前,江苏省还向党外人士通报了初步人选的情况。这也是中央的要求,各省(区、市)召开全委会确定候选人预备人选之前,都要向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通报候选人初步人选的情况。这是自十七大开始的做法,意在扩大选举过程民主。

  这样的会议一般都由各省(市、区)委组织部长、统战部长出席,少数省区如新疆、西藏、辽宁的党委书记还出席讲话。

  5月14日,江苏省党代表会议在南京召开,直接差额选出了70名十八大代表。

  “没有任何人跟我打招呼”

  出席十八大的代表须由党代表大会(简称“党代会”)或党代表会议选出。山东、宁夏、上海、广东等省都是在今年党代表大会期间,由大会选举产生十八大代表。

  而江苏、辽宁、福建、河北等省去年已开过党代会,都是采取召开党代表会议的方式选举十八大代表。

  中直机关也是采取召开党代表会议的方式,选举十八大代表。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中直机关工委书记令计划到会讲话,对召开十八大的重要意义作了阐述。之后292名与会代表分组讨论了监票人、计票人的名单。

  每个党代表会议的代表都拿到了一份材料,是126名中直机关十八大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的情况介绍,上面有每个人的详细简历,还有他们工作期间的事迹、获奖情况介绍等,方便了解候选人的情况。

  “研究这些人花了一晚上时间。”一位代表说,当天晚上基本就在心中确定了108名人选。

  正式投票时,工作人员先向全体代表展示了空箱子,之后上锁。这位代表说,所有126名预备人选的名单,都列在一张A4纸上,每人名单后面有两个选项,分别是不同意和弃权,如果同意某个候选人当十八大代表就不用动,如果不同意就在不同意的方框内划“×”,如果要对某人弃权,也在弃权的方框内划“×”。

  在126人中选出108人,意味着有18人要被差额掉,代表们在选票上划“不同意”的人数不能少于18个。如果代表觉得126个预备人选之外,还有合适的人选,也可以另外提名写在同一张选票上。

  计票结束后,计票人先是将126人的得票数都读了一遍,顺序是按得票数多少。接着将当选的108人名单再读一遍,这次的顺序不是得票多少,而是按姓氏笔画为序。

  “负责地讲,选举之前,没有任何人跟我打过招呼,让我选谁不选谁。”一位参加投票的代表说。

  北京增加两个代表

  在“多于15%差额”的要求下,每个选举单位都会有人落选。

  铁道部有三人进入中央国家机关候选人初步人选行列,最终只有铁道部长盛光祖一人当选。

  从各个选举单位的情况看,落选的候选人初步人选,没有明显的整体分布规律。广东、江苏,“差额”掉的党员干部多于一线党员。

  截至6月13日,已经选出十八大代表的22个选举单位中,唯有新疆最后当选者的名单(不含中央提名)与公示的名单完全一致。

  已公布的十八大代表名单显示,十七届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大多是十八大代表。各选举单位的现职正省(部)级的干部,一般都是十八大代表。副省(部)级干部中,各省(市、区)的党委常委兼组织部长都是十八大代表,其他副省(部)级干部不一定都是。

  在中央国家机关中,国务院组成部门、直属机构的负责人,一般都是十八大代表,但也有例外。

  已公布的名单还显示,地方各省的(地)市委书记一般也是十八代表,行政首长很少当选。但甘肃和新疆有例外,甘肃13个地(市、州)中,有8个党委书记不是十八大代表,其中临夏回族自治州州长和兰州市市长当选;新疆13个地(市、州)中,伊犁、博尔塔拉、克孜勒苏柯尔克孜、吐鲁番、哈密、昌吉、克拉玛依等7个地方的党委书记没有成为十八大代表,而是行政首长(行署专员)当选。

  在初步人选名单公示后,还会有个别人在中途加入。如北京市4月23日已对初步人选进行了公示,近日中央又给北京增加了2个十八大代表名额。北京随后增加了2名初步人选,6月9日公示。两人分别是北京科技大学生物工程与传感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张学记和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鞍钢。

  江西也在4月对初步人选进行了公示,名单中有时任政协主席张裔炯,但5月底张裔炯从江西辞职,中央统战部副部长黄跃金空降担任江西省政协党组书记。6月1日江西省选出42名十八大代表,刚履新的黄跃金在江西当选。

  十八大召开前夕,十八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还要对所有代表进行资格审查,确定最终的代表名单。

钱昊平、周淇隽、翟曼,南方周末

美國拒絕王立軍的政治庇護是很自然的事

《大事件》記者 柯宇倩
 
熟悉中國公安體制

高光俊畢業於西南政法學院(現西南政法大學)刑事偵察系,西南政法學院當時中國唯一一所重點法學院,有中國法學界的黃埔軍校之稱。1979年,高光俊進入西南政法學院時,正逢中共建政以來第一次招收刑事偵察專業學生,因此許人在進入西南政法學院前,不知道有此專業。

“我們原先都是報法律專業,進去後,約100個人選入刑事偵察專業。”校方給與學生一個月的選擇期,有人回到法律專業就讀,有人則留在刑事偵察專業裡,高光俊和現重慶市公安局局長何挺都屬於後者,也有人從法律專業轉到刑事偵察專業,現任的公安部副部長楊煥寧就是從法律轉刑事偵察。

刑事偵察專業的學生,畢業後由公安部統一分配在全國公安系統工作,高光俊1983年畢業後,公安部從97名畢業生中挑選11人到北京公安部,高光俊是其中一人,他被分配到北京中央人民公安學院(現中國人民公安大學)的公安二室(現偵察系),教授刑事偵察。期間高光俊曾參加中國公安統編教材委員會的系統教材編寫,且有近一年的時間在北京公安局工作。

1989年的64天安門事件中,高光俊因為策劃北京警察上街遊行,於1991年被逮捕,之後成功逃脫,1993年抵達美國,繼續攻讀法學碩士,之後,考取紐約執業律師執照,從事法律工作至今。

由於西南政法學院許多學生畢業後都服務於中國的重要機關,高光俊在中央人民公安學院培養出的學生,如今也幾乎都在中國公安系統工作。因此,高光俊所認識的中國法學界,特別是公安系統人士較多,加上立軍、薄熙來事件的發生地,正是高光俊求學之地,重慶的公安法司人員有八、九成畢業於西南政法學院,使得高光俊對薄王案有更深一層的瞭解。

王立軍事件疑點

1. 王立軍主動走出領事館?

目前,高光俊經手的移民案較多,特別是政治庇護一項,高光俊本身也是透過政治庇護的方式移民美國。王立軍進入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目的就是尋求美國的政治庇護,但30小時後,王立軍離開美國總領館。

高 光俊對《大事件》指出,王立軍尋求美國政治庇護一事,美方的說法是,並未明確拒絕王立軍,而是王立軍主動離開,這說法不大可信。因為,王立軍已感覺到生命 受威脅,他從重慶跑到成都,就是希望得到美國的保護,且外頭有大批軍警包圍、前途未卜的情況下,王立軍即使被北京帶走,也肯定被關入監獄中。

高光俊認為,王立軍帶了方方面面的資料進入美國總領事館,就是作為交換政治庇護的條件,而重慶有10多外國領事館,王立軍選擇美國,而不考慮其他國家,可能原因就是美國更有影響力,更有能力與中國打交道。將希望全寄託於美國總領事館的王立軍,如何會主動走出領事館?

2. 美國領事館沒有接受政治庇護的義務

“我 覺得,美國沒有給王立軍政治庇護,是完全正確的決定。”高光俊對《大事件》指出,按照美國領事館的管轄範圍,領事館沒有接受政治庇護的權限。美國規定,申 請政治庇護者,人必須在美國境內,美國領事館或許能勉強稱為美國領土,但條約也明確指出,領事館並沒有接受外國公民政治庇護的義務。

當牽涉到兩國政治、外交關係時,美國的法律規定也可以有例外,高光俊說,方勵之事件就是一例,但當時美國總領事館並未直接給與方勵之政治庇護,而是等方勵之抵達美國後,美方才完成政治庇護的手續,且當年國際間給與的人權壓力也不同,美國政府願意不惜代價達成許多協議。

高光俊對《大事件》解釋,現在於美國申請政治庇護的中國人,申請通過後,如欲讓家屬也到美國,美國領事館的作法是給與家屬兩個包裹,一個包裹給中國的海關看,名義可能是到美國訪問、探親,另一個包裹是給美國海關看,顯示其為政治庇護者的家屬。

如 果不能申請政治庇護,又想尋求美國政府的保護,第二條途徑就是申請難民。“難民是聯合國制訂的計劃,美國也參於其中,聯合國在泰國設有難民辦事處,但成都 沒有難民辦事處。”高光俊解釋,雖然美國領事館有時也是保護難民、政治人物之地,但極少發生這種情況,多半為戰爭時期,如越戰時,大量南越難民逃到美國領 事館中,美方甚至派飛機將難民接到美國,但這些人也是抵達美國後才完成法律手續。

3. 王立軍不符政治庇護條件

更關鍵的問題是,王立軍不符合申請政治庇護的條件。高光俊對《大事件》表示,申請美國政治庇護,首先是因為受到政治、宗教、種族等方面的迫害,生命受到威脅,這點王立軍勉強說得上,但還有一點,如果申請者曾經參與迫害他人,則美國不會給與政治庇護。

“王 立軍是公安局局長,尤其在重慶的3年零8個月期間,在其手上受迫害的人、發生過的命案不計其數,美國怎麼可能給這樣的人政治庇護?”在高光俊接手的案子 中,也有位20多年經驗的派出所警察,雖然並未親自參與迫害人權之事,但因為他擔任戶籍警察,在申請政治庇護的法庭上,法官問:“你做戶籍警察時,遇到計 劃生育超生者怎麼辦”時,被告知必須如實回答的這位警察,答道:“如果遇到超生,會將名額上報”,因此,被法官和檢察官認定此人參與迫害之事,拒絕其政治 庇護申請,此案目前還在上訴。

不光從法律規定上來說,美國不能給王立軍政治庇護,從外交上來說也不合適。高光俊對《大事件》指出,當時,習近平就要訪問美國,美國沒必要因為此事得罪中國政府。

從 實際情況來看,王立軍在領事館停留時,領事館外也被大量軍警包圍,高光俊認為,中共不致於闖入領事館內搶人,但美方可能一方面安撫王立軍,另一方面也與中 國政府達成某種協議。“從後果來看,我相信,這件事中國政府更應該感激美國領事館的作法,因為,成都總領事館始終都沒有暴露太多信息,也沒有將王立軍硬收 在領事館中。”

部分美國國會議員批評奧巴馬政府所做的決定,認為應該給王立軍政治庇護,因為王立軍可能提供有價值的情報信息,如海伍德死因、中共內部運作機制等。高光俊對《大事件》表示,王立軍對國家安全情報的作用不是太大,他只是地方的公安局長,並非安全部官員。

從以上幾點來看,高光俊認為美國拒絕王立軍的政治庇護是很自然的事。(《大事件》)





「僅憑骨灰查找死因 機會極微」李昌钰谈李旺阳案

    (星島日報)湖南邵陽「六四」鐵漢李旺陽離奇死亡,且遺體迅速被火化。儘管當地政府一再表示將委託權威部門驗屍,但多位維權人士對於政府能否查出並公布死因不報希望。華裔神探李昌鈺15日表示,遺體一旦火化,除非是重金屬中毒,否則僅憑骨灰查找死因,機會極微。

    「六四」鐵漢李旺陽,於本月6日被發現死於湖南邵陽醫院病房,後被當地政府要求強行解剖,並於9日火速進行火化。堅稱李旺陽為上吊自殺的湖南省公安廳發言人在接受媒體訪問中稱,將委託湖南省外權威法醫鑑定機構驗屍,會將結果及時向社會公布。

     此外,中國公安部特邀刑偵專家歐桂生接受傳媒查詢時說,即使遺體已經火化,只要驗屍過程嚴謹、科學,還是能查出死因。然而,華裔神探李昌鈺表示,要確定是否為中毒死亡,尋找出中毒原因及毒物,需要對人體組織或血樣進行檢驗。

    李昌鈺說,一旦屍體火化,毒物在火化過程中氣化,則再高深的技術也不可能查找出中毒原因及毒物。除非,中毒物為重金屬,屬於不可氣化之物,當屍體火化之後,重金屬成分仍遺留在骨灰中,可經由骨灰檢驗查找出。因此在一般情況下,僅憑骨灰是很難查找出死亡原因,尤其是中毒原因。

    此外,李昌鈺在談起其豐富的辦案經歷時表示,證物十分重要,但有時還需要配合正確的案件偵辦思路。他並談到之前曾協助遼寧省公安廳偵辦的一個劫殺出租車司機案件。李昌鈺說,當時,公安人員在距離案發現場很遠距離的一處荒郊找到已經被燒得面目全非的出租車,看似理不出破案的頭緒。然而,其實只要測量出車內油箱的儲油量,則可判斷出劫匪的去向。

    李昌鈺解答到,如果車內油箱沒有油,可以推測出劫匪為棄車逃匿。如果油箱內還有油,則可推測出劫匪已經到達了目的地。結果顯示,被燒焦的出租車內還有大半箱儲油。

    同時,由案發地至發現證物地點之間的距離,推測出劫匪在逃離期間需為車加油才可能達到該地點,進而尋找劫匪進行加油的加油站,走訪並瞭解出劫匪的樣貌及人數。最終,案件獲得偵破,三名劫匪在距離棄車地點不遠的當地村落被捕。

李旺阳之死是新一轮镇压的预演

     来源:参与 作者:巩磊
     
    (参与2012年6月16日讯)中国目前经济增长乏力,投资消费都在减速,甚至是负增长,但是有一个部门却如雨后春笋超常规扩张膨胀,那就是武装 警察。最近山东的省会济南,随处可见派出所急剧建立派出所XX警务室、派出所XX联勤点,派出所流动工作车。。。。。。在繁华闹市,在公园、在人们经常聚 集的地方、在大学的每个出入口,派出所的门头纵横交错,隔路相望。在加上城管、武警巡逻,中国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警察国家。
   
     中国警方往往狡辩:中国人均警察拥有量世界上是低的。但是,他们却没有把协警、雇佣的临时工、公安管辖的保安队等等计算在内,而这些人比在编的正式公安人 员要多。如在软禁监控陈光诚案的几十人中,真正的国安公安人员很少,绝大部分是雇佣的社会上的流氓、打手及黑社会成员。而目前监控软禁山东民主人士孙文广 的人,也大部分是协警和临时雇佣人员。这样做的最大好处当然是打死人可以推脱到临时工身上,与公安警察无关;再就是经费可以以“维稳”的名义无限制的申 请、拨付,而不占用公安的经费预算。所以,维稳经费超过军费,公安要多少钱财政就拨付多少钱!讲政治,政治立场是万万含糊不得!
   
     目前中共为了保证18大的召开,各种“维稳”措施迅速升级,李旺阳的死绝不是偶然的,孤立的,而是有预谋、有步骤的进一步镇压民运人士的开始,从秦永敏的 失踪,胡佳、冯正虎的软禁,全国各地公安的迅速扩张扩建,6月15日夜装甲车低调进香港,说明了中共强化专制独裁、阻止民主进程的新布局!
   
     而据传,宣传部门近日也下达了进一步控制记者,加强新闻报道管制的文件。这说明,中共一概善于“外松内紧”,为了一党之私,置亿万黎民政治改革的呼吁于不顾,一意孤行,自绝于人民,自绝于普世价值,自绝于世界民主进程的大潮!
   
    参与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薄熙来18前将被开除党籍,但避免进行公审

    (世界日报) 西方国家外交官和中国分析家指出,正在准备18大的中国高层,可能将以不引人注意的方式,从速处理薄熙来一案,似乎会在18大召开前将其开除出党,避免进行公审,也避免让大众检视薄熙来所代表的中国政治体制。
   
       熟悉中国高层领袖的一位西方外交官说,薄案将很快处理,就在秋季举行18大之前。

     中共过去通常以贪腐罪名,撤掉权势强大官员的职务,如1995年失势的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和2006年被撤职的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
   
     薄熙来的哥哥薄熙永是在香港上市的中国光大公司的副董事长,弟弟薄熙成是一家国有企业的董事,妻子谷开来的两个姊妹经营的企业,资产遍及深圳和英属维京群岛,拥有1亿多美元资产。
   
      分析人士指出,薄熙来及其家族的行为,在中共政治局成员中是普遍现象,如果公审薄熙来,高层的贪腐和体制的弊端将暴露无遗。
   
       华盛顿的布鲁金斯研究院学者、中国问题专家李成说:「事实上,许多领导人都贪腐,中外媒体将继续关注、中国老百姓也将继续谈论贪腐问题。但在薄案上,中共将强调其他方面的问题,如刑事犯罪。」李成认为,谷开来也将面临贪腐指控,但不会在18大之前。
   
       中国高层希望,对薄熙来的任何处理都应被广大民众接受。但在腐败丛生的体制下,以贪腐名义审判薄熙来,可能不会通过民众的检验。
   
      香港中文大学的中国问题观察家林和立说:「薄熙来垮台不是贪腐问题所致,而纯粹是政治斗争。为了在18大前维护党的团结,中共中央将把薄案作为个案,不 会涉及到其他高层,也不会以经济问题起诉。」他说,「薄熙来与其他党内高层相比,贪腐问题并不严重。因此,以贪腐起诉也站不住脚,还会波及他人。目前,党 的团结和稳定最为重要」。

冤大头!欧洲杯"中国烂尾工程"最高亏25亿 中铁出钱挽救

中海外中标波兰一段高速公路的修建工程成为了欧洲杯“烂尾工程”,波兰政府警告,欧洲杯期间,在这条公路的“中国路段”会有绕道。整个项目因成本管理失控、无法获得合同外工程变更补偿等种种原因,面临3.17亿欧元约合25.45亿元人民币的潜在亏损。

  “中国速度”不仅使国内高铁产业受到重创,令铁道部门公信尽失,目前在快速进军海外市场的道路上,也屡屡遭遇波折。

  国资委相关负责人向《华夏时报》记者证实,中国海外工程总公司(以下简称中海外)牵头的波兰高速公路项目因中海外赔光家底而失败,正面临索赔,国资委 已经追究了其母公司中国中铁(601390)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中铁)的责任,并责令中国中铁对中海外进行清查。“项目失败原因是双方面的,有中 海外低估了项目成本价的责任,也有波兰供应商联合涨价封杀中海外的因素。”该人士说。

  中海外遭波兰供应商封杀

  2009年9月,中海外中标波兰一段高速公路的修建工程,这是欧盟国家首个正式交付给中国人的建筑工程。但就是这首个中国在欧盟的建筑工程,目前却已 经因为当年中海外没有准确地估算出工程成本价,加上波兰供应商联手涨价封杀中海外,导致实际造价远远高于中标价,中海外赔光家底,不得不停工。

  国资委内部人士告诉《华夏时报》记者,中海外为了这个项目已经赔上了所有家底,所以才被迫停工。“方远明已经被免去中海外总经理的职务,降职为副董事长。”

  “中海外此次失败,原因比较复杂,但不是中海外单方面的,双方都有原因。首先是中海外自身在工程测算的时候少算了50万立方米的土方工程,导致项目本 身已经无利可图,但这还不至于导致亏损;导致亏损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波兰方面的原料供应商联手封杀中海外,一致提高供应价格,导致中海外原材料成本暴涨,大 幅度亏损。”上述国资委人士告诉记者, 项目中标正好赶上2009年金融危机的时候,当时波兰各种建筑原材料价格普遍较低,按照当时的原材料价格,中海外承建项目还不至于亏损,但因为中海外与波 兰供应商关系并不稳定,与波兰供应商签署了不利的供应合同,2010年后波兰经济复苏,波兰国内原材料大涨,波兰供应商在此大涨的基础上又联合封杀中海 外,超过市场价的大幅度提高原材料成本价,导致中海外最终亏光了家底,无奈停工。

  中海外是中国中铁的全资子公司,作为中国中铁开展海外业务的“旗舰”,中海外是最早进入国际工程承包市场和劳务输出领域的中国国有企业。

  此次波兰项目是位于波兰马佐夫舍省维斯基特基县的波兰A2高速公路,由中海外牵头,中铁隧道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建工(600170)集团和波兰贝科玛有限公司组成的联合体中标。

  当时,有德国媒体称,此前欧洲对中国承建欧洲高速公路的担忧首先在波兰应验,波兰项目被来自中国的同行拿走合同令波兰建筑界感到不安。他们指责中国凭 借低价获得合同,称中方报价为3.4亿欧元,仅仅是波兰道路建设总局估算成本的一半,担心不能按时完工,并怀疑中国人修建的高速公路是否能够完全达到欧洲 标准,甚至炒作由此带来可怕的中国移民潮。

  但面对波兰建筑界的质疑,波兰官方因为价格问题一直支持由中国公司承建高速公路。波兰基础建设部部长格拉巴赤克甚至对媒体称,“我们相信中国速度。”

  当时波兰对该项目的预算为28亿兹罗提,而中方报价只为13亿兹罗提。

  国资委上述人士告诉记者,当时正值中国走出去,中海外希望以低价打入欧洲基础设施建设市场,并从中获得经验,所以意识到核算错误后并没有违约,而是如期开工建设。

  对于项目成本核算错误的问题,联合承包商之一中铁隧道的相关负责人称,在投标时波兰提供的项目功能说明书描述不清,且地质情况复杂等原因,导致合同执行中实际工程量与投标工程量出现较大偏差。

  亏损最高可达25亿元

  中海外联合体是于2011年5月中旬,因拖欠分包商工程费用而被迫停工,整个项目因成本管理失控、无法获得合同外工程变更补偿等种种原因,面临 3.94亿美元约合25.45亿元人民币的潜在亏损。最终,业主波兰高速公路管理局(以下简称管理局)公开宣布解除与中海外联合体签署的工程承包协议。

  6月13日,管理局宣布终止合同时,波兰高速公路管理局法律科主任特罗申斯基对外透露,双方在合同终止前进行了将近一个月的磋商;磋商未果的主要原因在于额外资金支付的分歧,中方因工程成本超标而要求波方额外支付2.5亿欧元。

  根据惯例,管理局可因天气变化等不可预期的因素,向项目承建方支付超出合同金额一定比例的资金,一般在10%以内。特罗申斯基称:“像中海外这样,要求多支付的额外资金达到原价格(合同金额)的80%,是完全不可接受的。”

  对于中方所述的投标时波兰提供的项目功能说明书描述不清,特罗申斯基表示,承建方称工程成本超标的主要原因是,项目投资方的设计方案存在缺陷。但根据中海外承建A2公路的合同规定,中海外同时承担工程设计和建设工作。因此特罗申斯基认为没有理由要求波兰支付额外款项。

  目前,特罗申斯基对外称,波兰高速公路管理局已向中海外以及联合体发出索赔律师函,索赔估算为7.41亿兹罗提约合17.51亿元人民币,同时,该管 理局也已向于2009年出具的“无条件见索即付保函”的中国银行(601988)[3.08 1.65%]和中国进出口银行发出律师函,并已收到这两家银行回复的收件确认函。波兰法律允许被通知方在收件后30天内予以正式回复。

  特罗申斯基称,波兰方面仍在计算损失,波方的工作重点是尽快完成剩余工程的建设。

  但特罗申斯基同时称,索赔律师函只是向中海外及其联合体索赔的第一步。由于包括中海外在内的联合体4家公司未能完成A2高速公路的建设,在今后3年内,将被排除在波兰道路建设项目之外。

  中海外除了在筑路合同终止后,中海外联合体1.3亿兹罗提约合3亿元人民币的银行保证金已经被冻结,还有多家分包商和供应商向波兰法院对中海外联合体提起诉讼,要求其赔偿拖欠的工程款项。

  中国中铁(601390)将注资挽救

  “中海外为了完成该项目,目前赔光了所有家底,才不得不停工,现在又遭遇波兰索赔,中国中铁已经打算注资中海外,来挽救这家企业。”国资委上述人士告诉记者。

  该负责人称,由于中海外是属于中国中铁的二级公司,并不归国资委直接管理,所以中海外总经理方远明的任免权、对中海外的审计以及对中海外的注资,均由中国中铁负责,而国资委不会越权对其进行审计。

  国资委上述人士认为,目前中国不论是在国内建设还是在海外发展领域,为了发展速度而做出的牺牲都到了该深刻反思的时候了。

  如今,“中国速度”这个词备受关注。刚刚过去的5年,中国创造了若干令世人惊奇的速度,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海外投资首超日本位居 世界第五,中国的“高铁”创造了480多公里的最快的世界速度,中国的大飞机项目也在加速研制中,但在“7·23”动车追尾事故中,“中国速度”却成了中 国尤其是铁道部门的耻辱。

  联合国贸易发展组织2011年7月26日发布《2011年世界投资报告》。报告指出,2010年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首次超过日本,达到创纪录的680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五。

  但报告也指出,目前中国的对外投资仅为量的巨增,尚未达到质的飞跃。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存量不到3000亿美元,低于许多发达国家的国际化水平。多数跨国企业依然是“点式”和分散的对外投资,而非真正拥有全球一体化的生产体系和完整的全球产业链。

  特罗申斯基在分析中海外投资失败时说,中海外并非没有能力完成建设,我认为只是他们不知道如何在波兰这样的市场进行组织。建筑商在波兰市场必须拥有从 分包商到供货商的固定网络,才有能力组织起整个“生产线”;但中海外不具备这个条件,因为工期紧张,中海外还被迫与分包商签订对自身不利的合同。

  国资委上述人士也告诉记者,中海外事件提醒中国企业,中国海外投资更要注重质而不是量,更要注重分析地域的不同性。比如中国企业之前在非洲等发展中国 家的海外投资取得了成功,但这种模式不可复制,比如欧洲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完全不同,低价竞争的“中国速度”是不可复制的。

冤大头!欧洲杯"中国烂尾工程"最高亏25亿 中铁出钱挽救


  A2高速公路连接波兰华沙和德国柏林,是打通波兰和中西欧之间的重要交通要道。

  
冤大头!欧洲杯"中国烂尾工程"最高亏25亿 中铁出钱挽救


  波兰A2高速公路建设工地。

  
冤大头!欧洲杯"中国烂尾工程"最高亏25亿 中铁出钱挽救


  与中国建筑商签订承包合同已经近三年,工程却依然没能完工。波兰政府警告,欧锦赛期间,在这条公路的“中国路段”会有绕道。

  
冤大头!欧洲杯"中国烂尾工程"最高亏25亿 中铁出钱挽救


  2011年3月31日,波兰,NOWYTO-MYSL爬行动物专家正将两栖类的动物从工地的一边搬到另一边。在高速公路的建设中,业主还要求为方便动物活动建设特殊隧道。为搬运蛙类中海外不得不停工两周。

  
冤大头!欧洲杯"中国烂尾工程"最高亏25亿 中铁出钱挽救


  2011年3月31日,波兰,NOWYTO-MYSL爬行动物专家正将两栖类的动物从工地的一边搬到另一边。在高速公路的建设中,业主还要求为方便动物活动建设特殊隧道。

  
冤大头!欧洲杯"中国烂尾工程"最高亏25亿 中铁出钱挽救


  2009年9月28日,中国驻波兰大使孙荣民,波兰共和国基础设施部部长策塞利·格拉巴尔赤克(Cezary Grabarczyk)、波兰高速公路管理局局长莱赫·维特茨基(Lech Witecki)均出席了A2高速公路项目A、C标段的签约仪式。

  
冤大头!欧洲杯"中国烂尾工程"最高亏25亿 中铁出钱挽救


  2009年12月10日,波兰A2高速公路建设工地,工人们正在施工作业。

美媒:中国共产党象一个利益俱乐部 双规会员罕见一瞥

中共党员能捞到很多好处,官员们通常能享受到政府配发的汽车、无止境的花销及得到这一“俱乐部”里潜在的利润。该“俱乐部”成员控制着(中国大陆)每一层政府及利润最为丰厚的国企。

  然而,也存在一个严重缺点。当党员们被抓到“违规” – 或者仅仅是得罪了上司 - 他们都可能被拖入一个苏维埃式不透明的纪律机器,名叫“双规”,遭受肉体折磨和残酷的、剥夺睡眠式的审问。

  看起来,这些都发生在了薄熙来身上。自三月中旬,这名野心勃勃的政治人物被罢黜其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职务后,就再也没有公开露面。后来他被控“违纪”,并从中央政治局内除名。

  被拖入这一拘留系统的人,几乎没有人能毫发无损。据中国国家新闻媒体报道,在过去十年中,有数百名官员自杀,或在长达数月的秘密禁闭中神秘死亡。专家们说,一旦审讯员获得了满意的“招供”,被拘留者通常就会被开除党籍及没收财产。

  着名的辩护律师丁锡夔说,“仅双规这个词就足以让官员们恐惧得发抖。”

  虽然北京领导层还未透露对薄熙来案调查的细节,有业内人士说,它涉及几项指控,包括腐败、监视、及阻碍对其妻子的司法行动。薄熙来的妻子谷开来卷入了英国商人尼尔-海伍德的死亡案。

  两名获悉薄熙来案简报的消息人士表示,薄熙来的麻烦包括他试图爬入最高层,而讨好军方。消息人士称,对薄熙来的审问,除了有来自中纪委的审问人员,军队政治部也在发挥作用。

  据数名获悉该案调查简报的人士介绍,相反,对薄熙来的妻子谷开来的案情,正在作为一个普通刑事案件处理。

  双规曾在内战期间,被红军用于惩罚士兵。在过去十年中,它已经变得越来越制度化。

  据香港中文大学访问学者Flora Sapio表示:然而,保密、隔离及严酷的审讯手段仍是这一系统的特点。

  Sapio女士说,保密是为了避免公众获悉一些细节,这些细节可能会损害到党的形象,并限制住任何可能损害更高层“食物链”上的利益。依据历史经验,当局不可能会公开很多对薄熙来的指控,或导致对他的正式起诉。

  Sapio说:“就象你掉进了一个法律黑洞”,当局不允许家人探视,也不许他们聘请律师。 “一旦被召唤进去,几乎没有人能以一个自由身走出来。”

  一名前浙江省宣传局官员十年前曾受到审讯。他说,有两个月,他被“关”在一系列的酒店房间内。他被用电视天线鞭打,连续12天不让睡觉,直到他开始产生幻觉。窗户是纸煳的,一盏红色灯泡每天24小时都亮着。

  这名48岁的男性官员说,“最后,我已经筋疲力尽,我同意对我的所有指控,即使是假的。”他要求匿名,因为他希望有一天能够恢复其政府工作。该名男子说,他是因阻止老板的裙带关系而惹恼了老板,进而被拘留的。

  极少有对中国拘留制度的官方研究,但据官方新华社报道,从2003年至2008年,有超过88万名中共党员遭到处罚。目前尚不清楚有多少人被开除出党,但新华社报道说,仅有2.5万名官员被追究刑事责任。

  薄熙来在重庆期间,充分利用了这一系统来打击罪犯及那些被他视为的“政敌”,导致成千上万人被捕,一些人被处决。据官方新闻媒体报道,原重庆公安局副局长彭长健在被审讯过程中心脏病发作死亡;重庆交管局局长陈洪刚,被报道在用头部撞墙后死亡。

  由中纪委展开的调查,其决定必须经高层领导批准。最近一个高知名度的案件涉及到倒台的前中国铁道部部长刘志军。上个月,当局宣布将他开除出党,中国国家媒体形容刘志军“道德败坏”,除了收取了超过1.57亿美元的贿赂外,据说刘志军还有十几名情妇。

  在另一起案件中,原杭州市副市长许迈永,去年被以挪用超过3200万美元定罪后,遭到处决。

  在其他方面的越线也可能会遭受调查:福建省一名村主任吕江波,因组织反对(当局)非法侵占土地的抗议后,被判11年徒刑。

  位于北京的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何家弘称,双规的运作与很容易受中共地方官员控制的地方法院分离,这就使双规成为一个反腐败斗争的重要工具。他说,“虽然我们批评‘双规’超越了法律框架,但它相当有效。”他补充说,“就象人们通常讲的,双规所需要的就是一张纸、一支笔和他们的嘴。”

  由于人们普遍仇恨这种官方腐败,因此在草根阶层,人们对被双规的官员很难会感到同情。

  2011年4月,当局罕见地邀请了一位叫楚朝先(Chu Zhaoxian音译)的博主,参观了一个看上去现代化的双规中心。他在网上发布了一些图片 - 后来被删除 – 显示了具有“先进设备”的一个个房间,可以测谎。审讯室里还有“防止发生意外”的填充墙。

  他写道:“别被邀请来这。如果来了,你的日子就会度日如年。”

  不过,对这一带有恐吓审讯的系统是否有吓阻效果,仍存在疑问。

  一名年轻的官员说,“双规一点用都没有,因为腐败无处不在”,“他们可能会双规一些领导人,但新领导人会象前任一样腐败。”

欧盟年内19次通报中国大米制品涉及非法转基因

尽管中国政府从未允许在境内主食作物领域进行转基因商业种植,但在中国出口欧盟的大米制品中,“非法转基因”却被屡次查获。

  6月6日,欧盟发出《欧盟食品和饲料快速预警通报》(下称“预警通报”),称在输欧大米制品中检出“非法转基因”。而自2012年开始,欧盟已经19次通过预警通报指出从中国进口的食品中检出非法转基因。

  尽管转基因水稻在国内尚未批准商业化种植,但农业转基因技术专家表示“确有转基因水稻种子流出种植”,只是传播面积一直没有明确数据。而农业部虽然每年都会检查转基因生物的研究、管理和安全情况,但却从未公布过。

  19次查获非法转基因

  根据欧盟食品和饲料委员会每周发布的预警通报,今年以来,中国输欧米制品已经有19次被查出含有转基因成分,其中一次标明是含有Bt63抗虫基因,其 余未标明是何种基因。所涉及到的产品品种为米线、米粉制品。此外其他食品,如饼干、芝麻汤圆等,也数次被检出含有转基因成分。

  实际上,自2006年起,含有Bt63转基因的中国米制品就出现在欧盟的预警系统中。2011年,因频频出现在预警通报上,加之当年欧盟委员会食品与 兽医事务处访华代表团关于中国大米受转基因污染影响的报告,去年底欧盟委员会发布《对中国出口大米制品中含有转基因成分采取紧急措施的决定》。

  根据这个决定,欧盟27国对中国25种米制品采取强制性转基因成分检测,并依据检测结果采取退货和销毁处理措施。据了解,欧盟最新的管控系统能够检测 出大米产品中的26种转基因物质,欧盟要求中国官方必须在向欧盟出口前批批提交米制品的检验报告,表明是否含有转基因成分。而且,欧盟成员国还要加强抽样 和检测的频率,使抽样和检测覆盖所有中国进口的米制品。这被称为中国米制品史上最为严苛的入境检查。

  “按照欧盟的规定,如果人用食品或者动物饲料含有0.9%以上的已被欧盟批准的转基因物质的农作物,产品标签必须标注。”中央民族大学生命与环境科学 学院教授薛达元解释,所谓0.9%,如果一块饼干所用主要原料是面粉,但同时也用了米粉,若米粉中含有的转基因大米达到米粉的0.9%,即需要标注。

  2010年,绿色和平调查显示,中国境内已经有非法销售的转基因大米和在米粉等食品中发现转基因成分。对于今次欧盟的预警通报,绿色和平食品与农业项目主任方立峰认为,这有可能说明国内现在仍有转基因水稻非法种植,或者是前几年收获的转基因大米刚刚进入流通渠道。

  而在中国农科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农业部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下称“转安委”)专家黄大昉和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院长罗云波看来,如此多的预警通报未免有利用技术规范进行贸易博弈的嫌疑。罗云波曾是第一届转安委专家组成员。

  各执一词

  迄今为止,在WTO框架下,关于转基因农产品贸易,欧盟和美国各执一词。

  欧盟要求进口的转基因农产品必须强制性加贴标签,而美国反对,认为这是利用技术壁垒进行贸易歧视。中国亦要求出口到中国的转基因农产品须预先取得安全证书和批准方可进口。

  但这些米制品在中国和欧盟都无法贴上转基因的标签,因为中国农业部虽然在2009年为两个转基因水稻品系颁发生产应用安全证书,但尚未批准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种植,而欧盟亦未批准Bt63基因在其区域内为合法物质。

  记者就为何会出现如此多的非法转基因预警通报致函农业部,截至发稿时未得到回复。欧盟方面表示将尽快回复,但需要时间。

  尽管官方没有明言,但转基因技术专家表示,试验中难免有种子流出,收获后的大米常常混入普通大米进入流通渠道,这都是因为“监管太难”。

  “我们转基因试验的每一个步骤,都是要上报的,只有经过农业部批准才能做。”华中农业大学作物遗传改良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植物基因研究中心教授林拥军表示,试验的每个环节都是严格按照2001年开始实施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及实施办法来进行的。

  在转基因监管方面,农业部门的主要职责是“源头管理”:包括研发单位管理、种子审定时的转基因检测、种子经营企业培训与监管以及农产品加工企业的转基因生产许可证管理制度。

  据了解,转基因植物品种在培育出来后,需要经过安全性评价阶段,才能获得安全证书。

  安全性评价阶段包括实验室、中间试验、环境释放和生产性试验四个阶段。

  “实验室阶段,包括在温室内的阶段,范围可以控制。”黄大昉表示。

  而中间试验阶段,据林拥军介绍,试验田一般选择在农场里面,或者农科所里面,田地处于完全封闭状态。

  林拥军表示自己实验室的试验田四周有2米深2米宽的“护城河”,以及3米高的围墙。“在早期试验和中试阶段,管理是很严格的。因为安全性试验刚刚起步,对早期材料要求也很严格。”

  但环境释放阶段就要求到不同的水稻产区检验植物是否适应不同的气候和生态条件,“这就要和农民合作了。”黄大昉表示。

  下一步,“按照《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有关转基因试验的实施办法的规定,生产型试验要求至少3个点种植,一个点面积超过45亩,这个时候管理不可能像中试那么严格。”林拥军表示,如果再像中试那样做成碉堡,成本就太高了。

  按照规定,环境释放和生产性试验产生的试验结果(即收获的水稻)应该统一回收处理,“但是不排除农民看到这种水稻不用农药、节约人工,就私自留藏。” 黄大 表示,在这个过程中,有时也会有种子公司介入私自育种,“这让问题变得更为复杂,”并介绍,在中国研究实验抗虫棉时,就有这种情况,当时农民“非抗虫棉不 买” 。

  而薛达元表示,《条例》虽然规定了种植面积,但在实际操作中,科研人员几乎都扩大了种植面积,达到几百亩甚至上千亩,这就使得管理更加困难。

  除了被动流失,一些科研人员也创造机会造成转基因水稻种子的“主动流失”。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转基因科研人员表示,确实有些科研人员未经申报就擅自进行试验。

  此前,绿色和平组织调查显示,早在2005年,湖北多个地方的种子市场、农技站和种子站就在非法售卖当时尚未通过安全审评的转基因水稻。2010年, 该组织的调查发现湖北和湖南等地仍旧存在违法转基因稻种的销售。第三方的检测结果显示,这些转基因稻种的品系为Bt63,正是华中农业大学张启发团队获得 安全证书的品种。

  而对于去年有媒体报道的农业部联合环保部、卫生部等进行的中国第一次大规模调研转基因生物安全,该研究人员称并不知情,同时表示“每年农业部都会组织 专家和地方管理部门检查转基因研究进展和生物安全性情况,研究进展和安全管理的检查结果我们都是清楚的,但是不一定要公布。至于非法试验,惩罚措施通常是 内部进行罚款和通报批评。一定范围内吸取教训惩罚不当行为就够了,没有必要大肆宣传,毕竟没有像三聚氰胺和瘦肉精那样造成实际的安全问题。”

  在黄大昉看来,农业问题比较复杂,面对千千万万的农户,同时中国有8700家左右种子公司,数量多,小而散。“经营者过多,环节过多,往往会有漏洞。”

  “尽管已经有了安全证书,但是还没有进行品种评审和商业化许可,种植转基因水稻在中国还是违法的。”黄大昉表示,还是应该依法依规办事,这就需要加强监管,研究单位做试验一定要按规定办理,而经营水稻种子的公司也要对自己的产品严格把关。

  但农业部现在显然更忙于转基因的宣传活动。在其主办的“转基因权威关注”网站上,宣传活动对转基因农产品的描述非常正面:转基因前景广阔、技术优势明 显、转基因作物已大面积应用、转基因食品“人吃了没事”以及通过国家安全审定的转基因水稻和玉米与非转基因作物同样安全。今年4月,农业部还专门组织了转 基因知识媒体培训班,随后《科技日报》、中国网等主流媒体频频发文,正面宣传转基因农产品。

  黄大昉表示,农业部做了很多工作,只是没有说。但至少在目前看来,作为监管者的农业部和转基因农作物的研发者,都没能控制转基因农作物的非法蔓延。

习近平成长的环境

马克思主义认为环境影响人的思想, 尽管有例外, 但还有一定道理。

习近平生活中有几个时刻很重要。 1962年习仲勋被打成反党分子,撤销一切党内外职务, 那时习近平9岁;1966年文化革命爆发, 习近平刚满13岁;1969年初插队, 习近平15岁半;1975年以工农兵学员身份上大学, 习近平22岁; 1978年习仲勋平反, 习近平25岁。

所以, 习近平在陕北农村度过自己成长中最重要的一段。 在那段生活, 他周围没有干部子弟, 有的只是农民。好了坏了, 这是他生活中最宝贵的7年,在他精神上打下极其深刻的烙印, 力量在此, 局限在此。没有插过队的人恐怕无法理解。

从精神源泉而言, 习近平成长环境和胡德平多少类似, 但险恶得多。 一个人因此而迷失毫不奇怪, 一个人因此而获得力量也不足为奇。

下面是我对阿妞知青贴的跟贴。 省得我再写了。

当然有意义。 习近平15岁插队, 背着个反党老子的包袱, 对他的性格肯定有极深的影响。

在推测环境对习近平影响的时候, 有几点值得注意, 他当时如何看待他父亲, 又如何看待毛泽东? 进一步,齐心如何教育孩子呢? 告诉他习仲勋是对的,总有一天要平反? 要习近平和父亲划清界限? 什么都不说, 让孩子去判断? 绝不认罪,大骂康生? 这些都是习近平成长过程中非常重要的因素, 但没有人知道答案。

请注意, 习仲勋当时面临几乎是死局, 没有翻身的希望。 面临其父永远无法翻身的前景, 习近平有精神危机合情合理。 一个15岁的孩子, 又如何挺过自己的”精神危机“?

现在看起来,习近平是个低调的人, 没有多少人真知道他内心的想法。 从他的背景看, 这很合理。 一个9岁父亲就变成“反党分子“的孩子, 要是天真,嘴上没有把门的,恐怕早就完了。 他处境太特别, 几乎不可能找到任何志同道合或处境类似的朋友。

从另外一方面, 习近平绝不是一个孤僻的人, 重亲情,重同学情谊,能和插队老乡打成一片, 这也不容易。 习近平本来很可能变成一个愤世嫉俗者, 一个孤僻者, 但在陕北农村, 他至少不用处处防人, 处处斗心机。 如果有人硬说陕北农村朴实风气帮助年轻的习近平度过自己最困难的一段, 也言之有理。

习近平在农村入党, 1975年以工农兵学员身份上大学, 里面不知如何诡异? 即使他父母离婚, 他毕竟背着一个反党(而且当时在押)父亲, 何况从现在透露的情况看, 齐心从来没有和习仲勋离婚断绝夫妻关系, 也从来没有和习仲勋划清界限。

按当时的定义, 习近平一半算干部子弟, 另一半应该算可教育好的子弟。 以这种身份, 如何入党? 如何上大学? 都值得研究。 我的推测, 背后有人帮忙。当时肯帮忙的人,自然有点风险,自然也有自己的看法。

说到底, 如果要理解习近平这个人, 理解习近平周边的关系, 必须深入习近平青少年的环境。 习近平未见得属于”太子党“, 也未见得像外表看起来那样无能。

一个9岁就被踢出干部子弟圈子,25岁后才又被允许加入干部子弟圈子的人无论如何无法融入“太子党”圈子吧。 在某种意义, 太子们的父辈曾对他父亲落井下石。 他未见得能忘记这点, 对立的太子党也未见得肯忘记这点。从这点讲, 习近平太子党有点名不符实。 薄熙来对习近平这个异类看不上也事出有因。

我没有任何称颂知青上山下乡的意思。 但作为一个在农村呆了多年的前知青, 我想我多少理解插队下乡对习近平的意义。 好了坏了, 这是他生活中最宝贵的7年,在他精神上打下极其深刻的烙印, 力量在此, 局限在此。没有插过队的人恐怕无法理解。

一点浅见。

评论 

贺卫方香港演讲

婴幼儿奶粉又出事了

    中国奶粉质量2012年仍然问题不断。蒙牛儿童牛奶被曝长满虫子, 三元牛奶被揭“早产”,圣元牛奶被疑导致女婴性早熟。近日,行业老大伊利集团生产的婴幼儿配方乳粉又被监测出汞出现企业所说的“含量异常”。
   
    被查出问题之后,伊利集团第一时间对外公布,他们鉴于国内国际还没有乳粉中汞含量限量的标准,他们本着对消费者高度负责和有效防范风险的态度,立刻全部召回被监测出的问题婴幼儿配方乳粉,积极查验原因,及时妥善处理。然而,上海知名网民“挪威森林”却不这样认为:
   
    “那纯粹是搞戏。因为媒体已经把这种事情曝光了,会危及公关而已。”
   
    中国搜狐网站有博客星期五评论说,伊利集团对外特别强调国内国际还没有乳粉中汞含量限量,言下之意等于说自己的奶粉即使汞含量被查超标,就是因为 没有行业标准导致的; 由此,伊利集团把自己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搜狐的博客进而质问,伊利集团是否平时只顾埋头生产,压根就不送检问题奶粉?为何中国国家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就发 现到了异常?既然异常,说明国家对汞这种俗称水银的含量标准区间虽然模糊但还是有的。
   
    江苏苏州的顾志坚先生表示,伊利集团哪里是高度负责的态度,哪里是知错就改,简直就是无理狡辩:
   
    “这种事情已经发生了,到现在为止他们没有用一种诚恳的心态对消费者道歉。实际上在中国无论是一个小孩,他在他的母亲肚里都是不安全的。伊利集团 它厚颜无耻地说中国汞含量没有测定标准。它说完就了事,有恃无恐。为什么?因为有样学样,中国的公权力是怎么样对待它的人民的?伊利集团知道。既然公权力 经常性地几十年地对人民的生命是漠视的,甚至是压迫的,杀人都可以用各样的借口来为自己辩解,一个企业为自己的不当的行为来辩解,我觉得这很正常。 ”
   
    顾先生以上说孩子在母亲体中还没有出生都是不安全的是指近日发生在陕西安康市镇坪县一件引起公愤的事。一个已经怀孕七个月的母亲被镇政府有关人员非法拘禁,强制引产,结果 导致胎儿死亡 。顾先生表示,伊利集团的奶粉问题说到底还是中国的公权力不作为导致的:
   
    “因为婴儿奶粉不是今天才开始有问题,在全国范围应该是好多年了。作为一个国家的知名企业,连伊利这样的所谓大型企业都在汞含量上出现这样大的问题,那小奶粉厂只能比伊利的做法还要差。”
   
    围绕伊利奶粉问题,中国有专家近日表示,幼儿奶粉汞超标将可引起儿童神经、消化和循环系统紊乱,智力发育不良,免疫力下降,肾脏等器官负担加重等 健康问题。然而,伊利集团用的是“异常”一词,而非“超标”。伊利集团所在地内蒙古质监局副局长马达的解释是,与其他同类产品相比,伊利集团生产的婴幼儿 配方乳粉汞含量要高,但不是超标。
   
    本文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赵紫阳女儿谈六四

现年94岁的已故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妻子梁伯琪,近期传出病危及医疗待遇不佳,其女儿否认有此事。她表示,母亲在家中疗养,医生定期看病,暂时未有住院的需要。

赵 紫阳女儿王雁南向本台表示,母亲的身体状况不佳,但是比较平稳,都是老人病,她患有老人痴呆症,心血管及脑血管不好、脑筋糊涂,目前在家中疗养。北京医院 的医生每周来替她看病,并否认近日传说她的医疗待遇不好,当局对母亲提供的医疗,他们感到满意。至于母亲没有住院治疗,王雁南指,母亲状况挺平稳,当然住 在家里好,他们能够护理她,并请人照顾她,这样更细微、更符合她的生活习惯。如果不得不住医院,需要做治疗,才让她住医院。

她说:她的身体状况并不好,但是还挺平稳。有医生定期来看她,因为每个星期都来,还是很周到。我们对母亲的单位,提供的医疗保障,还是很满意。

就 前北京巿长陈希同,临近六四周年出版《陈希同亲述-众口铄金难铄真》一书,外界指他为六四事件脱罪,王雁南表示,她没有具体看到书,所以知道不多。她所知 道的是,大家对六四事件撇清自己比较好。但是当时六四的情况发生了,大家都记得谁说了什么、谁做了什么事情,这是清清楚楚的,似乎大家都是想离六四的责任 愈远愈好。

今年六四事件二十三周年,香港有十八万人参加烛光晚会,王雁南指,当然这是很好的事情,每年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证明大家没有忘记六四的事情,并没有忘记悼念六四的死难者,也没有忘记呼吁政府尽快纠正六四的错误。

至于平反六四的可能性,王雁南认为,可能性随著时间及人民的诉求,平反的可能性愈渐增加,当然随著时间的推移,可能性会愈来愈大。

她说:大家都知道,总有一天这件事情会得到改正,大家会有一个交代,就是官方应该对当时发生什么事情,有一个实际的交待,有一个符合历史的交待。

赵紫阳因为89年”六四事件”被撤职,被软禁16年,直至05年1月17日在北京病逝,他们育有五名子女。

维基百科指,梁伯琪长时间住院,于05年秋天回到家里休养。家人不敢告诉她有关丈夫的死讯。

(自由亚洲电台海蓝报道)




李旺阳战友:棺材仓困7天 从此拒访动物园

六四铁汉李旺阳「被自杀」踏入第10天,即使湖南省对案件展开刑侦调查,各界关注未减,愈来愈多维权人士到湖南邵阳「旅游」,维稳人员要加人手,本港立法会亦计划为李旺阳进行休会辩论。至于流亡美国的李旺阳战友唐柏桥,亦揭发湖南省酷刑黑幕,他当年在狱中被「关小号」仅7天已受不了,重获自由后即拒绝去任何动物园,「我一看到被关在笼子里的动物就替牠们难过,因我曾经体会过那种令人遏抑和愤怒的感觉」。

李旺玲赵宝珠仍失联络

消息透露,由于近日愈来愈多维权人士、网民前往湖南邵阳「旅游」,有意无意地到事发医院或李旺玲及其朋友的寓所外流连,致当地负责维稳的警方人员不胜其烦,要增添人手应对。当局担心内地维权人士长期抗争,出现类似山东失明维权人士陈光诚个案一样,令临沂成为维权网民长期光顾之地。至于李旺阳的妹妹李旺玲与丈夫赵宝珠,自6月8日起一直失去联络,记者昨日再致电李,但电话仍然关机。

被拘朱承志或被起诉

目前在香港的维权人士温云超亦在社交网站twitter透露,有多名湖南维权人士近日被当地公安系统的国保警员传唤或讯问,问题集中于李旺阳的朋友朱承志有否召集大家前往邵阳悼念李旺阳。温云超称,已被拘留的朱承志情?可能恶化,当地可能对他展开刑事罪行起诉,呼吁外界关注朱承志。北京维权人士王荔蕻也加入声援,要求邵阳警方「放了朱承志」。

「铁笼令人遏抑愤怒 替动物难过」

流亡海外的民运人士继续揭中国监狱黑幕,六四政治犯唐柏桥与李旺阳一样,曾在湖南龙溪监狱被「关小号」,他接受本报访问时称,他过往曾与「李旺阳被自杀真相调查委员会」发起人周志荣等7人商议成立秘密民运组织,被警方揭破后曾被「关小号」。

唐柏桥说,他是在1991年1、2月的严冬被「关小号」(只有1.6米高、1米宽、2米长的小监仓),当时气温仅得零下几度,仓内没有棉被,他整天躺在冰冷水泥板上,感觉非常遏抑、愤怒,且快要窒息。「我只被关了7天,难以想象他(李旺阳)被关了十几廿次,李旺阳确实是个难以置信的硬骨头!」

「连动物都不应这样被关覑,后来我一看到被关在笼子里的动物,尤其是大一点的狮子和老虎,就替牠们难过,因我曾体会过那种令人遏抑和愤怒的感觉。」唐柏桥从此拒绝去动物园,因为他感到被关的动物很可怜。

政治犯另一酷刑:四肢扣门板

除了「关小号」,唐柏桥在长沙第一看守所亦有不少政治犯被施以「门板镣」,即四肢全被扣在门板,完全无法动弹,大小便要人帮助,感觉比小号更难受,情?极不人道。

除了海外民运人士,本港社民连立法会议员梁国雄昨日在内会提出为李旺阳进行休会辩论,民主党、工党及公民党都表示支持。由于下周立法会大会尚要处理积压的议案,李旺阳的休会辩论要延至下月4日处理。工党何秀兰希望7月1日国家领导人访港前可作辩论,已去信立法会主席提出要求。

另外,警方昨日对七一游行发出不反对通知书,游行会由维园游行到添马舰政府总部东翼前地,届时游行路线西行马路全线(电车路除外)会封闭,让游行人士使用。警方要求主办单位尽力协助警方的人潮管制措施,以及如有需要,协助警方确保参加者在游行完结时解散。

文章来源:

李旺阳战友唐柏桥目前流亡美国,他指当年被「关小号」7天已受不了,重获自由后拒绝去动物园,「因我曾经体会过那种(铁笼内)令人遏抑和愤怒的感觉」。

达赖喇嘛:外访引发中国威胁是惯例

达赖喇嘛回应中国威胁取消中国队到利兹习训的说法,指这是“例常”的事。

达赖喇嘛星期五(6月15日)展开为期八天的英国访问。

他在星期五早上抵达利兹。达赖喇嘛在当地举行的约克郡国际商业大会演讲前回应有关中国队退出利兹集训的说法时表示,中国这样的反应“经常发生,几乎是惯例。”

利兹是中国运动员在伦敦奥运前的集训地。有消息说中国官员曾要求利兹市政当局对主办者施加压力取消达赖喇嘛出席大会。

利兹市议会表示,商业大会并非官方主办的活动,利兹当局没有任何理由要求主办者放弃邀请达赖喇嘛。

达赖喇嘛5月中旬曾到英国接受邓普顿奖,并与正副首相卡梅伦、克莱格会晤。

中国随后取消了一系列高层互访和会晤,但没有明确说明这是卡梅伦会晤达赖喇嘛的结果。

BBC


利兹学生欢迎达赖喇嘛到访

專訪﹕西藏流亡議會議長邊巴次仁

紀碩鳴

放棄中間道路要公民票決

儘管西藏境內形勢嚴峻,議會仍尊重達賴喇嘛的決定,堅持中間道路。

中國藏 區不斷發生藏人自焚事件,牽動印度北部達蘭薩拉的流亡藏人。三月中旬,流亡藏人新一屆議會召開第三次大會,會議召開前,議長邊巴次仁提議全體議員起立默 哀,並用一整天的時間,有二十一個議員專門發言,討論西藏境內的嚴峻局勢。西藏流亡議會議長邊巴次仁接受亞洲週刊專訪時表示,達賴喇嘛自二零零一年就處於 半退休狀態,他最後一次訪問議會是二零零六年,即使達賴喇嘛將政治權力全部交給民選的政治領袖,對議會沒有任何影響,政府對議會所要承擔的責任都沒有大的 變化。

新一屆西藏流亡議會四十二位議員去年五月三十日舉行就職禮。上任一年,面對西藏境內的嚴峻形勢,邊巴次仁說﹕「對境內出現的情況, 我們不可能去要求他們停止,也不可能去鼓勵他們,這是他們自己的選擇。」在局勢最緊張的時候,有議員提出﹕國際社會不能介入,我們自己可以派境外的藏人進 入去調查。邊巴次仁說,流亡議會給中國駐印度大使館發信提出,要求就西藏境內的情況進行磋商,「但中國政府沒有回應,卻向各國大使發出信函,有二張信紙, 由中國駐印度大使親自簽發,指藏人講的都是假話,是胡說八道」。

邊巴次仁指出,議會能做的是兩件事,為逝者哀悼,還有的責任是尋求徹底解決西藏問題。以議會的名義向國際社會呼籲,請求關注。西藏流亡議會通過了一個決議,用英文介紹西藏境內的情況,向國際社會呼籲,也會翻譯成中文。「會起到什麼作用,達到何效果,還要觀察。」

西 藏境內最近的抗議者絕大多數是年輕人,而且大多沒有經過文化大革命,很多人連達賴喇嘛都沒見過,他們對西藏過去的歷史都不清楚,邊巴次仁認為,選擇自焚抗 議,說明了西藏年輕一代對西藏現實問題的不滿,要承擔起西藏未來的責任,這是一個變化。「達賴喇嘛退休,把政治權力交給藏人,令每一個藏人都感覺到自己的 責任在增加。特別是年輕人,跟過去不一樣,由於媒體和信息的開放,讓年輕人了解情況,有一種責任感,年輕人要擔負起自己的責任。」

儘管西 藏境內形勢嚴峻,亦呈現與北京政府越走越遠的趨勢,邊巴次仁說,議會尊重達賴喇嘛的決定,堅持解決西藏問題的中間道路。一九九四年到九七年,達蘭薩拉提出 全民表決的運動,最後有超過百分之六十四的藏民投票支持,西藏的未來尊重達賴喇嘛的決定。「從九七年到今天,我們堅持中間道路。中間道路只是一個原則,實 施全面高度自治,按國際社會的變化,原則有可能改變,但目前仍堅持這個原則。」

不管達賴喇嘛現在有沒有政治頭銜,邊巴次仁認為,作為藏人,都會尊重達賴喇嘛之前的倡導。如果西藏民眾要放棄達賴喇嘛的中間道路,也需要公民公決。


亞洲週刊

担心无偿献血被牟利 血荒威胁全中国

      血荒,正不分血型、不分时间、不分地点,持续威胁中国。
   
      推行多年的无偿献血,从没有使中国的人口献血率挣脱世界最低警戒线。
   

  今日血荒,手术全停
   
      5个小时开颅手术,一半时间竟在“等血”。
   
      2012年6月1日,34岁的陈志云在北京遭遇交通事故,然而血液极度缺乏。4000毫升的急救用血,前后分两次才从北京市血液中心调齐。
   
      陈志云幸运地和死神擦了个肩。该中心的血情通报显示,6月以来,除A型血外,其他三种血型都需要“紧急献血”。他的妻子张琴不明白:“为什么急救用血都变得无法保障?”
   
      2012年6月7日,沈阳盛京医院肝胆脾外科主任戴朝六无奈地宣布“今日血荒,本科室大手术全停”。戴朝六教授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是他从医二十余年来第一次碰到手术被迫终止的情况。
   
      5天后的6月12日深夜,北京友谊医院外科医生孟化在微博上疾唿“救救孩子”。一位不久前手术的年轻患者得了嗜血综合征,急需血浆及血小板。“度过急性期,他肯定能活,否则不堪设想。”
   
     这些关乎生命的呐喊并非个案。在重庆,O型血缺口近千袋,导致驻渝部队紧急献血;在江苏淮安,A型血首次出现零库存,已经到了无血可用的境地……
   
      “过去说供血紧张是指某一血型紧缺或者季节性供血紧张,现在看这一缺口有扩大的趋势。”卫生部相关负责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据南方周末记者统计,全国70个大中城市,两年来出现“血荒”报道的已经多达47个。
   
      “血荒”,曾经只是一个不时闪现的幽灵,如今它不分血型、不分时间、不分地点,日渐成为蔓延全国的常态。
   
      业内人士还担心,随着医改的深入,全国用血需求将在“十二五”期间出现井喷。如果不积极应对,那么无论是躺在手术台上的急救者,还是该输血的输不上的患者,后果都将是致命的。
   
      5年前,这种情况还不可想象。2007年6月14日,时任卫生部党组书记的高强在全国无偿献血表彰电视电话会议上直言,“有的地方出现临床供应短缺,甚至引发‘血荒’。”这被认为是最早承认“血荒”存在的官方记录。
   
      实际上,血荒现象在国内早已有之。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到,2005年以前,供血紧张已经在个别地区出现。2006-2008年全国多个省市出现季节性血荒。
   
      进入2009年,血荒在春秋季节频繁出现。进入2010年,青岛、威海、昆明、南京、成都等地出现不同程度的血库告急,有的城市库存量不足三天。最严重者,昆明市医院每天的备血量,连一台手术都满足不了。“血荒”由此蔓延全国。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医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2010年冬天,北京某大医院各个血型的库存连最基本量都不够,以至于医院男医生都被抽走献血了,“不计血型,只要健康就行”。
   
      这也是官方认可的“供血紧张常态化”的节点——2010年年末。
   
      在山东省烟台市中心血站副站长杨建的记忆中,从1998年献血法实施到2007年,烟台的无偿献血量都是充足的,有时甚至需要停采某种血型。他记得,那时整个中国的血液采集量在这10年间每年都以10%至15%增长,直到2010年年底,供血压力陡然剧增。
   
      从目前来看,“血荒”出现的地点也都是有迹可循,一般来说,直辖市、省会出现的频次高于一般城市,发达城市高于不发达城市。
   
      卫生部提供的数据显示,2011年1月至9月全国血液采集量增幅为5.8%,与往年相比增幅下跌近一半,在北京、浙江、海南、广西等地,采集量甚至出现了绝对下降。
   

  新医改致血荒?
   
      有意思的是,多位采供血机构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均不认同“血荒”这一提法。
   
      “荒,代表无收成。”广州血液中心主任付涌水说,“当前血液供应紧张只是求多了,供不足。”
   
      献血量增速赶不上临床用血量增长被公认为是供血紧张的首要原因。
   
      “这一轮血荒是由2009年新医改推行引发的。”一位业内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新医改之后,大量原先限于经济能力的患者开始寻求手术治疗, 一些用血大户例如肝移植手术也广泛开展。目前仅一次肝移植就需要使用红细胞9000毫升,按每个献血者献200毫升计算,相当于45个人的献血量。
   
      卫生部统计显示,近年来,全国采血量年均增长12.6%,仍然不能完全满足临床用血需求。
   
      广州血液中心主任付涌水指出,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最先感受到临床用血需求的压力,因为发达城市的医疗资源集中,外地患者较多。近日该中心对用血量最多的15家医院做了统计,广州市以外的病人的用血量占63.48%。
   
      临床供血紧张也是世界性问题,即便在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大城市也不时闪现,但是中国式血荒却有其特殊的一面。
   
      世界卫生组织(WHO)在回复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时指出,一个国家为了维持足够的血液供给,需要1%-3%的人口参与献血。此前WHO针对172个国家调查显示,包括中国在内有80个国家没有达到1%这个下限,其中79个都是发展中国家。
   
      最新统计的结果显示,中国2011年人口献血率只有0.9%。低于世界高收入国家的4.54%和中等收入国家的1.01%。
   

  血荒=信任荒
   
      南方周末近日联合搜狐网发起的调查显示,公众之所以不愿意献血,55.75%的受访者认为献血用血机制不透明,无偿献血可能被牟利;34.4%的受访者认为献血对身体不利,担心采血不安全。
   
      “献血是无偿的,为什么用血还要收费?”这是目前公众最大的疑问。
   
      “血液的来源是免费的,但血液采集、分离、检测、运输、保存等成本却必不可少。”付涌水解释说,现今血液价格基本上全国统一。例如全血每单位定价为220元,而机采血小板每治疗量则为1400元。
   
      付涌水以1单位全血的成本为例细算了一笔账:献血者筛查检测约10元;两遍免疫学检测试剂,包括HBV、HCV、HIV、ALT和血型等约 80元;核酸检测试剂70元;血袋约25元;献血纪念品平均20元。再加上血液的低温储藏、运输、加工、设备损耗等费用,已超过国家定价的220元。差额 部分通常由地方政府补贴,“广州每年财政专项补助约两三千万元”。
   
      据介绍,2009年,在逐步转向公益性事业单位之后,全国超过七成的血站施行收支两条线,钱一般缴纳到“财政”专户,支出预算要先经卫生局、财政局审核,再由人大批复。
   
      在采供血机构看来,消极舆论也使献血者积极性受到影响。
   
      2009年,网络上有人炫耀用“人血浇兰花”的照片,最终调查发现血液是在成都某医院输血科流出。
   
      2011年的“郭美美”事件后,全国血液供应紧张的局面再度雪上加霜。究其缘由,主要是中国红十字会承担了无偿献血的宣传职责,同时部分省市的采供血机构仍挂着红十字会血液中心(血站)的牌子。
   
      河南省红十字会血液中心一位工作人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河南历来供血充足,“郭美美”事件之后,开始有人在网上把血站称为“吸血鬼”,街头采血也陷入困境。
   
      为此,连北京红十字会血液中心也不得不出面声明:“血站人事、财务、采供血业务等均由各级卫生行政部门主管,跟红十字会没有关系。”
   

  僧多粥少,僧人找粥?
   
      在血荒的背景下,近一个月来,广州、长沙、温州等多个城市爆发用血纠纷,一个专业性的词频频见诸报端——互助献血。
   
      事实上,互助献血在1998年施行的献血法中即有规定。按照各地血站当下的政策,患者亲友可在血站献血,并凭献血证为患者换取等量指定血型用血。
   
      刘原(化名)曾在深圳参加无偿献血,身在长沙的母亲2012年5月初需要动手术,想到无偿献血证上直系亲属可以免费用血的承诺,刘原向长沙传真了其无偿献血证等信息,却被答复外地献血不能在本地使用,必须互助献血后才能用血。
   
      “这里面藏着一个荒诞的逻辑,无偿献血只能保证用血时享受免费等优惠政策,但是一旦遭遇血荒,还是要献血,即便过去献过1万毫升也没有用。”刘原说。
   
      互助献血如今成了各地应对“血荒”的救命稻草——在僧多粥少的局面下,让僧人自己找粥。
   
      一份在江苏省血液中心官方网站上的演示文稿强调,“要对临床人员开展互助献血工作业绩考核与评价”。江西、浙江等地也下发文件,要求各级医疗单位“互助献血量不得低于本单位当月用血量的20%”。
   
      对于互助献血引发的种种争议,卫生部相关负责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一些地区还习惯于用下发计划、设定指标等方式应对供血紧张。
   
      据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输血科负责人介绍,2011年,在供血不足的情况下,该院的互助献血率从2%增长到5%,翻了一倍多。
   
      推广这项政策的人有十分理想的盘算,“互助献血者一旦意识到自己的血可以用来拯救亲属的生命,同时会给其他患者带来好处,他们将来可能会变成固定的志愿献血者。”
   
      然而事实恰恰相反,互助献血的滥用引发了众多患者家属的不满,同时也挫伤了无偿献血者的积极性。
   
      在现实中被要求互助献血的广州人袁启聪担心,这可能导致献血变得功利:“大家都不献血了,家人有难我才去献血。”
   

  不求“血头”,求谁呢?
   
      然而,并不是谁都可以来互助献血,只要花钱找人就行。
   
      这催生了大量“血头”。
   
      湖南郴州黄敏(化名)是一位地中海贫血症患儿的母亲,这种疾病随着年龄增长,输血量增多,而间隔期缩短。
   
      2011年3月开始,黄敏等地贫儿家长也被各地要求参加互助献血。黄敏通过地中海贫血症患儿家长QQ群得知,目前有些宝宝,在没有得到互助献血的情况下,长达四十多天没有得到输血。一些家长在无奈的情况下求助于“血头”。
   
      “目前每200毫升血大概收费500元,都是‘台面下的事’。”黄敏说。有偿献血时代猖獗一时的“血头”“血霸”已经在全国多个城市卷土重来。
   
      2012年3月14日,温州首例非法组织卖血案在温州市鹿城区法院公开审理。2名涉案的湖北籍“血头”刘氏兄弟通过招揽民工参与互助献血,之后给予数额不等的“营养费”。
   
      根据南方周末记者了解,2011年10月22日,温州市某医院白血病患者王某急需血小板,其亲属通过电话联系上刘某,后者随即安排田某到温州 市中心血站以王某家属名义进行献血,而后收取王某家属825元。2011年10月31日,刘安排郑某到温州市中心血站再次以王某家属名义进行献血。
   
      最终,二人以非法卖血罪被判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在北京,张亮、熊陈言等5人组成的“血头”团伙,在网上招募血源后,多次在北京着名三甲医院非法组织他人卖血。2012年3月,该团伙成员同样被法院处以一定刑期。
   
      一些疲于应对血荒的地区已经提前行动。
   
      2012年年初,海南省利用特区立法权修订了《海南省公民无偿献血条例》,规定公民无偿献血后,可以享用公休假两日。同时把国家规定献血年龄上限55周岁放宽至60周岁,把献血周期一年2次放宽到一年4次。
   
      不过,更多地区的患者没有如此幸福,对他们来说,不求“血头”,求谁呢?

     来源:南方周末
     
担心无偿献血被牟利 血荒威胁全中国

报告称全国省级政府财政透明度无一及格

    全国31个省级政府无一及格,81个市级政府仅有7个及格。最近,上海财经大学和清华大学有关研究机构分别发布我国省级和市级政府“财政透明度”报告。这两份报告显示,尽管我国的政府预算公开取得了很大进步,但财政透明度还处在很低水平,改进空间很大。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连续4年推出“中国省级行政机关透明度”报告。今年,报告新增了“中央部门预算透明度评估”部分,结果显示,按百分制计算,没有一个中央部门在预算透明度上得分超过50分,得分最高的环境保护部只有43.8分。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研究对象为市级政府。《中国市级政府财政透明度研究报告》披露:据当前可获得信息最近、最完整的2010年数据显示,81 个市政府,达到全国财政透明度平均水平的仅43%。将平均水平作为及格线,多数市政府“不及格”;如果按照“60分及格”的标准,仅有7个城市过线,及格 率仅为8.6%。
   
    报告显示,无论是省级政府还是市级政府,政府更愿意主动公开预算信息,而不是决算信息。对于预算外资金的相关情况,31个省级政府和81个市级政 府无一主动公开。然而,已经实施了4年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财政预算、决算报告是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主动公开的重点信息。
   
    上海财经大学教授邓淑莲是“中央政府部门预算透明度评估”这一新增部分的负责人,她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表示,中央部门预算公开已经进行了3年,今年 4月的最后两周内,90多个中央部门集中公布了部门预算,预算表格也从2010年首次公布的两张增加到5张。“但是,仍然是不完整的,最受公众瞩目、便于 公众监督的预算项目,比如政府采购预算、住房改革支出预算、三公经费支出预算,还是处于不透明、不为公众所知的状态中。”
   
    邓淑莲告诉记者,2008年,环境保护部依据“公共预算观察志愿者”吴君亮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公布了19张部门预算表,其中包括了《基本支出人 员经费预算表》、《基本支出政府采购预算表》、《中央行政事业单位住房改革支出预算表》、《中央行政事业单位资产存量情况汇总表》等,“这些表格清晰地体 现了预算中有多少钱用于给公务员发工资福利、发住房补贴,多少钱用于政府采购公车,有多少台打印机、多少台办公电脑等,公众看上去一目了然。”
   
    “环保部4年前公开的这些预算表说明,中央政府部门拥有部门预算必需的全部信息,公开没有任何技术障碍。然而,据我们课题组观察,尽管中央部门预算公开已经进行了3年,但是绝大多数部委公布的预算表很难让公众看出,数以千万计的预算资金都要往哪里花。”
   
    在邓淑莲看来,中央部门不愿用便于公众理解的方式公开全部部门预算的最根本原因在于,一些花费确实不合法合规,不公开难以向上级交代,公开了会受 到公众质疑,只好用最笼统、最简单的方式公开,并且《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只是行政法规,法律位阶低,目前也没有针对不公开预算的问责措施。此外,中央部门 和地方政府的决算信息对于公众来说还是秘密。
   
    邓淑莲认为,中央部门和地方政府公开决算信息不积极的原因在于,从1995年起实施的现行《预算法》相关法规较为粗疏,其中关于各级人大及其常委 会的预算监督的规定华而不实——对审议预算草案的程序没有明确规定,预算草案须经过人大审议批准基本是个花架子;对预算外资金的规定过于原则,对于这部分 资金的监督几乎处于真空地带;没有对财政预算信息公开作出明确规定,公众的社会监督几乎无从谈起。
   
    从2003年起,国家审计署开始披露中央部门的预算执行审计结果,其中最集中最严重的问题,是花样翻新、名目繁多的资金挪用,预算方案是一回事、如何花钱是另一回事,预算方案的严肃性无从谈起。但是,预算方案一旦通过,就应该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法案。
   
    在过去几年里,尽管各级审计机关查出的预算收支违规行为层出不穷,但除了少数触犯刑法的人被移送司法机关,鲜有违规者受到严厉处罚。
   
    不少财税法学者认为,问责不力是一些政府部门屡审屡犯的重要原因,《预算法》中有关法律责任追究条款软弱无力的现状亟须改变。
   
    对于行政机关违反《预算法》规定的处罚,《预算法》在“法律责任”一章仅列举了3项,主要是对行政机关在执行预算过程中的违法行为作出原则性规 定,对预算整个过程中的其他违法行为没有涉及。对于仅有的3类违法行为,最重的只是行政处罚,没有经济赔偿和承担刑事责任的规定。
   
    令人期待的是,将于6月底召开的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将对《预算法修正案(草案)》进行二次审议。财政部部长谢旭人表示,中央本级和 各部门的“三公”经费预算、决算,将在6月底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2011年中央决算后公开,行政经费支出情况也要一并公开。这意味着,中央部门公务员工 资、办公支出等公众关注的费用,都将被公开。
   
    5月17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2012年政府信息公开重点工作安排》,要求“中央部门须公开车辆购置数量及保有量、因公出国(境)团组数量及人数、公务接待有关情况”。
   
    相比2011年六七月间中央各个部门公开“三公经费”,今年的公开会有多少进步,公众拭目以待。

    来源: 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报告称全国省级政府财政透明度无一及格
    目前,各政府部门公开的预算信息被指过于简单、笼统,公众无法看明白。CFP供图

生命有價 中國政府靠吃人發達

都說是生命無價,其實,在一切以錢為中心的現代中國,生命是有價的,是可以討價還價的。陝西安康市一名二十二歲媽媽再次懷孕,就面對花錢買命的現實,交得出四萬元超生罰款,孩子可以生出來;交不出,孩子就只能流出來。結果,因為她沒有這筆錢,已經七個月大的胎兒就被剝奪了活下來的權利。

七個月大的嬰兒,已經是一條成形的生命,強行墮胎與殺人無異。但在我們的偉大祖國,殺個人好似殺隻雞,不是甚麼大事。尤其是計生政策之下,各級政府是奉旨殺嬰,殺嬰不僅無罪,而且有功,殺人愈多,功勞愈大,官升得愈高,錢拿得愈多。如果心腸軟不願殺生的,這官都做不下去。

如果做父母的希望孩子生下來,也沒有問題,只要拿出錢就行。由於超生變成有錢人的權利,計生政策不再是控制人口,而是一條貪官污吏上下其手的好財路。據估計,中國每年超生罰款至少有二百億元之巨,號稱「社會扶養費」,其實是胡扯,誰家的孩子不是父母養大,是靠社會養大的嗎?再說,這筆錢並沒有交公,而是以地方財政的形式存在,最終流入各級官員的口袋。

俗話說,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而計生政策就是靠人吃人。魯迅先生說過,翻開五千年文明史,滿紙仁義道德之下,其實都歪歪斜斜地寫着「吃人」二字。現在,各地方以計生政策為名不是收錢就是殺人,吃人的歷史仍在持續。

計生政策落實三十多年,弊病日益浮現,不僅造成中國人口提前老化,損害長遠競爭力,更重要的是剝奪了生育權,是中國不尊重人權的典型象徵。不過,儘管社會上要求檢討計生政策的聲音不少,要求繼續執行的壓力更大,畢竟計生養肥了一大群既得利益者,豈容輕易廢除。

香桐仁 評論員

太陽報

接轨与脱轨 中国两起命案后的真相

     来源:美国之音
   
       在过去的两个星期里,中国出了两起命案。案发之后中国官方所作出的反应,可谓生动形象地展示了中国跟国际社会的接轨和脱轨。

  与国际社会接轨
   
      中国互联网近日热传的令人心碎的消息是,5月30日,陕西安康镇坪县曾家镇政府30余人非法拘禁孕妇冯建梅72小时之后,索要四万元押金未果,强行打掉她已怀胎7个半月的胎儿。
   
      消息传来,在中国公众间引起强烈反响和震撼。评论家赵楚在中国最大的门户网站之一网易发表博文,指出了导致这种惨绝人寰的案件在中国频繁发生的症结所在,这就是中国的计划生育法规的反人道、反人性:
   
      “曾以周老虎闻名的陕西镇坪县又成了全球关注的焦点,这一次,是因为微博上的两张照片,在照片背后的事件后,公众舆论再次哗然,然而,正如有 的网友所说,自有所谓计生执法以来,这样的惨剧绝决非首开先例,在全国执行计划生育法规的名义下,这样的惨剧是常见的。这实际上给全社会提出了一个严峻的 问题:这是执行法规问题,还是公然杀人?
   
      “可以不折不扣地说,不管计划生育政策当初的政策立意和立法目标为何,今日它已经在现实中演化为一种史上罕有的大规模人道主义灾难和社会灾 难。今天,镇坪的惨剧正好是一个带血的契机,我们可以正视和回顾这一灾难的历程──还有多少没被世人注意的此类虐杀案例!”
   
      网名“拿一斤-韩卓然-喂狗”的网民在中国微博用户最多的新浪微博以另一种说法,表达了跟赵楚所见略同的观点:
   
      “在英国,这叫谋杀!在法国,这叫谋杀!在美国,这叫谋杀!在日本,这叫谋杀!在德国这叫谋杀!在一脸苦逼相的印度这也叫谋杀!陕西安康镇坪 县一产妇因为没有交4万元钱,7个月的胎儿被强制引产,在母亲没有监护人的情况下,强按孕妇手印,暴力按压孕妇强打流产针,在天朝,这叫‘违反计生法相关 规定。’”
   
      成千上万的中国网民纷纷表示:“伤天害理,丧尽天良,亘古奇闻”;“残忍!早该取消这一非人政策。”
   
      网名“爱狗的_麝”的网民则在新浪微博讲述了一个令人撕心裂肺的故事,展示了当今中国的登峰造极的残忍:
   
      “北京一妇产科医生,做堕胎手术,从没有不安过。直到06年,她给一个怀胎八个月的产妇堕胎,无意中看见胎儿一只小手手心捏着一块肉。那是孩子剧痛中自己抠下来的。她当即崩溃,后辞职。”
   
      “爱狗的_麝”所讲述的故事是否属实目前还难以确定,但一脸悲痛的冯建梅躺在医院病床上、身边摆着被强行引产的四肢俱全的死去的胎儿的照片,则显然是真实的。
   
      (美国之音跟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的主流媒体一样,对那样令人惊骇的图像只能退避三舍,不能转载。)
   
      从1987年起被迫流亡美国的中国着名政论家胡平就此在《中国人权双周刊》发表博文,对比了美国和中国在人工流产问题上的异同,指出当今中国的一个可怕的事实,这就是中国社会的运作在文明世界的道德底线之下:
   
      “不难看出,在美国人那里,妇女有了孩子想生出来根本不成其为问题,有了孩子不想生出来才成其为问题。不可以强制堕胎根本不成其为问题,可不可以自愿堕胎才成其为问题。
   
      “中国却相反。在中国,妇女有了孩子不想生出来自愿堕胎根本不成其为问题。这就是说,在美国人那里成其为问题的在中国根本不成其为问题。同样 的,妇女是不是可以想生就生,这在中国成其为问题,在美国根本不成其为问题。这一点很可怕:我们的问题竟然是处在别人的道德底线之下。”
   
      怀孕7个多月的冯建梅被强制引产堕胎的惨无人道的事件通过微博曝光,在中国网民当中激起强烈反响。中国官方媒体也跟进报道,对陕西的做法提出强烈批评。
   
      在一片谴责和批评声中,陕西省官方发表声明,承认那种做法是错误的:
   
      “现省人口计生委初步调查,表明安康怀孕7月孕妇遭引产情况基本属实,这种做法严重违反了国家和省人口计生委的有关政策规定,损害了计生工作形象,在社会上造成了极为不良的影响。省人口计生委已向当地政府提出了根据调查结果依法依规追究有关人员责任的要求。”
   
      与国际社会脱轨
   
      山西孕妇冯建梅被强制引产堕胎所引发的强烈批评和谴责,以及中国当局目前对这种批评谴责的容忍,还有陕西省当局依法依规追究有关人员责任的表示,似乎显示了中国在这种事情上正在趋向跟国际社会接轨。
   
      然而,“陈光诚”的名字在中国用户最多的搜索引擎百度、以及在中国各大新闻门户网站的微博都不能搜索一事则显示,中国当局在惨无人道的强迫人流产的问题上并没有改弦更张的行动。
   
      山东临沂盲人赤脚律师陈光诚先前帮助乡里遭受冯建梅那样的惨无人道对待的妇女及其家属,对临沂当局践踏基本人权的做法提出质疑。中国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承认,临沂当局的强制人工流产的做法是错误的。
   
      然而,陈光诚随后却被地方当局以莫须有的罪名判刑,刑满出狱之后再被非法监禁在家。政府雇用几十个流氓打手昼夜把他和妻子封锁在家中,并时常对他们进行殴打,并威胁、抢劫、殴打试图探访他的人,而北京中央政府对此不管不问。
   
      北京政府不但不管不问、不追究山东临沂地方当局明显的践踏法律、践踏人权的行为,而且还竭力对中国公众封锁有关陈光诚的消息。在陈光诚历尽艰辛逃出非法拘禁、辗转到了美国之后,北京政府对陈光诚这个“山东省沂南县人”的网络封锁继续维持。
   
  与国际社会脱轨的另一例
   
      一个国家的政府对一个普通公民的名字进行这样的网络封锁,无疑是当今世界的一个奇景,显示了中国与国际社会的脱轨。
   
      与此同时,冯建梅的胎儿被残酷杀死的之后的几天,湖南民运领袖李旺阳在六四事件23周年之际离奇死亡的事件成为中国与国际社会脱轨的又一个明显例证。
   
      美国之音记者欣然先前报道说,湖南邵阳市警方声明李旺阳是自杀,然而其家属对警方的说法提出质疑。海外媒体则播出了李旺阳脖子被绳结勒住的视频。
   
      面对来自中国国内外的强烈质疑,中国官方不是采取展开有公信力的调查消除公众的疑虑,而是调动政府的力量对李旺阳的消息进行全力的封杀,让他的名字在中国用户最多的搜索引擎百度、以及在中国各大新闻门户网站的微博都不能搜索。
   
      中国当局对冯建梅胎儿和李旺阳命案的不同对策,究竟显示了中国在跟国际社会、跟文明社会的基本价值观接轨还是在脱轨,全世界在观看。

中共政府“延迟退休”拉响武装暴动号角

   制定一项公共政策时就算再高瞻远瞩、未雨绸缪,也不能无视广大基层民众的心声,无视“公平”二字。否则只能成为众矢之的了。中国邓氏胡温反党反人民 集团为了它们少数人的利益不惜用十三亿普通中国人民的养老钱作为它们发财的手段。延迟退休成为它们敲诈亿万百姓的法宝。此举必将拉响十三亿中国人民武装暴 动的号角!当人民走投无路的时候任何手段包括武装暴动在内都将成为合法的义举!

   目前,人保部已计划在2012年下半年启动有关退休年龄延迟相关系列政策的研究工作。由于养老金申领时点牵涉利益范围甚广,且管理权限复杂,短期之内成为现实政策的可能性不大,而人保部也将就此与国家发改委、教育部、全国总工会等相关部门进行协调。

   说得更直白一点,延迟退休年龄,已经不是个“想不想”、“能不能”的问题,而是如何兑现为现实的必须。“弹性延迟领取基本养老金年龄”,好处自然无 需赘言,譬如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副主任潘锦棠介绍说,曾有测算,延长退休年龄可以使我国养老金每年增加40亿、减支160亿元。简单说,多 收三五年、少付三五年,财政压力会有天壤之别。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然而,我们也应当看到,“弹性延迟领取基本养老金年龄”并非真是个一本万利的买卖。神化延迟退休,迟早会陷入拆东墙补西墙的境地:一者,据2011 年《世界卫生统计资料》,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为73.0岁,其中男性为71.3岁,女性为74.8岁。与此相比,日本人的平均寿命则为83岁,澳大利亚的这 一数字为82岁,美国人的平均寿命是78岁。很显然,延迟退休如果没有必要的收益年龄打底,难免陷入广种薄收的境地,从权益而言,性价比何在?二者,延迟 退休必然带来就业岗位的延迟让位,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褚福灵测算过,如果在全国实行弹性延迟领取基本养老金的政策,每年可能会涉及上千万 人,并由此导致年轻人无法进入这些岗位。一味延迟退休年龄,每年社会就业机会或会缩水30%左右。与此相关的,还有企业的用人成本问题,就业压力衍生的社 会矛盾问题。

     更重要的是,如果不能前置性解决好社会保障领域的公平症结,弹性延迟退休政策就可能异化为公共福利的又一块唐僧肉。养老 金亏空的原因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国企等历史原因没有早早“蓄水”,另一则是社会福利的两极分化,公职人员等无本万利——于此而言,一旦这些问题不能解决, 延迟退休就可能成为既得利益阶层的“吸金大法”,而民众分摊成本更为高昂。

   根据现行养老保险制度,目前个人养老金的领取标准最低仅达到社会平均工资(下称“社平工资”)的19.01%,大部分则低于40%,更远远低于养老 保险制度设计的58%。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保专家李珍算的这笔账表明,由于制度设计存在问题,目前中国的养老金替代率水平过低,不利于民众退休后 生活的保障。而延迟退休则是提升养老金替代率的一个可行之计,但它绝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中国养老金最令人诟病的就是双轨制了。公务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不参加保险,到头来养老金由国家财政统一拨付。数据显示,2010年,全国事业单位和机关单位的参保退休人数占所有参保离退休人员总数量的7.74%,却占总养老金支出的10.85%。
  
   而推迟退休年龄,对许多跟权力沾边的人更是“好事”,这意味着他们有更多的“权力寻租”时间,他们不退休的获益要比退休大很多。
  
   而对于别的许多普通民众而言,则不是那么回事。很多基层劳动者做的是劳力劳动,工作辛苦;也有一些劳动者早年被迫下岗,盼星星盼月亮盼来了60岁,却突然被告知不能退了,实在打击大。
  
   如果一个制度不考虑广大的基层劳动者的话,这不公平。

   根据1997年的规定,其实企业上缴的资金中有一部分其实是要计入个人账户的。这样一来,个人未来的养老储蓄会更轻松。可是随着实践,这部分不仅没 被划入个人账户,连个人账户也被挪用去“补窟窿”了。而在一些负担重的老工业区,企业上缴的费用还要超过工资的20%,这也是为了“补窟窿”。这个窟窿就 是那些在旧的养老体制下已经退休或者即将退休的人。在新体制内,他们没有缴费用,退休金却要由新体制来出。这笔钱就叫“转轨成本”。
  
   由于在传统的计划体制下,我国一直实行“低工资、低消费、高积累”的政策。从1952年到1978年,职工实际平均工资年均增长仅为0.38%,而 积累率却从21.4%增长到36.5%。也就是说,政府应该拿钱出来担负这批人的养老,这也是应有之义。但是,最终,责任却被转移到了企业和职工身上。而 财政并不穷,光是去年收入就超过10万亿。除此之外,国企的红利也被认为能够填补养老空缺,但是央企红利仅有0.4%来补充社保。
  
   2010年,各级财政补贴基本养老保险基金1954亿元,占全国财政支出的2.2%。可是政府在行政方面的支出却占到财政收入的20%。有学者就发现,在中国,政府的社会保障支出和行政支出呈负相关。也就是说许多地方政府宁愿把钱拿出来做个体形象,也不愿意做民生。
  
   因此,从更大一级的层面,如果出现问题,还是使劲给企业和个人加重负担的话,这又是更大层面上的不公。不管是空帐还是历史欠债,其实都是行政部门需要负责的,可买单的却不是他们

   公共政策离不开“公平”,而推迟退休年龄,显然让广大基层劳动者觉得自己被冒犯了。不管是利用他们的个人账户来现收现付,还是养老金双轨制,都让他 们看到“不公”二字。而为了未来的养老金收支平衡,如果首要做的不是提高行政能力,加强统筹,也不是用财政资金或者国企分红来补贴,更让人看不到养老金双 轨制废除的希望(因为这会触犯到另一个群体的利益,他们要求合轨不能让他们的退休金降低),而是让他们推迟退休。在这种情况下,凭什么让他们接受呢?诚如 一些基层劳动者所言,为什么每次做出牺牲的就是我们?
  
   中共邓氏胡温反党反人民集团从9864北京大屠杀到今日的延迟退休赤裸裸的暴露了它们敲诈十三亿普通中国百姓的罪恶和无耻!亿万中国人民现在你们已经无路可退,武装暴动将是你们最好的选择!

中国证卷投资者维权委员会 

查李旺阳之死 香港人要围胡锦涛申寃

    (苹果日报) 北京为平息港人对「六四铁汉」李旺阳寃案的愤怒,日前急令湖南彻查事件,但湖南当局根本无意查出真相,李旺阳胞妹李旺玲仍然失踪,而公安正加强打压及恐吓 为李旺阳申寃的维权人士。支联会及多个民间团体对北京的「假调查」极为不满,正部署于6月30日发动大型示威,甚至包围访港国家主席胡锦涛下榻的酒店,要 他亲睹港人对李旺阳「被自杀」的怒火。
   
      中通社前日发出新闻稿,引述湖南省公安机关称,注意到境外媒体和人士关注李旺阳死亡事件,会由刑侦专家进一步调查李旺阳案。但本报发现,湖南当局根本没 有诚意查出真相,甚至加强打压。李旺阳好友上周五在 twitter上为李旺阳申寃,翌日其好友朱承志和一批维权人士一起「被失踪」,当局更以扰乱社会治安的罪名将他拘留10天,未有因重新调查案件而释放 他。
   
     据知,湖南当局力求将朱承志入罪,国保近日传唤及讯问多名湖南维权人士,问题集中于朱承志有没有召集众人前往邵阳悼念李旺阳,有消息指当局或对朱承志判处 劳教,甚至以刑事罪起诉。另一名正遭当局软禁的李旺阳好友尹正安昨接受《苹果》查询指,前天再有两名国保人员找他问话,他至今仍未能与失踪的李旺阳胞妹夫 妇李旺玲及赵宝珠联络,也没收到消息指二人可能在甚么地方。
   
      北京对李旺阳案的「假调查、真打压」手法,引来本港泛民人士强烈不满。候任特首梁振英昨晚再被问到李旺阳案时,始终不肯回应会否向胡锦涛直接反映港人愤怒,只重复北京官方立场指希望湖南调查尽快有结果,又说会适时向中央反映港人意见。
   
       支联会主席李卓人表示,湖南的做法正好证明北京所谓调查实际只是缓兵之计,「拖到7.1回归之后,胡锦涛访港没事发生,当日香港唔好有几十万人上街就得,之后会打回原形,唔理李旺阳案」。
   
      李卓人称,一定要让胡锦涛亲睹港人对李旺阳寃案的愤怒,正部署6月30日发动大型示威,计划当晚于胡锦涛下榻的酒店外抗议,令胡锦涛感受到港人怒火, 「7.1游行太迟,佢(胡锦涛)7.1中午都走咗,乜都睇唔到」。他又相信6月30日发动市民上街不会影响7.1游行人数,「只要今个星期日上街嗰二万五 人有一半参加,已经够多,可以围住会展」。此行动稍后仍要与泛民及其他民间团体商讨。
   
     工党立法会议员何秀兰表明,工党将全力配合支联会6月30日发起的抗议行动,会发起全港市民都能参加的游行,「一定要为李旺阳讨回公道」。社民连主席「长 毛」梁国雄亦指,会密切留意胡锦涛来港后所到的地点,展开机动式抗议行动,「我哋一定会去抗议,要求平反六四、彻查李旺阳事件」。

中国佛教代表团退出第26届“世佛联”韩国大会

    来源: 中央人民政府网站
   
     中国佛教协会发言人15日就中国佛教代表团退出第26届“世佛联”韩国大会发表谈话,全文如下:
   
    今天,看到媒体刊登的韩国曹溪宗发表的有关声明,我们深感不解和震惊。
   
    “世界佛教徒联谊会”是有重要影响的国际佛教组织,中国佛教界与“世佛联”多年来保持着良好的交往合作关系。今年4月,中国佛教协会接到第26届 “世佛联”大会承办方韩国曹溪宗负责人的邀请函,邀请我会派团出席。韩组委会多次承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不邀请达赖喇嘛和其代表出席。我会本着巩固 和发展与“世佛联”及韩国佛教界友好交流的真诚愿望,派出以中佛协副会长释永信为团长的17人高规格代表团赴韩国丽水参加会议。
   
    6月11日代表团抵达后,发现韩方组委会违背承诺,邀请所谓“西藏流亡政府”前首席噶伦桑东等人参会。我方多次与韩方组委会交涉,韩方推诿敷衍, 不予纠正。为此,“世佛联”秘书长帕洛召集中、韩双方及“世佛联”多名执委进行商议,韩方仍百般狡辩。“世佛联”秘书长帕洛对韩方的错误做法非常气愤,当 场郑重表示:主席本人和我都十分清楚地了解掌握了真实情况,经慎重考虑作出如下决定——如果韩方组委会不纠正错误,导致中国代表团和中国执委不能出席开幕 式,主席、秘书长与执委们也将不出席开幕式和以后的大会活动。在此情况下,韩方正式作出表态:立即将已进入开幕式现场的达赖喇嘛方面有关人员全部清理出会 场,保证大会以后的一切活动也不再允许他们参加。
   
    6月12日下午,我代表团抵达开幕式现场后,发现韩方再次违背承诺,仍然安排所谓“西藏流亡政府”代表在现场主要位置就座。鉴于韩方组委会多次违 背向我方和“世佛联”作出的承诺,一意孤行,顽固坚持错误做法,严重伤害了中国广大佛教徒的感情,中国佛教代表团对此表示严重不满和强烈抗议,郑重决定退 出本次会议。“世佛联”领导人和多位执委以及与会的多国代表,对韩方组委会的做法表示反感,对中国代表团的立场表示尊重、理解和支持,一些代表也已提前离 会。
   
    一直以来,中国佛教协会和韩国曹溪宗有着较为密切的友好合作关系。在此次会议中,韩国曹溪宗组委会违背承诺,违背佛教不妄语、不诳语、不两舌的基 本戒律,在承办宗教国际会议的殊胜场合,不是交流和弘扬佛法,而是利用佛教的名义,插手和干预别国内政,破坏了宗教和谐气氛,严重伤害了中、韩两国传统法 谊。对此,中佛协表示不解和愤慨。韩方组委会和曹溪宗应为由此引发的不良后果负责。
   
    中国佛教协会感谢“世佛联”及众多执委、多国代表对中国佛教界的理解和支持,愿意继续巩固和发展与“世佛联”的友好合作关系。我们也非常珍惜与韩 国佛教界包括曹溪宗的传统法谊,希望其真正秉持佛陀教诲,严持佛教戒律,发扬慈悲、和谐精神,为维护和发展中、韩两国佛教友好交流创造良好的条件和氛围。

红色贵族家天下 薄的浮沉使中共陷入难以解释的境地

“薄熙来的上升和陨落使中共领导人陷入了难以向人民作出解释的境地”。《法兰克福汇报》接着分析说,这是因为当今中国成了“红色贵族的家天下”。

文章指出,薄熙来事件中"有关金钱与勒索、谋杀与掩饰的真相能否有朝一日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令人怀疑。每当涉及国家机密或者一些党的最高领导人卷入案情的话,中国的司法比平时更不透明。薄熙来事件表明,中国大家族又重新进入政坛。"

文章回顾了中共的历史后,写道:"中共原来并不是一个享受继承权的党,但是今天,中国有一批'红色贵族',他们拥有巨大的财富以及强大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

"党的创建者们的子女一直享有特权地位,听取老人的意见和建议、把对元老的尊重传给其后代,这符合儒家传统。红色贵族的后代进入经济界,早就人所共知。他们中的一些人执掌大企业,另一些人主持事务所、咨询公司和投资公司。新情况是,过去十年经济繁荣期间他们的生意得到大幅扩展。"

文章接着写道,这是因为"接近权力,就可以保证获得重要的经济信息,可以顺畅通过行政手续,在必要时也可以排除法律障碍。这样,许多家族通过良好的关系-这其中多为亲戚关系-聚敛了财富。

"在法律体系薄弱的国家,家族纽带依然是忠诚合作的保证。但在中国,家族的代表人物也是国内唯一执政党的干部,这个政党统治国家、做出所有重要决策。虽然官员及其小家庭禁止经商,但他们的亲戚则不受限制。"

薄熙来事件使中国政治化

文章指出,"红色贵族的财富是否通过合法途径获得,几乎无法调查。人民知道,官府受贿和为个人致富滥用权力的现象是常规,并非例外。正式场合宣传社会主义平等和热爱祖国的薄熙来却把儿子送到英国一所昂贵的私人学校,把财产转到国外。"

文章最后就中国的政治前景写道:"薄熙来事件使中国变得政治化起来。这能象乐观派所希望的那样,带来变化吗?看来不可能。政治改革需要上面推动,党内的政改呼吁没有人听得进去。权力与经济利益的结合导致超级富豪的经济利益在影响政治。许多人不愿中国增加透明度、不愿公开收入、不想认真反特权、反腐败和反违法行为。

"党很强大、地位稳固,但它也会失去信誉和合法性。正式说来,它仍然是社会主义的政党,应该按照毛泽东的口号'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为少数几个家族服务。这就使它很容易受到来自左翼的批评。如果党不最终做出民主改革的决定,那么它的批评者或那些想与薄熙来一样显示自己民粹主义特色的人只有一条路,那就是转而采用另一套毛主义的做法。"

文章来源:  

警察濫權根在體制 公權濫用遭殃百姓

有關內地警察濫權的報道,近年來一直不絕於耳。四年前,北京青年楊佳在上海遭遇警察羞辱後,持刀襲擊上海市公安局閘北分局,導致六名警察身亡、五人受傷。這起內地最嚴重的襲警血案,令海內外震驚不已。

此 案直接引發人們關注警察執法中的程序正義、司法公正和社會公正等問題。人們不解的問題是,究竟警察在執法中對楊佳做了甚麼,以致楊懷有深仇大恨,並鋌而走 險血洗公安局?儘管楊佳已伏法,但內幕仍撲朔迷離。人們可肯定的是,楊並非神經不正常之人,他如此痛下殺手,一定是他在警察那裏遭遇了他人難以想像的羞 辱。

這就牽扯到警察執法中的濫權問題。中國內地遠不是法治社會,平民弱勢階層遭遇不公平,往往只能打碎門牙和血吞。申訴無門,是公權機關濫權的溫床,加之警察還屬於執法機關中的強勢部門,平民被其濫權並且施淫威,更是家常便飯。

十年前,陝西延安市毗圪堵村村民張某和妻子李某為增加性愛情趣,在家看黃碟,但警察突然闖入,並將張某帶走。其後,張某還被刑事拘留。

這起掀起軒然大波的「夫妻家中看黃碟」事件,令人震驚之餘,更令大家人人自危:警察濫權之下,你即使躺着不動,也有可能中上一槍。

最近的一單警察濫權,來自吉林松原。一名網友從網絡下載了九十五部黃片,用以自看,結果也被警察帶走。警方剛開始要罰款五千元並要拘留其十五天,經協商,最終改為罰款三千元拘留十五天。此外,警方還沒收了該網友的電腦,並不給開具任何收據,只稱這是「沒收犯罪工具」。

根 據《治安管理處罰法》,觀看黃色影視作品者,既不是刑罰的對象,也不是行政處罰的對象,國家公權力無權干涉。但就是有警察對此置若罔聞,執法犯法,假借法 律之名欺負平頭百姓。究其根源,一是因公權力缺失必要的、有力的監督和制約;二是在官官相護之下,弱勢的草根階層告狀無門,形成不了維護社會正義和公平的 強大力量。

警察濫權,壞的是一國法紀;公權被濫用,遭殃的是百姓。長此以往,只能民怨沸騰,國將不國。中共天天空喊構建和諧社會,卻始終在政改上原地踏步,甚至開倒車。真到了百姓揭竿而起時,一切都將悔之晚也!

尤可夫 傳媒人

太陽報

周永康称病住院 却不向副职交权

   (星岛日报) 中共十八大即临,高层权斗始终是个绕不过去的焦点话题。媒体援引北京政法界人士说,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虽然偶尔露面接见一下小国来宾,但多数时间称病住 在北京301医院,很少到政法委办公楼上班理事。另一方面,中共智囊批胡锦涛搞「修正主义」,背离邓小平初衷。
   
       明镜新闻网报道,中共中央宣传系统日前下达指令,要求中共所属或所能影响的媒体,用各种方式宣传中共党内民主选举成果,为中共十八大营造民主气氛。报 道称,5月7日进行的所谓「秘密海选」,恰恰引爆了新一轮更激烈的权力斗争。据报道,周永康和中央办公厅主任令计划被指涉嫌操纵了这次「海选」。令计划在 这次「海选」中得票数排第三,仅次于张德江和李源潮。
   
      报道援引政法界人士的话说,周永康因为薄熙来、陈光诚事件饱受党内外质疑,如今又陷入和令计划操纵「海选」丑闻,引起退休和现任多数政治局常委的批评,从而使周永康未来遭到清算的机率大增。
   
      针对较早前英国媒体有关周永康已移交权力的说法,政法界人士说,事实上,周永康只是称病住院,不到政法委上班理事而已,并没有将权力交给政法委副书记王乐泉或孟建柱。
   
       但是,政法系统最近几月大事连连,已有取消政法委之议。由各地的省委副书记兼任政法委书记,便是明显将政法委虚化。据报道,即将出版的《内幕》杂志,用四万多字篇幅,详尽揭露了中国法治建设中最大的毒瘤:政法委。

中宣部限播令:李旺阳、奶粉、印度逮捕中国公民

    中宣部:对湖南邵阳李旺阳死亡事件及境外反应,各媒体一律不采访、报道和评论,也不转载境外媒体和网上相关信息。
   
    中宣部:关于伊利个别批次奶粉重金属含量异常和陕西省安康市镇坪县曾家镇渔坪村怀孕7月孕妇遭强制引产,各媒体如作报道,一律使用新华社通稿,不自行报道和评论,不炒作、不渲染。
   
    中宣部:根据印度媒体报道,印度警方当地时间6月12日逮捕了8名中国公民,各媒体对此事及相关事件不报道不评论,也不转载境外媒体和网上相关消息、评论。

    来源;中国数字时代

薄熙来案爆料人王康:有章子怡也不奇怪

    (世界日报)  被外媒称为薄熙来事件案爆料人的王康,日前接受本报专访,他就媒体影射薄熙来与影星章子怡关系密切一事表示,「他这种高官,权大无比,炙手可热,风流倜傥,夫妻关系又不好,几个女人贴近,没什么奇怪的。」
   
       在薄案爆发的敏感时刻,王康一个月内接受廿二家外媒采访,被外媒封为「薄案爆料人」。王康首次接受台湾媒体采访,他对「爆料人」这个封号有点哭笑不得,他说,「我对这个称唿陌生不已,世事荒唐,也无可如何。」

      为何王康愿意站出来谈薄案,王康说,首先这是大事情,他希望更多人关心这件事,尤其是知识界不能缺席。但目前为止,中国知识界还保持沉默,私下议论多得要命,公开表态却寥若晨星。其次,薄案发生在重庆,他本身是重庆人,他偶然知道一些内情。
   
      他认为,薄案是个大事情,大到中国何去何从,如果薄熙来重庆模式成功,将是毛泽东捲土重来,如果推行到全中国,就意谓否定中国改革开放,温家宝反覆告诫的文革式浩劫就可能重演,对全世界造成冲击,包括对台关系都会趋于强硬。
   
     不过,薄熙来提出「五大重庆」施政,仍有重庆老百姓怀念薄熙来。王康指出,薄熙来重庆模式的手段是「唱红打黑」,这统统都是工具,目的就是要邀宠民心,达到政治目的。
   
     王康指出,薄熙来时代是典型的「国进民退」,打黑严重打击到重庆的民营企业,严重破坏法治,造成许多冤错假案,成了新的犯罪。
   
      王康曾向外媒表示「薄熙来夫妇多年来一直不正常」,也说「谷开来与海伍德过从甚密」,王康回应说,「薄熙来事件,我该说的都说了。不该说的,我肯定不会讲,而且我确实与有关单位达成协议,这件事情到此为止。」
   
      王康指出,薄熙来在重庆的戏已经演完,下一幕就是审判了,舞台已经搬到北京去了。他相信薄熙来涉及的案件,如何定性,公开还是秘密审理,如何给人民和历史一个交代,需要政治诚信和政治智慧。
   
     王康对台湾也相当熟悉,他曾访问台湾三次,最近一次是在二○一○年七月在国父纪念馆展览「浩气长存」巨画。
   
      王康说,薄「格局太小、私念太重」,严重误判中国,开历史倒车,有今天这样的结局,也是咎由自取。王康也建议薄停止「唱红打黑」,但薄拒绝了。
   
      王康说,重庆是中国战时首都,是世界反法西斯东方战场的指挥中枢,是国共合作的中心城市;未来如果重庆第一把手能访台意义将非比寻常,有助于两岸更进一步发展。

军人入常——本届没戏,争夺军委副主席激烈

    作者:方子

    军队高层入常呼声传出后,引起了中共政治局常委会的惊恐,胡温习等很快召集各方大员了解情况,进行安抚。中央军委也召开了紧急会议,统一思想,压 制呼声,再次强调“党指挥枪”和“忠于胡主席”。《解放军报》也于12日发表《自觉在大局下行动》的文章,要求各级官兵正确面对职务变动,以大局为重,打 压入常呼声。由于军方高层声音不一、动向不稳,十八大前各军区司令员、政委,三大兵种、四大部负责人及政委,可能部分换人,以求高层维稳。

     政治局常委会及军委内部磋商后,形成一致意见——即依然维持原定方案,军人依然不入常委会,在政治局还是维持两人名额,但可能扩大军委委员名额,为60万 武警部队增加一个席位。本届全代会关于军方安排即如此定调,对于军人入常问题,胡等推到了下届,需要“审慎研究”、“容后处理”,而至于军方的不满,将通 过做“工作”、压制和换人来解决。十八大后,老将会退出一批,一批新人将荣升上将、中将,获得晋升,从而形成对现政权新的支持系统,为习近平打造新的椅 背、椅腿。

    对于发出入常呼声者,调查出名单后,这些人必将遭到调换或退休。由于有郭伯雄、徐才厚等铁杆的表态示忠与支持,胡习温并不担心被处理者造反。但因 这件事的影响,十八大后军中反腐议题讲低调处理,以免激起更多反弹,不利高层维稳。

    军人本届入常没戏,刘源自然没可能入常,但直升军委副主席的可能性并未降低,仍是呼声最高的人。本届军委可能留任的常万全、许其亮、吴胜利等人将 会与刘源展开一番幕后较量。另外,胡锦涛嫡系房峰辉少壮派将领,亦不会轻易放过直升军委副主席的难得良机,必定也会加入这场狗多骨头少的争夺之中。

    军中传闻说房峰辉近两年来与卫戍区部队将领打得火热,与郑传福中将、高东路少将的频频会面,与中央警卫局的将领也十分密切。北京军区下辖38、 27、65三个大集团军,38集团军更是赫赫有名的王牌军,另辖三个卫戍师、三个武警机动师,兵力近40万,是各大军区中最强大的。房峰辉若要端政治局这 帮文官,可以说轻而易举。中央警卫局的两三千号人虽是精兵,但根本不是整个军区的对手,何况,房与曹清、翟入常、李宪法、龚光新等将领关系密切,双方联动 不是没有可能。房如果有意政变,成功率肯定比全斗焕要高,届时,中国也许将进入数年的军人专政时期。军人专政肯定是一种倒退,但短暂的倒退也许是中国民主 化的良机与开始。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李长春刘云山令中宣部和新闻出版署十八大之前记者不得采访负面新闻

    博讯 刘丹青
   
     2012年6月15日北京新闻出版署消息,在距离中共十八大召开还有数月之时,中共中央宣传部,按照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和主管文化意识形态的常委李长春 的指示,要求大陆各级新闻单位,从6月15日开始,全力以赴宣传胡温‘黄金十年,盛世十年”的伟大成绩。新闻单位在没有各级宣传部门的指示前提下,都不得 擅自报道负面新闻。各省的新闻单位不得跨省跨地区采访,发现有跨省跨地区采访的记者和新闻机构,被采访的省市自治区宣传部门,可向中央宣传部和新闻出版署 举报。并可直接没收跨省跨地区采访的记者证件。在京的新闻单位不得跨行业进行采访。遇有重大突发事件,报中央宣传部批准后方可进行报道。
   
    据在北京的《产经新闻》和《联合商报》的记者向笔者透露:“我们这些原隶属中央直属单位,现在自负盈亏的新闻单位的领导就是更加荒唐,他们自律到连我们的记者证都暂时收缴,有采访任务了(但必须是正面报道)方能向报社领导打报告、经批准后才能拿回自己的记者证件。
   
    据南方某报的记者说:“我们南方报系是被重点看管的对象,在全社大会上,新来的领导郑重告知:任何人都不得到外省采访,如果被当地宣传部门发现有人跨省采访新闻,一律吊销记者证件,影响极坏的情况,报社领导要向宣传主管部门辞职。
   
    笔者记得,早在胡锦涛上台的中共十六大之前的三个月,中宣部就有过相类似的通知,但是那时候中宣部的文件中没有要求的这样具体,也没有规定不得跨 省跨地区采访和收记者证的条文,胡锦涛2004年全面掌权后,政治上全面向左转,学习古巴和朝鲜,严控新闻媒体,到了中国入世10年后,现在连美国之音的 记者都拿不到去中国的工作签证,这不仅完全违背了中国对世界贸易组织的入关承诺,而且这是表明了中国在政治上的全面倒退的重大信号。
   
    但是,就是在昨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再次向新闻界呼吁:要鼓励从实际出发,勇于探索和创新;要讲真话、听真话,善于从各种声音中汲取智慧。
   
    温家宝特别强调:因为讲真话,听真话是民主科学决策最基本、最重要的前提条件。领导者应有听取和包容不同意见的雅量,不要轻易把不同意见说成噪 音、杂音,而应善于从不同声音特别是批评性意见中汲取智慧,因为批评性意见可以使我们头脑更清醒,更加重视那些容易被忽视的问题,有利于避免决策失误。
   
    温家宝还指出:“要发挥网络新媒体在了解民情、汇聚民智中的积极作用。历史上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普通百姓拥有如此便捷而广泛的表达方式。政府要完善网络新媒体管理政策,加快形成依法管理、行业自律、社会监督、规范有序的传播秩序。
   
    温家宝最后说:不仅是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问题,还涉及政治体制改革、加强民主政治建设问题。我们党之所以发展民主、健全法治,就是要把党内民主和 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并使宪法和法律具有任何人必须严格遵守的不可侵犯的力量,建立一个有效制约权力、并创造条件让人民监督的制 度。如果民主法治不健全,权力得不到有效制约,有的人就会利用手中的权力侵犯甚至践踏法律。这是需要我们非常警醒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对这方面的教训作了非常深刻的总结,我们应该牢牢记取。
   
    对温家宝这番话据北京的记者分析:显然是对最近胡锦涛和李长春、刘云山控制十八大前的新闻局面,以及最近人民日报批评监督政府就是噪音、杂音的谬论给予回击和强烈地不满,温家宝是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向世人表达我不与胡锦涛的政治倒退同流合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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