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华网滾动新闻

2012年9月28日星期五

薄熙来:别看小女子,能够办大事!美女是他的秘密武器?

消息来源:RFA-姜维平

  重庆《华龙网》6月17日报道说,今天上午,有网友在微博上贴图爆料“重庆女子骑警今日亮相街头”。美女配骏马,重庆街头多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记者随即上街打探发现,重庆女子交巡警今日正式上路,不过并非骑的骏马,而是开得沃尔沃警车。这件事对山城似乎是个大新闻,但在大连人看来,已是司空见惯,不过知道底细的大连新闻界人士无人不晓,此举是薄熙来在政坛攻守自如的秘密武器。

  薄熙来是一个从小在宫廷里长大的纨绔子弟,其本性好色贪婪,后来因父亲被政敌所困,他流落北京街头,堕落成了小偷,因盗窃汽车入狱五年,当时他的世界观刚刚形成,又终日与地痞流氓混迹一起,就学会了油滑和狡诈,他1985年对金州县城的黑老大邹显卫{外号“虎豹”}说,不管什么人,都有两个弱点:好钱和好色,所以谁会使用这两样武器,谁就无往而不胜。过去“虎豹”在金州横行霸道,杀死一人,最初就是花钱,通过薄熙来摆平的,后来服刑期间,保外就医,又杀一人,才由闻世震主抓此案判了死刑,“虎豹”和薄熙来迷恋的钱和色,最终未能救他,但这一权术思想决定了薄熙来在大连以至辽宁,既栽花种草,又建女子骑警的英雄壮举。他任大连市长时,每年由政府投资600万元,给设在大连金石滩国家风景旅游区内的私立服装模特学校,那里,终日歌舞升平,美女如云,来往宾客,不绝如缕。薄熙来毫不隐讳地说,别看小女子,能够办大事啊!只要她们招之能来,来之能战,花点钱算什么?!于是,金石滩管委会把政府办公楼无条件地交给模特学校校长,著名模特于某使用,机关干部不得不四处借房办公,人们说,于某是一把手,主任王某志是二把手。王主任听了,连屁也不敢放!

  除了大连金石滩服装模特学校,薄熙来最重视的就是女交警和女骑警了!那么,薄熙来收留了香港赛马会淘汰下来的马做什么用呢?原来,他要建立一支由漂亮的女孩组成的女骑警队,显然,她们大都初中毕业,涉世不深,又天生喜欢虚荣,正好被薄熙来及其贪官利用。她们不具备最起码的警察素质,其特长就是美丽与攻关,但薄熙来急需的就是这两点特长,她们虽然脑袋空空如也,但凤眼红唇,身材苗条,能说会道,长于交际,或街头站岗,或骑马溜街,再不就是陪伴领导,活跃气氛,真是轻松自在,名利双收,特别是中央省市来了大领导,这些风情万种的女孩们,有一身制服壮胆,立即派上了大用场,在棒槌岛宾馆等豪华酒店,和摆满燕窝鱼翅的大宴上,人们经常会看到她们能歌善舞的身影,大连新闻界的朋友们私下流传许多这方面的故事,因为涉及个人隐私,不方便详述,只记得有一次,丑话传到薄熙来的耳朵,他勃然大怒!他说,过去都说我和电视台太阳雨主持人张某杰好,现在你们又说我和某警察好,这是造谣,我和她单独在一起,是谈工作!......一位知情的报社记者说,谈工作,怎么能谈进了富丽华酒店的包房?

  这些小女子能为薄熙来办大事,由1998年发生的一场变故可见一斑,香港《开放》杂志的记者蔡咏梅,撰写了一篇揭发薄熙来太太谷开来在大连百丽大厦6楼租房办律师所,变相受贿的文章,大连有个老干部读到刊物后,用剪刀精心地裁下来,专程坐飞机到北京,寄给了中纪委{大连国安局检查一切给中央领导人的信件,大连寄不出去},虽然,上面很重视,他们特派了两个人,从北京到大连深入调查,不料,刚刚出发,薄熙来就知道了,他马上安排两个女骑警去接待,结果一周时间过去了,中纪委的两个人已乐不思蜀了,他们后来回去汇报说,薄熙来老婆根本没做任何生意,大连没有百丽大厦,{实际上,它就坐落在大连青泥洼桥,即现在大连大商男店的旧址,此酒店日后才消失}也没有谷开来的律师事务所,那信件纯是造谣!......由此,薄熙来尝到了甜头,下令由财政拨专款,扩大了编制,增加了人员,把女骑警,女交警的队伍搞得红红火火,闻名遐迩,凡是到大连来的对薄熙来有用的人,不论是组织部考核干部的,还是财政部调拨款项的,或是高检高法查案的,都对他们成功地使用了这一“秘密武器”!用原薄熙来秘书,大连安全局党委书记车克民的话讲:管你吃荤的还是吃素的,我都叫你倒下!大连新闻界消息人士描述说,他们的操作流程是这样的:为了上面来的人不产生疑问,不感到尴尬,他们先以安全可靠为借口,命令女骑警或女交警担任保护工作,陪同他们视察,然后安排她们就餐,等有了好感,再一起去卡拉ok,或洗桑拿,接着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反正他们回到北京后,都异口同声地汇报,薄熙来在大连廉洁奉公,任劳任怨,至于他太太谷开来办律师事务所的事,还有他恂私枉法的传闻,经查并非属实,是大连一些老干部诬陷他,一概不予理睬。

  就是如此,薄熙来在大连大搞“美女外交”,利用人性爱美贪色的弱点,多年来驰骋政坛,左右逢缘,无往而不胜,他经常亲自视察这些令其养眼的女骑警,和女交警,称她们是“共和国的忠诚卫士”,但知情者说,她们忠诚的人,除了薄熙来及其党羽,就是钱和权?只有等到薄熙来被整肃的那一天,其中贪腐丑恶的惊人内幕和细节才能昭示天下。

  如今,重庆的女骑警,不过是薄熙来劣迹的战略大转移而已,其老调重弹,故伎重演,都是为了一个字:权!据上述媒体报道说,网友“图书馆”在某论坛上贴出照片,女子交巡警身穿白色警服,头戴圆顶警帽,身边站在一匹半身高的骏马。“啧啧,实在太靓了!身材一级棒!”照片一出,立马引来众人围观,不少司机打趣地说:“这样靓的女骑警,挨张罚单也愿意!”这个网友一语道破了女骑警的社会危害,就大连来说,由于司机驾车看美女,分散精力造成的交通事故很多,而且她们的公关行为败坏了社会风气,损害了人民警察的形象,群众意见很大,但好色狡猾的薄熙来,能把美女为已所利用,又有既得利益最大的承受 者江泽民等中南海高官支持,多年来一意孤行,名声在外,现在,薄熙来到了重庆,已经没有了父亲薄一波做主,前有国家副主席习近平档道,后有汪洋为首的团派新贵断路,他怎能不使出浑身吃奶的劲,把战无不胜的“秘密武器”拿出来,为仕途前程开路呢?

  另据重庆媒体报道,这些美女配骏马,使重庆街头多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记者随即上街打探,在渝中区上清寺一带,果然发现了女子交巡警的身影,可惜女警并没有骑马上路,而是开着沃尔沃警车。 和普通交巡警区别的是,她们的坐骑是由福特致胜改为沃尔沃的。服装特质,上白下黑,脚穿高筒靴。女子交巡警一亮相,立即受到市民关注。其实,薄熙来只不过是根据重庆山城的特点,故意叫她们由骑马改为驾车而已,万变不离其宗,如同文人工夫在诗外一样,她们是工作在车外啊!但善良的重庆市民不会想到,薄熙来给重庆建立了不仅仅是一道漂亮的风景线,而且是自身的保护神,殊不知狗嘴吐不出象牙,薄熙来心中的小九九,如果没有以往我的多年深入采访和无情揭露,人们还会被他永远地蒙在鼓里。但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智商高超,心黑胆肥的薄熙来再狡猾,也难逃最终文强一样的可悲下场,因为他比文强的灵魂还丑恶!现在的重庆,毕竟不是当年的大连!总有一天,他的罪行将被彻底地清算!

  2010年6月21日草,7月1日修改于多伦多

章子怡敏感时刻受访:男人别在爱里耍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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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子怡接受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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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子怡接受专访
  
  章子怡接受专访
  
  章子怡接受专访
  
  章子怡接受专访
  
  章子怡接受专访
  
  章子怡与小易合影
  
  章子怡与小易合影
  
  章子怡与小易合影

  章子怡在《危险关系》中化身性格清高的贵族遗孀,陷入了张东健与张柏芝布下的爱情圈套。在章子怡看来,《危险关系》中的爱情太残忍,绝对不要这种事发 生在自己身上。而张东健饰演的花花公子谢易梵的魅力又太危险,她宁可没有遇到这种魅力,并提醒男人“不要在爱情里耍手段。”

  谈自己:被人物的不确定性吸引 角色已比剧本中丰满

  网易娱乐:其实我们看的时候都觉得在杜芬玉身上有玉娇龙的影子,她的性格有倔强、冷峻、清高的地方,你自己会有这种感觉吗?

  章子怡:我这次选择演杜芬玉恰恰看到她身上含蓄的地方,我觉得她有很强的人格魅力,也有很强烈的隐忍的情绪在,我当时不好判断这种感觉应该是怎么样呈 现在荧幕上,也是我选择她的一个最主要的前提,我觉得她身上肯定有很多的不定性,这之间有她的犹豫、有她的纠结、有她的愤怒、有她的崩溃、有她的痛苦,到 最后她对于生活的那种向往,然后有一个新的生命的开始。我觉得这个女人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人物,所以我想象不到我会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诠释她。

  网易娱乐:张东健说你是一个很有自己想法的演员,经常会有很多的想法去跟导演交流和沟通,你面对角色想了很多是吗?

  章子怡:我所有的角色都会这样子的,我会动脑子去想为什么是这样的,我当年跟巩俐姐拍《艺伎回忆录》的时候,我看到她也是这样子。演员不是说导演要求 你怎么做,我觉得我们不是道具,我们是在现有的情况下怎么样让这个人物更丰满、逻辑性更对,因为很多东西是要自己想的。因为你指望导演告诉你所有的事情, 你是做不出来精彩的,你只能是完成他的任务而已。所以这也是我觉得做演员快乐的地方,就是你创造的过程当中,然后你也不断地在询问这个角色、寻找这个角 色。

  网易娱乐:所以你塑造的杜芬玉其实已经比剧本上又丰满了很多?

  章子怡:我相信是这样子的,而且在最后的过程当中为她加了很多的细节,很多都是剧本上没有的。

  谈爱情:《危险关系》的爱情太残忍 不希望发生在自己身上

  网易娱乐:《危险关系》的一条主线就是你饰演的杜芬玉和张东健饰演的谢易梵之间的爱情故事,你怎么样看待他们两个人的爱情?

  章子怡:这个爱情是不应该发生的,也不应该存在的,所以到最后确实是一个玩火自焚的结局,杜芬玉陷入到这样的一个设计好的圈套里面,她是不知道的,所 以她的世界里面只有感情和欢乐,你看到她让张东健走进到她的世界的时候,她就像一个少女一样的,她的生活马上变得丰富多彩了,然后她在给他包饺子,那个饺 子的馅里面全是她对他的这种情怀、她的爱意。可是这是谁也不愿意看到的一个结局,就是张东健跟她讲这是我们设计的一个骗局,这个女人生不如死,我觉得太残 忍了。

  网易娱乐:但其实在结局的时候,导演还是给了杜芬玉一些希望。

  章子怡:对,我就很开心,至少让观众还有一丝甜美,就是还能有一丝的希望、一丝美好的继续在她身上、在爱情上。

  网易娱乐:所以你认为谢易梵是爱杜芬玉的吗?

  章子怡:我相信是的,否则的话他也不会最终要冲出那个家,然后跑到杜芬玉那,他其实是想去跟她表白的,但是他必须要面对死亡。

  网易娱乐:反过来从杜芬玉的角度来说,导演其实留了一个悬念,就是杜芬玉到底有没有原谅谢易梵?在你心里这个答案是什么?

  章子怡:这个答案其实每一个人心目当中都会有。杜芬玉在画火车的云彩的时候,我相信她应该是在心里面是满足的,虽然她经历了这一番的痛苦。

  网易娱乐:如果是你,你会做这种选择吗?会原谅吗?

  章子怡:没有如果,我不要让这个事情发生在任何人身上,太残忍了。

  谈张东健:不希望经历致命的魅力 男人不要在爱情里耍手段

  网易娱乐:跟张东健对戏的感觉怎么样?

  章子怡:他不错的,我是觉得他有很大的勇气去挑战这个角色,其实离他是很远的,一个外国人,然后去饰演一个30年代的风流倜傥的公子哥,不容易的,而且全程要用中文去表达,所以我觉得他付出的努力要远远多过我们,我是很尊重这样的专业演员的。

  网易娱乐:那你怎么看他诠释谢易梵这个角色呢?他就是一个单纯的花花公子呢?

  章子怡:我觉得不错的,这个角色其实给了他很大的空间,这种戏本身戏是保人的,它给你空间让你去发挥,我觉得张东健是完成了这个任务的。

  网易娱乐:对于片中谢易梵这一类型的男人你有什么样的看法?

  章子怡:还是少一点这样类型的男人吧!我自己经历了这个爱情故事,我知道有多痛,我陪着杜芬玉真的是落了很多次泪,我觉得男人还是不要耍这种手段,因 为到最后不可能是一个男人、两个女人或者是一个女人、两个男人,你最终会是一个很大的创伤的,对于谁来说都是很残酷的一个事情。

  网易娱乐:宁可致命的魅力不要存在,不要被他吸引?

  章子怡:这样的魅力我觉得还是不要存在的好。

  谈张柏芝:莫婕妤人物没有挑战 张柏芝完成的蛮好

  网易娱乐:之前你是在杜芬玉和莫婕妤之间犹豫过?

  章子怡:我没有犹豫,我拿到剧本之后,看着看着就跑了,就进入到杜芬玉的世界里面去了。

  网易娱乐:其实在戏里面,在我们看来杜芬玉和莫婕妤之间是情敌的关系,虽然她们两个在最后才碰面,你觉得她们两个之间是有什么样的关系?

  章子怡:我认为杜芬玉不知道这个骗局,所以她不知道莫婕妤在做着这样的操控,所以她的世界好像没有莫婕妤这个人,但是莫婕妤的世界是以她为中心的,她就是要操纵这样的一个交易,然后设计她作为她的诱饵,所以我觉得是一个主观和客观的态度。

  网易娱乐:所以在你看来莫婕妤会不会比谢易梵更残忍?谢易梵至少还有一个爱的借口,莫婕妤什么都没有。

  章子怡:我觉得是这样的,这个人物是挺极端的,所以这个小说为什么被这么多的国家去用不同的方式演绎?包括还有戏剧舞台、话剧舞台,因为各自的角色都很有个性,所以它就给艺术家们创造了很多的条件和空间再去塑造它、再去演绎它。

  网易娱乐:其实演员不都是容易被极端的人物吸引吗?

  章子怡:是的。

  网易娱乐:当时你为什么没有被莫婕妤吸引呢?

  章子怡:因为我能够想象到我会把她演绎成什么样子,而且我曾经拍过《2046》,我就在想杜芬玉这样的人物,她在我的生命中还没有出现过,我觉得她有新鲜感。

  网易娱乐:那你觉得张柏芝这次诠释莫婕妤表现怎么样?

  章子怡:其实坦白地讲,这一次电影里面选的演员都还对,你看窦骁(微博)那个人物、包括卢燕老师那个人物,我觉得导演是有他自己的态度的,所以我觉得大家都完成得蛮好。

加入黑帮的下场

文章来源:

  举报不成反被双规 双规局长自缢家中

  2012年9月26日刚刚退休的湖南娄底市畜牧水产局局长王中平在家中自缢。而王中平2012年4月退休。今年5月,娄底市纪委监察局发现王中平涉嫌 严重违纪;8月23日,经娄底市纪委常委会研究并报湖南省纪委批准,对王中平采取“双规”措施。在此之前他曾向湖南省政府红网、娄底市纪委实名举报现任局 长黄建明私分数千万元国有资产、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等事宜。

  双规局长自缢家中
 
    王中平颈部有明显伤痕

  2012年9月26日16时30分许,办案陪护人员发现王中平在洗澡时自缢,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17时左右救护车赶到现场将王中平送至市中心医院抢救,因救治无效,19时03分,医院宣布王中平死亡。

  9月26日16-17时,王中平在娄底市纪委双规地点非正常死亡。事发近8小时后,市纪委才通知王中平所在单位。家属接到王中平工作单位电话后,才知道王中平的遗体已在家属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由事件第一发生现场转移到当地医院太平间。

  家属赶到后,发现王中平身体手、足、背部均有多处明显淤青、伤痕,最为严重的是,在其颈部有很深的勒痕。9月27日上午,娄底市纪委派遣数十人企图强 抢王中平遗体,全体亲属强烈反对,目前双方仍在紧张对峙中。而在9月27日夜间,多家媒体统一发布通告,在没有确凿证据确认的情况下,直指死者为自缢身亡。

  举报不成反被双规 不排除他杀可能
  
  王中平背部也有伤痕
 
湖通报称,死者王中平,曾任娄底市畜牧水产局局长,2012年4月退休。今年5月,娄底市纪委监察局发现王中平涉嫌严重违纪;8月23日,经娄底市纪委常委会研究并报湖南省纪委批准,对王中平采取“双规”措施。
  湖南省娄底市畜牧水产局前任(已退休)局长、正处级干部王中平,2012年年初向湖南省政府红网、娄底市纪委实名举报现任局长黄建明私分数千万元国有 资产、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等事宜。娄底市纪委开始立案调查此事。但是,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现任局长黄建明安然无恙,举报人王中平反而于今年8月底被双规。

  事件发生后,娄底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在第一时间召集有关负责同志召开紧急会议,立即组建事件调查和善后处理工作领导小组及相关工作班子,要求秉着“依法依规、实事求是”的原则,查清事实真相,迅速开展事件调查和善后处理工作。

王彬彬:现代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语”问题

“据统计,我们今天使用的社会和人文科学方面的名词、术语,有70%是从日本输入的,这些都是日本人对西方相应语词的翻译,传入中国后,便在汉语中牢牢扎根。我们每天用以高谈阔论、冥思苦想和说”东“道”西“时所用的概念,竟大都是日本人弄出来的…”

“实际上,离开了日语”外来语“,我们今天几乎就无法说话。就在我写这篇谈论日语”外来语“的文章时,也必须大量使用日语”外来语“,否则就根本无法成文。”

“每当我想到我们用以思考、演说、写作的概念中,有70%是日本人所营造时,我就寻思起这样的问题:这一事实100年来对中国人的思维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换句话说,假设当初没有日本这样一个近邻,那也许在很长时期内,人们只能使用严译概念,而通过严译概念来理解西方思想和思考中国问题,与通过日译概念是否有差异?即便没有日译概念的输入,严译也许仍会被淘汰,会有人重新为那些西文概念物色更合适的译语,但这与我们今天使用的日本译语肯定绝大多数都会不同,而如果是这样,这100年来中国人思考和谈论问题的方式是否也会不同?最终,这100年来中国的历史进程是否会与已有的完全一 具体地说,当”政治“。”经济“、”文化“、”革命“、”阶级“、”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这些概念换一种方式出现在我们眼前,我们对这些问题的感受、理解,是否会随着变化?”

现代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语”问题

王彬彬



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史上,有着许多有趣味也有意味的事。从大的方面说,有两个时期的情形特别引人注目。一是在中国唐代,一是在近代。在唐代,是日本贪婪地向中国学习,甚至是在与中国文化接触后,大和民族才首次与文字遭遇,从此才学会了书写。日语的“假名”(字母)不过是汉字的变体。而在近代,则是中国拼命地向日本学习。别的方面且不论,仅就语言文字方面说,在近代,倒是日本成了汉语的输出国。日本“汉语”,沖击着东亚各国的语言系统,当然也大量进入中国的汉语中,成为中国人日常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近代由日本输入的汉语词,被称作日语“外来语”,这里也借用这种称谓。在“外来语”上加上引号,是为了与直接来自西方的外来语(如沙发、咖啡、逻辑等)相区别。因为这二者毕竟有些不同。

现代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语”,数量是很惊人的。据统计,我们今天使用的社会和人文科学方面的名词、术语,有70%是从日本输入的,这些都是日本人对西方相应语词的翻译,传入中国后,便在汉语中牢牢扎根。我们每天用以高谈阔论、冥思苦想和说“东”道“西”时所用的概念,竟大都是日本人弄出来的,——想到这一层,我的头皮就有些发麻。

实际上,离开了日语“外来语”,我们今天几乎就无法说话。就在我写这篇谈论日语“外来语”的文章时,也必须大量使用日语“外来语”,否则就根本无法成文。这个问题近几年也不时被人以不同的方式道及。例如,雷颐先生在介绍美国学者任达的《新政革命与日本》一书的《“黄金十年”》一文中,便写道:

通过大量的翻译引介,一大批日语词汇融入到现代汉语之中。有意思的是,这些词汇甚至迅速取代了“严译”(按:指严复的翻译)的大部分术语。这些几乎涉及各类学科的新词汇或是现代日本新创造的,或是使用旧词而赋以新意,现在又被广大中国知识分子所借用,这大大丰富了汉语词汇,并且促进了汉语多方面的变化,为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奠定了一块非常重要的基石。现在我们常用的一些基本术语、词汇,大都是此时自日本舶来。如服务、组织、纪律、政治、革命、政府、党、方针、政策、申请、解决、理论、哲学、原则等等,实际上全是来自日语的“外来语”,还有像经济、科学、商业、干部、健康、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法律、封建、共和、美学、文学、美术、抽象……数不胜数,全是来自日语。

雷颐先生是以肯定的口气谈到日语对汉语的侵入的。而李兆忠先生的《汉字的圈套》一文,则在与雷颐先生做了相同的介绍后,不无遗憾地写道:

这真是个值得思索的问题,同样一个西方科学术语,到了中国和日本,就被译成两种味道相去甚远的词,最后却是以中译失败,日译胜利而告终,这是为什么 或者换一种不太合理的问法:严复、梁启超们为什么没有想到采用明治初期的日本学者那种比较自由和通俗的意译法?同样,明治初期的日本学者为什么没有像二十年之后的大陆学者那样,采用那种引经据典式的译法这里把梁启超与严复相提并论有些不妥,但提出的问题确实是值得思索的。汪丁丁先生的《“经济”原考》一文,是对“经济”二字的汉语原意进行追溯,实际上也同样涉及到日语“外来语”问题,因为“经济”也是众多日语“外来语”中的一个。而考古学家陈星灿先生的《考古学就在我们身边》一文,倡议中国的考古学“建立自己的话语系统”,因为“所谓的国家、文明。私有制等等概念都是从国外输入的”,它们用来说明中国古代的情形或许并不很合适。陈先生所说的这些概念,虽然源自西方,但毕竟是日本人把它们译成现在这样的汉语词的。对这些概念的反思,也必然引发对翻译过程的追问。

以上是我近年偶然见到的涉及到日语“外来语”的文章中的几篇。这些文章,也引发我对这一问题的兴趣。

20年前,当我开始学习日语时,我发现日语中有那样多的汉语词,这令我有过短暂的惊奇;而后来,当我知道汉语中有那样多的日语词时,我却不得不有持久的惊讶。

先是汉字和汉语词汇进入日本,并造就了日本的书面语;当日本在近代与西方相遇后,便大量使用汉字和汉语词去译相应的西方名词、术语;出自日本学人之手的这些译语,在清末又潮水般涌入中国。——这个过程很复杂,也很有趣。我所能接触的资料十分有限,只能勉强说出一个大概。



语言中的词汇, 有名词、 动词、形容词等数种区分。现代汉语中的所谓日语“外来语”,基本属名词类。但名词本身也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对可见可感可触的很具体的事物、场景的命名,如桌、椅、草、木、山、川、日、月等等;一类则表示一种抽象的意义,也就是所谓术语、概念,如政治、经济、民主、自由、科学、文化等等。前者可称之为具象名词,后者可称之为抽象名词。

在日语“外来语”中,具象和抽象两类名词都有。具象名词今天仍在使用的,可举“电话”和“俱乐部”两词为例。“电话”是日本人生造的汉语词,用来意译英文的telephone.当初中国人对这个英文词采取了音译,译作“德律风”。在一段时期内,“电话”和“德律风”两种叫法通用。但后来,“德律风”这种叫法终于湮灭。关于这个译名,我发现过一点有趣的资料。本世纪初年,一群在日本的绍兴籍留学生曾联名给家乡写回一封长信,其中详细介绍了日本的近代化情形,鲁迅也列名其中。信中说到“电话” 时,特意注释道:“以电气传达言语,中国人译为'德律风',不如电话之切。”于此亦可见日语输入中国的途径之一种。而“俱乐部”则是日本人对英文Club的音译。这几个汉字,音、形、意三方面都是绝佳的选择,所以在中国沿用至今。但也有些日译具象名词进入中国后,又被淘汰例如“虎列拉”,在中国曾被使用了相当长的时间,但如今却被“霍乱”取代。

具象名词本身也许并不值得多谈,我感兴趣的是抽象名词。但具象名词与抽象名词之间,有时并无明确的界限。有些名词,在古汉语中本不具有抽象的意义,传入日本后,则被抽象化。

在与汉字遭遇之前,大和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字,但却有自己的语言系统。在原有的日语中,具象名词很丰富,对种种具体事物都有很精确的命名,但抽象名词却极不发达。这也并不奇怪。当一个民族还没有自己的文字时,是不可能有发达的抽象思维的,因而也就不会有大量的概念产生。只是在与汉语接触后,汉语中众多的抽象名词才进入日本原有的语言中。汉语中的种种具象名词,例如山、川、草、木、日、月、云、雾,等等,虽也传入日本,但日本人可按照自己原有的发音来读这些汉字,但像汉语中的自然、道德、政治、经济、风流、文学这类抽象名词,因日语中原本就没有相应的词与之匹配,便只能模仿汉语的发音来读这些词。在大和民族与汉语相遇时,汉语中的抽象名词,在音、形、意三方面对他们都是陌生的。

而在近代,当日本与西方语言遭遇后,大量采用汉语抽象名词去译西方概念,例如,用“经济”译“economy”,用“自然”译“nature”,用“文学”释“literaure”。作为中国人,我们应该知道这些被日本人用来译西方的词汇,原本是从中国输入的,但我们更应该知道,这些汉语词在传入日本后,其中不少意义都不同程度地发生了变化。抽象名词从一个民族传入另一个民族,不可能始终保持原汁原味,即便在文化发展阶段相等的两个民族间,也可能发生误读和误解,何况当时的日本在文化发展阶段上与中国如此悬殊。那一大批植根于中国文化中的抽象名词被日本移植过去后,要真正在日本文化中扎根生长,就必然要与汉语原意发生某种程序的分离。日本现代学术界对这些汉语词在古汉语中的原意以及传入日本后的意义变化,也多有考索。例如“经济”一词,在古汉语中指“经世济俗”、“治国平天下”,但传入日本后,则意义变得狭窄起来,被专用来指财务经营、财政措施。再如“自然”这个词,在古汉语中指不依赖人力,或人对之无能为力的现象,但在传入日本后,却具有了“偶然”、“万一”、“意外”这几种意思。

还有的词,在汉语中原本只被用于一种很具象的场合,并不具有明显的抽象意义,但在传入日本后,词义则渐渐向抽象的方向发展。例如,现代汉语中的“社会”这个词,已是一个抽象名词, 是日语“外来语”中的一个。这是日本学人对西方“society”的翻译。但“社会”在古汉语中,基本上是一个具象名词,特指每年春秋两季乡村学塾举行的祭祀土地神的集会。《辞海》上举《东京梦华录??秋社》中的一段话来说明这个词:“八月秋社……市学先生预敛诸生钱作社会,以致雇倩祗应、白席、歌唱之人。归时各携花篮、果实、食物、社糕而散。春社、重午、重九,亦是如此。”但这个词传入日本后,渐渐别有所指。据日本学者铃木修次考证,在江户末期,日本已将以教会为中心的教团、教派称作“社会”,这就已经使这个词具有一定程度的抽象意义。



对日本近代学人用汉语词译西文概念的过程,我一直很感兴趣。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有种种权衡、取舍,有迟迟找不到一个合适译语的苦恼,也有绞尽脑汁后终于“吟安”一个译话的欣喜,当然,也可能有不得不姑且用一个并不很合适的译语时的遗憾。由于资料的限制,对这个过程,我尚不能知道得很多。但可以断定的是,日本近代学人在译西文概念时,大体有以下几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仍是向中国学习。从时序上说,中国接触西方文化远比日本早。早在7世纪的时候,就有基督教僧侣来中国传教。此后,13世纪的马可??波罗,16世纪的利玛窦,是广为人知的西方文化在古代的使者。在利玛窦的时候,西方汉译的工作已开始。徐光启与利玛窦合作,翻译了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这是人所共知的。1870年,新教传教士莫里逊来到中国。他把《新约》译成汉语,全版《新约》于1814年出版。更重要的是,他还编了一本汉英词典,词典第一卷于1817年印行,整部词典四开本,共六卷,4595页,于1823年出齐。传教士与中国合作者所从事的西方汉译的工作,尤其是汉英词典的编纂,为近代日本学人翻译西文概念提供了借鉴。他们也许并没有过多地袭用传教士和中国合作者的译法,但他们无疑会从这类西文东译的先行者那里得到不少启发。日本现代学者在论及本国近代的翻译工作时,往往不忘提及利玛窦、徐光启。莫里逊这些先行者所提供的参考。我们今天所使用的有些名词、术语,正是当初在中国的传教士和中国的合作者共同创造的译法。对这类译语进行全面的列举是一件难事,但据日本学者考证,至少“数学”、“理论”、“银行”、“保险”、“批评”、“电气”这数例,属日本近代学人对中国已有译法的袭用。在人们谈到现代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语”时,这些往往也被包括在内,这是不正确的。

第二种方式,是对汉语词的原意加以改造,使之适合于作西文概念的译语。通过这种方式产生的译语很多。例如革命、艺术、文化、文明、文学、封建、阶级、国家、演说、民主、自由、经济、社会,等等,都属这一类。上文说到,有些汉语词输入日本后,意义已自然而然地发生了变化,例如“经济”、“社会”等。日本学人在选定这种汉语词来译“economy”、“society等相应的西文概念时,该不会有过多的犹豫。而更多的时候,日本学人必须对汉语词的原意进行有意识的加工,才能为某个西文概念选定一个大体合适的译语。将汉语词的语意抽象化,是日本学人改造汉语词意的一种途径。例如”阶级“一词,汉语原意指台阶和官位俸给的等级,不具多少抽象的意义,当日本学人把”阶级“作为西文”class“的译语后,便将这个词大大抽象化 另一种途径则是将汉语词的原意缩小,即取其原意中的一部分,来译西文概念。例如”文学“这个词,汉语原意十分宽泛,一切文字形态的书籍文献,都属”文学“之列,在汉唐,”文学“还是一种官职。而当日本学人用”文学“来译西文的”literature“时,只取了其中的一部分含义。还有一种途径,便是对汉语词仅仅假其字而完全不取其义,甚至赋予一种与汉语原意完全相反的意义。例如”民主“这个词,汉语原意指”庶民之主宰“,而当日本学人用以译西文的”democracy“时,便令其表达了一种与汉语原意截然对立的意义。

第三种方式,是新造汉语词。面对西文概念,在现有汉语词汇中实在找不到相应的词可作译语时,日本学人便利用汉字组成新的词。以这种方式产生的西文译语也颇不少。在具象名词中,上文所说的“电话”便属这种类型。在抽象名词中,个人、民族、宗教、科学、技术、哲学、美学等等,都属日本学人生造的汉语词。例如“哲学”一词,为在西文东译方面做出卓越贡献的西周所造,用以译西文的“philosophy”:“美学”则为有“东洋卢梭”之誉的中江兆民所造,用以译西文的“aesthetics”。

以上几种方式,日本现代学者都曾提到。但我还发现另一种情形,即被日本近代学人从汉籍中选取用作西文译语的词,在汉语中原本并不构成一个词。例如“主义” 这个词,在古汉语中并不存在。日本现代学者在考证“主义”语源时,却说“主义”一词原为汉籍中所有,并举了《史记??太史公自序》中的“敢犯颜色以达主义”一语为证,意谓日本近代学人仍是从汉籍中找到“主义”这个现存的同去译英文的词尾“ism”。但太史公这句话中的“主”指主上,也就是汉文帝,全句本意是说敢于犯颜强谏,致皇上于义。所谓“达主义”,不是说自己要坚持实现某种信念,而是说使主上抵达义的境界。在这句话中,“主义”根本不构成一个独立的语言成分。有趣的是,日本出版的《大汉和词典》中,也举《太史公自序》中的这句话为“主义”一词的汉文出典。日本近代学人有可能是将汉籍中的“主义”误读成一个词,并作了望文生义的理解,再以译西文的“ism”。不过,日本近代学人汉文程度都很高,也可能他们根本没有误解汉文,“主义”不过是他们新造的一个词,与“以达主义”这种汉文中的“主义”无关。而误解误读的,只是后来的考证者。

值得一说的是,今天在中日两国被广泛使用的那些作为西文译语的名词、概念,也并非一开始便在日本被普遍承认的。在日本近代开始大量译介西方着作的时候,往往同一个西文名词、概念,有数种译法,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数种译法并存,而最终站住了脚的那种译法,也是在与其他译法的争斗中才存活下来的。例如,“literature”这个西文词,一开始在日本至少有“文章学”和“文学”两种译法,最后“文章学”被淘汰,“文学”被普遍认可。但直到本世纪30年代,日本学者冈崎义惠还对“文学”这一译名表示疑义,他认为“文学”这一概念包含着诗文和诗文之学两种意思,词义暧昧不明,建议将“文学”这一说法废弃,分别用“文艺”来指称诗文,用“文艺学” 来指称诗文之学。当然,这种疑义大概已不可能动摇“文学”这个概念的地位再如“art”这个概念,一开始有“艺术”、“美术”、“文学技艺”等数种译语并行,直到本世纪初年,“艺术”才最终战胜其他译法而取得牢固地位。有的译语的产生、定型,所经历的过程十分艰难曲折。例如“个人”这个概念,今天在中日两国被使用的频率都很高。这是西文“individual”的译语。汉语中原没有“个人”这个词,据日本现代学者考证,“个人”这个译语的选取,本是对汉语“一个人”的省略。在一开始,也曾直接用“一个人”来译“individual”,而且在很长时期内,这个西文概念在日本有多种译法并存,“各殊之人身”、“独一者”、“人”、“独一个人”、“私人”等译语都曾被使用,“个人”这种译法并不是最早出现的,但却最终获胜。



1898年秋,戊戌变法失败后的梁启超,潜入日本军舰大岛号,亡命东瀛。海上的时光是漫长而无聊的。为打发无聊,并不通日文的梁启超借来了一本日本作家东海散士所作的小说《佳人之奇遇》,翻开一看,除了一些日文格助词外,竟满纸都是汉字,甚至颇多“之乎者也”,令梁启超能看懂个大概,并且能看起兴趣来,同时也让梁启超悟到,用小说启发民智,宣传变法维新思想,是一种极好的方式。想到这一点,梁启超一定很兴奋。在横滨住下后,他创办了面向国内读者的《清议报》,在创刊号上他发表了《译印政治小说序》,在这篇宣言式的文章后面,是《佳人之奇遇》的汉译连载;《佳人之奇遇》连载完之后,紧接着又开始连载日本作家野龙溪的小说《经国美谈》的汉译。——两部小说的译文,都出自并不通日文的梁启超之手。

这个时候,大量的西方名词、术语已进入日语中,被称作“政治小说”的《佳人之奇遇》和《经国美谈》中,自然也不乏这类译语。而并不通日文的梁启超,在他的译文中,对这些日本人的译语,当然也就只能原样照搬了,——而这,便是所谓日语“外来语”进入中国的开端。梁启超在这样做时,也许并没有过多的疑虑,他很轻易地就把诸如民主、科学、政治、经济、自由、法律、哲学、美学一类词汇介绍给了中国读者。这也就意味着,日语“外来语”被引进中国,是在一种不得已、不自觉的情形下开始的。

不过,梁启超向国内译介日本政治小说的同时,也就开始了雷颐先生《“黄金十年”》一文中所说的近代中日关系史上的“黄金十年”,举国上下掀起了一股向日本学习的热潮。已被译成日文的西方着作,也在这时期被转译成汉语,甚至日本的中级教科书都被翻译过来,用作教材。鲁迅留日归来,在师范任教时,就亲自动手做过翻译日本教科书和日籍教员讲义的工作。构成现代汉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的所谓日语“外来语”,也就是在这时候大规模地进入了中国。

本来,洋务运动是要向西方学习,懂得西方,翻译西方着作便显得很必要。但一转向以日本为师,人们学习西文的势头也就顿减。向日本学习,无非是希望通过学习日本间接地学习西方。那时朝野普遍认为,这样做可以收事半功倍之效。但对这股向日本学习的热潮,中国近代第一译家严复却持坚决的反对态度。在发表于《外交报》上的《与(外交报)主人书》中,他写道:

吾闻学术之事,必求之初地而后得其真,自奋耳目心思之力,以得之于两间之见象者,上之上者也。其次则乞灵于简策之所流传,师友之所授业。然是二者,必资之其本用之文字无疑也。最下乃求之翻译,其隔尘弥多,其去真滋远。今夫科学术艺,吾国之所尝译者,至寥寥已。即日本之所勤苦而仅得者,亦非其所故有,此不必为吾邻讳也。彼之去故就新,为时仅三十年耳。今求泰西二三千年孳乳演迤之学术,于三十年勤苦仅得之日本,虽其盛有译着,其名义可决其未安也,其考订可卜其未密也。乃徒以近我之故,沛然率天下学者群而趋之,世有无志而不好学如此者乎?侏儒问径天高于修人,以其愈己而遂信之。分之所为,何以异此。

严复强调要深切了解西方思想学术,须直接读原着。借助翻译已是万不得已,借助翻译的翻译,就隔尘更多,去真更远他认为日本对西方概念的翻译,多不准确,因此也不能无条件地借用,而往往坚持自己的译法。例如,他反对“经济”这个日本译语,而代之以“计学”,并在《原富》卷首的“译事例言”中说明了理由:“计学,西名叶科诺密,本希腊语。叶科,此言家。诺密,为聂摩之转,此言治。言计,则其义始于治家。引而申之,为凡料量经纪撙节出纳之事,扩而充之,为邦国天下生食为用之经。盖其训之所苞至众,放日本译之以经济,中国译之以理财。顾求必吻合,则经济既嫌太廓,而理财又为过惬,自我作故,乃以计学当之。”他认为“经济”一语,原意比西文“economy”宽泛,因此不宜作译语。再例如,他拒绝借用日文译语“社会”,而坚持把西文的“society”译作“群”,将“社会学”译作“群学”。此外,“capital”日译“资本”,严译“母财”:“evolution”日译“进化” ,严译“天演”:“philosophy”日译“哲学”,严译“理学”:“metaphysics”日译“形而上学”,严译“玄学”……

但严复对日本译语,也并非一概拒绝。在他自己的着述中,使用日本译语的例子像是也不鲜见。 对有的日本译语,他也很首肯。例如,将西文的“liberty”和“freedom”译作“自由”,严复就毫无异义,并且说:“西名东译,失者固多,独此无成,殆无以易。”



在怎样翻译西方术语的问题上;当初在中国是有过争议的。大体有三种观点。一种主张尽可能有中国自己的译法,反对无条件地借用日译,严复可为这种观点的代表。一种则主张尽可能借用日本已有的译法。还有一种观点,则主张对西文术语进行音译。

王国维便主张尽可能借用日本已有的译语。在《论新学语之输入》一文中,他首先强调了新学语输入之必要,在怎样输入的问题上,则表达了这样几种看法:

(一)他强调了借用日本译语的可行性和便利之处:“数年以来,形上之学渐入于中国,而又有一日本焉,为之中间之驿骑,于是日本所造译西语之汉文,以混混之势,而侵入中国之文学界。好奇者滥用之,泥古者唾弃之,二者皆非也。夫普通之文字中,固无事于新奇之语也;至于讲一学,治一艺,则非增新语不可。而日本之学者,既先我而定之矣,则沿而用之,何不可之有?故非甚不妥者,吾人固无以创造为也。……且日人之定名,亦非苟焉而已,经专门数十家之考究,数十年之改正,以有今日者也。窃谓节取日人之译语,有数便焉:因袭之易,不如创造之难,一也;两国学术有交通之便,无扞格之虞,二也。……有此二便而无二难,又何嫌何疑而不用哉?”

(二)他批评了严复抵制日译,“自我作故”的态度,同时,对严复着力追求译语的古雅也有非议:“侯官严氏,今日以创造学语名者也。严氏造语之工者固多,而其不当者亦复不少,兹笔其最着者,如Evolution之为'天演'也,Sympathy之为'善相感'也。而天演之于进化,善相感之于同情,其对Evolution与Sympathy之本义,孰得孰失,孰明孰暗,凡稍有外国语之知识者,宁俟终朝而决哉!又西洋之新名词,往往喜以不适当之古语表之,……如侯官严氏所择之《名学》,古则古矣,其如意义之不能了然何?”

(三)他也指出,日本人的译语,未必尽皆准确,如译“idea”为“观念”,译“intuition”为“直观”,就未能尽传原意。但这也许是翻译本身固有的局限,是无可奈何之事。即便那些未必精确的日译,比起中国人的译法,仍然要合理些。两害相权,还是应该借用日译。

(四)他指出了日中两国翻译西文术语方式的不同。日本人多用双字或双字以上的词组去译西文本语,而中国人则习惯用单字,“精密不精密之分,全在于此。”这其实还是在批评严复。用单字译西文术语,正是严复的习惯,如“玄学”、“理学”、“计学”、“群学”都属此类。

王国维毕竟是王国维。他说日本已有译语并非随意造作之词,而是“经专门数十家之考究,数十年之改正”,才最终确定,这颇合实情,同时也为中国人借用日译提供了有力的理由。而他指出在翻译西文术语时,日本人习用双字和双字以上的词组,因此比中国人的习用单字更能精确地传达原意,也真如老吏断狱,一语中的。实际上,王国维这篇文章,已基本说明了为何日本译语在中国全面获胜而严复译语则被淘汰殆尽。

在当时,还有一种很有影响的翻译观点,即主张对西方术语进行音译,章士钊是这种观点的代表。实际上,有些西方术语,也曾以音译的方式广为流行,如“德谟克拉西”(民主)与“赛因斯”(科学)。在章士钊主编的《甲寅》上,西方术语多用音译。就是严复,也有过音译西方术语的成功尝试,如将“LogiC”音译成“逻辑”,据说便出自严复之手。“逻辑”二字,在音、形、意三方面都选择得绝妙,所以能站住脚。对“Logic”,日本也有意译和音译两种译法,意译作“论理”,但后来还是音译更流行,而且“逻辑”这个汉语词,也传入了日本,在现代日本着作中,这两个字也常出现,但注“logic”的日语译音。在日本,“逻辑”一词,是中、日、西三种文化的混血儿,即中国的字,日本的音,西方的意。这当然很耐人寻味,但同样耐人寻味的,是“逻辑”这个音译术语,似乎是严译术语中最有生命力的,——这其中,一定有着某种值得探究的“逻辑”。

严复和日本学人都是用汉语译西文。论西文水平,严复决不逊于那些日本近代学人。至于汉文,日本学人虽也都堪称精通,但这毕竟是严复的母语,严复的汉文造诣,无疑远在日本学人之上,但严复却败给了日本人。我想原因之一,就正在于汉语是严复的母语。因为是母语,所以对其语意有精细的体察和深切的理解,而这也就成为一种束缚,翻译起来便被汉语原意牢牢限制。而对于日本学人来说,汉语再精通,也毕竟只是一种外语,对汉语他们决不会怀有严复那般的感情,因此也就能自由地驱遣汉语。日本学人可以大胆地改造汉语原意,可以根据需要而赋予汉语新义,可以利用汉字生造新词,甚至可以让一个汉语词来传达与原意完全相反的意义。玩味那些日本学人的译语,感到他们对汉字汉语真是挥洒自如,而严复却难以达到他们这种程度。

严译在与日本译语的“生存竞争”中被淘汰的重要原因,还在于王国维指出的过于古雅。“信、达。雅”是严复对译文的三点要求。雅虽然放在最后,但严复在翻译实践中对译文之美的重视却并不在信与达之下。他要求自己的译文必须是绝对的美文,读起来和谐且铿锵,富于节奏感,而在翻译西文术语时习用单字,也正是译文本身语感的需要。在翻译西文术语时,严复也是呕心沥血的,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一名之立,旬月踟蹰”。但由于严复是用先秦文体来翻译的,在用汉语为西文术语“立名”时,就不能只考虑准确,还要兼顾文气,要尽可能古雅,这就使严复的工作比日本学人要艰难得多。严复那些用古雅的单字译出的西文术语,不能说都未能传达原意,只是把原意传达得很模糊。朦胧,不易让人把握。而日本学人由于毋须考虑什么文气,也不追求用语的古雅,自由度就大得多。为了尽可能准确全面地传达原意,他们可以用双字或双字以上的词组,而且在选择译语时也并不在意什么雅与俗,这样也就使译语更明快更直白,让人一见就懂,而且不知不觉地就用了起来,遇上这样的竞争者,严复的译语自然就只能被冷落,被遗弃

严复着力追求译文之美,刻意讲究“立名”之雅,是有着良苦用心的。当时,梁启超也对严译文体提出质疑,说严译“太务渊雅,刻意模仿先秦文体,非多读古书之人,一翻殆难索解。”并且说:“欧、美、日本诸国文体之变化,常与其文明程度成正比例……况此等学理邃赜之书,非以流畅锐达之笔行之,安能使学童受其益乎?着译之业,将以播文明思想于国民也,非为藏山不朽之名誉也。”翻译西文,既然意在启蒙,就应该使译文能为尽可能多的人阅读,这样,就应该努力追求译文的通俗、流畅,易于领会,而不是像严复那样做得恰恰相反。面对这种诘难,严复的回答是:“不佞之所以事者,学理邃赜之书也,非以饷学童而望其受益也,吾译正以待中国多读古书之人。”原来,严复根本就没有把学童一类浅学之人当作自己的读者,他的译文是给那些饱学的士大夫读的。严复认为,改造那些饱读古书而往往又顽固守旧者的思想,是最关键的事。这批人的思想改造过来了,整个社会的风气也就会发生变化。而中国的读书人都很讲究文笔之美,严复要让他们读自己的书,首先就必须以一种美文来征服他们,对于那种本厌恶、排斥西学的人,则是给他们送上一枚糖衣炮弹。

严译术语虽然败给了日本人的译语,但并不意味着严译在整体上是失败的,也不能说严复对译文之美的追求是没有道理的。今年,是严译《天演论》出版100周年。100年前,当《大演论》问世时,在知识界引发了一场地震。人们奔走相告,争相诵读。许多人将其当作枕边书,一读再读,爱不释手。这首先也是与严复译笔的优美分不开的。人们争读严复译作,半是寻求新知,半是品味美文,甚至一些抵制西学的守旧者,也禁不住将严译当作美文来欣赏。由于中国的情形与日本不同,严复对译文与日本学人有不同的追求,也在情理之中。

如果把1898年梁启超翻译日本小说《佳人之奇遇》当作日语“外来语”输入中国的开端,那到今天,也正好是100周年。这无论如何也是一件值得纪念的事。

每当我想到我们用以思考、演说、写作的概念中,有70%是日本人所营造时,我就寻思起这样的问题:这一事实100年来对中国人的思维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换句话说,假设当初没有日本这样一个近邻,那也许在很长时期内,人们只能使用严译概念,而通过严译概念来理解西方思想和思考中国问题,与通过日译概念是否有差异?即便没有日译概念的输入,严译也许仍会被淘汰,会有人重新为那些西文概念物色更合适的译语,但这与我们今天使用的日本译语肯定绝大多数都会不同,而如果是这样,这100年来中国人思考和谈论问题的方式是否也会不同?最终,这100年来中国的历史进程是否会与已有的完全一 具体地说,当“政治”。“经济”、“文化”、“革命”、“阶级”、“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这些概念换一种方式出现在我们眼前,我们对这些问题的感受、理解,是否会随着变化?

可以说,日语“外来语”的大量涌入,对100年来中国人的思维,对100年来的中国文化,对100年来中国的历史进程,肯定产生了影响。但用现代汉语在整体上思考这种影响,却又很困难。 因为本思考日语“外来语”的影响时,必须运用日语“外来语”,这便像是一条蛇咬住了自己的尾巴。——这应该是摆在西方汉学家面前的一个极好的课题。

虽然不能在整体上谈论日语“外来语”的影响,但在具体的例子还是可以举出一些的。

关于中国古代是否有“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史学界数十年间争论不休。但争来争去,实质都是概念之争,分歧在对“资本主义”这一概念的理解上。同样的历史事实,有人认为能说明“资本主义”的萌芽,有人则认为不能。是否有“资本主义”的萌芽之争,也就归结为什么是“资本主义”之争,而“资本”和“主义”这两个词都是日本人生造的,用资本主义来译西文的“capitalism”,也是日本人所为。倘若“capitalism”被译成另一个汉语词,这场争议是否还会发生?即使发生了,是否在表现方式上也会有所不同?

80年代以来,中国美学界有所谓“丑学”一说。“丑学”是相对“美学”而言的。“美学”是日本人中江兆民对西文“aesthetics”的翻译。但“ aestnetics”的原意是“感性学”,倘若一开始就没有“美学”这种译法,而译成别种模样,例如译成“感性学”,那所谓“丑学”是否还能成立?

我们今天将短至数百字长至数百万字的虚构性作品都称为小说,只是有长篇小说与短篇小说之分。长篇小说与短篇小说这种命名,只是指出了篇幅的差别,此外什么也没有说明。于是,有所谓长篇小说与短篇小说在审美的意义上是否有本质性差异的研究和争论,有人说二者意味着不同的审美方式,有人则说二者的差别仅仅在字数上。其实,我们今天使用的“小说”这一概念,是日本近代作家坪内逍遥在《小说神髓》中对英文“novel”的翻译,而英文“novel”本意就指较长篇幅的作品,至于短小的作品,则用“shortstory”来表示。两种不同的命名,就已经强调了二者并非一类。应该说,用“小说”来译“novel”,未能全面地传达出原意。如果我们不是将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都称作“小说”,而是分别有不同的称谓,那我们对二者的认识是否会一开始就有所不同?而关于长篇与短篇的争议,是否还会发生?

例子还可举出许多。最后我想说:由于我们使用的西方概念,基本上是日本人替我们翻译的,在中国与西方之间,也就永远地隔着一个日本。

不知这说法,是否能成立?

转载自:《上海文学》随笔精品第二辑守望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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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语里的日本外来语》

B:白夜、百日咳、版画、半径、半旗、饱和、保险、保障、备品、背景、必要、编制、变压器、辩护士 、标本、标高、表决、表象、病虫害、舶来品、博士、博物、不动产、不景气

C:财阀、采光、参观、参看、参照、策动、插话、茶道、长波、常备兵、常识、场合、场所、衬衣、成分、成员、承认、乘客、乘务员、宠儿、抽象、出版、出版物、出超、出发点、出口、出庭、初夜权、处女地、处女作、储藏、储蓄、触媒、传染病、创作、催眠、催眠术、错觉

D:大本营、大局、大气、代表、代言人、代议士、贷方、单纯、单利、单位、单行本、但书、蛋白质、导火线、德育、登记、登载、等外、低调、低能、低能儿、 低压、敌视、抵抗、地上水、地下水、地质、动态、动议、动员、独裁、独占、读本、短波

E:二重奏

F:发明、法律、法人、法庭、法则、番号、反对、反感、反射、反响、反应、泛神论、泛心论、范畴、方案、方程式、方程、方针、放射、分解、分配、分析、分 子、风琴、封建、封锁、否定、否决、否认、服务、服用、辐射、复式、复员、复制、副食、副官、副手

G:改编、改订、概括、概略、概念、概算、感性、干部、干事、干线、纲领、高潮、高利贷、高炉、高射炮、高周波、歌剧、工业、攻守同盟、公报、公立、公 民、公判、公仆、公认公诉、公营、公债、共产主义、共和、共鸣、古柯、固定、固体、故障、关系、观测、观点、观度、观念观照、光年、光线、广场、广告、广 义、归纳、规范、规则、国际、国教、国库、国立、国税、国体、过渡

H:海拔、寒带、寒流、航空母舰、和服、黑死病、弧光、化石、化学、化妆品、画廊、环境、幻灯、幻想曲、回收、会谈、会社、会谈、混凝土、活跃、火成岩

J:机关、机关枪、机械、积极、基地、基调、基督、基督教、基质、基准、集团、集中、计划、记号、记录、技师、加农炮、假定、假分数、假名假想敌、尖兵、 尖端、坚持、检波器、简单见习、间接、间歇泉、间歇热、建筑、鉴定、讲师、讲坛、讲习、讲演、讲座、交感神经、交换、交通、交响乐、脚本、脚光、教科书、 教授、教养、教育学、酵素、阶级、接吻、节约、结核、解放、解剖、介入、借方、金额、金刚石、金婚式、金牌、金融、金丝雀、紧张、进度、进化、进化论、进 展、经费、经济经济恐慌、经济学、经验、精神、景气、警察、警官、净化、静脉、竞技、就任、拘留、巨匠、巨头、巨星、具体、俱乐部、剧场、决算、绝对、觉 书、军部、军国主义、军籍、军需品

K:看护妇、看守、科目、科学、可决、客观、客体、课程、肯定、空间、坑木、会计、扩散

L:浪人、劳动、劳动者、劳动组合、劳作、累减、类型、冷藏、冷藏车、冷战、理论、理念、理事、理想、理性、理智、力学、立场、立宪、例会、量子、了解、列车、淋巴、临床、领 海、、领空、领土、流感、流体、流行病、流行性感冒、伦理学、论理学、论坛、论战、落选

M:码、麦酒、脉动、漫笔、漫画、漫谈、盲从、媒质、美感、美化、美术、免许、民法、民主、敏感、明确、明细表、命题、母体、母校、目标、目的

N:内服、内阁、内幕、内勤、内容、内在、能动、能力、能率、农作物、暖流

O:偶然

P:派遣、判决、陪审、陪审员、配电盘、配给、批评、平假名、平面、评价、坪

Q:旗手、骑士、企业、气分、气密、气体、气质、气船、气笛、牵引车、铅笔、前提、前卫、前线、强制、侵犯、侵略、勤务、清教徒、清算、情报、驱逐舰、取缔、取消、权威、权限、权益、权利

R:人格 人力车、人权、人文主义、人选、日程、溶体、肉弹、入场券、入超、入口

S:商法、商业、上水道、少将、少尉、社会、社会学、社会主义、社交、社团、身分、神经、神经过敏、神经衰弱、审美、审判、审问、升华、生产、生产关系、 生产力、生理学、生命线、生态学、剩余价值、失效、时计、时间、时事、时效、实感、实绩、实权、实业、使徒、世纪、世界观、市场、市长、事态、事务员、手 工业、手榴弹、手续、受难、输出、输入、水成岩、水密、水素、水准、私法、私立、思潮、思想、死角、所得税、所有权、索引

T:塌塌米、台、台车、太阳灯、探海灯、探险、探照灯、特长、特务、誊写版、体操、体育、天鹅绒、天主、条件、铁血、通货膨胀、通货收缩、同情、统计、投机、投影、投资、图案、图书馆、退化、退役

W:瓦、瓦斯、外分泌、外勤、外在、唯心论、唯物论、卫生、味之素、胃溃疡、尉官、温床、温度、温室、文化、文库、文明、文学、无产阶级、无产者、舞台、物理、物理学、物语、物质、悟性

X:喜剧、系列、系数、系统、细胞、下水道、纤维、现金、现实、现象、现役、宪兵、宪法、相对、想象、象征、消防、消费、消化、消火拴、消极、小夜曲、小 型、校训、效果、协定、协会、心理学、新闻记者、信号、信托、信用、猩红热、刑法、形而上学、性能、序幕、宣传、宣战、选举、旋盘、学府、学会、学历、学 士、学位、血色素、血栓、血吸虫、训话、训令、讯问

Y:压延、雅乐、演出、演说、演习、演绎、演奏、燕尾服、羊羹、阳极、业务、液体、医学、遗传、义务、议决、议会、议员、议院、艺术、异物、意匠、意识、 意义、意译、阴极、音程、银行、银幕、引渡、印鉴、印象营养、影象、优生学、游离、游弋、右翼、语源学、预备役、预后、预算、元帅、元素、园艺、原动力、 原理、愿意、原则、原子、原罪、原作、远足、运动、运动场、运转手

Z:杂志、展览会、战线、哲学、真空管、阵容、政策、政党、支部、支配、支线、知识、直观、直接、直径、直觉、直流、止扬、纸型、指标、指导、指数、制 版、制裁、制限、制御器、制约、质量、中将、终点、仲裁、仲裁人、重点、重工业、株式会社、烛光、主笔、主动、主观、主人公、主食、主体、主义、注射、专 卖、转炉、资本、资本家、资料、紫外线、自律、自然淘汰、自由、自治领、宗教、综合、总动员、总理、总领事、组成、组阁、组合、组织、最惠国、左翼、作 品、作物、作者、座谈、坐药

唯色:回拉萨记

文章来源:RFA   

我和我先生王力雄是8月12日离开北京的。与我们同行的,是两位拍摄独立电影的艺术家朋友:朱日坤和王我。而这一路的交通工具,是一辆很给力的老车切洛基,几乎没出过什么毛病。

从北京到拉萨,既可以乘飞机、坐火车,也可以自己开车,甚至骑自行车。正如当年毛泽东的军队边徒步打进拉萨,边修筑公路不惜人命,这几十年来的变化依仗的是越来越多样化的交通,以及经由交通带来的源源不断的人流。当然,这源源不断的像潮水一样涌入拉萨的,并非藏人。

本来我并不想透露这次回拉萨的缘由,但因途中遇到的麻烦越来越频,不但被从拉萨派来的警车逼近跟随,还在距离拉萨90公里的羊八井被持枪的军警搜查、盘问、没收、禁行,甚至不得不多停留一夜,以致这些情况被两位艺术家朋友的朋友出于担心,公诸于网络,已经众所皆知。

实际上,我是早在年初就想回拉萨的,但因一个个敏感的时间段或事件接踵而至,只得一次次推迟。直到北京国保通知说,鉴于党的十八大会议将要召开,诸如我这样的人不得留在北京,须等十八大结束之后方可返回。而我,其实乐得此时离开这座坚壁清野的帝都,回到甚为想念的拉萨。

我们向北京国保提出的唯一一个条件是,我们可以离开北京,但希望我们在回拉萨的路上,以及在拉萨期间,勿要遭到当局的骚扰。

可是,事实上呢?或者说,同样被清场的还有一座城市:拉萨。

途中,我曾在推特上含蓄地写过一段话:“回家的路超乎想像地难,各种吊诡,各种诡异,各种看不见的罗网……你比敌人还敌人,他们比高反还高反(即高山反应)。但你心怀喇嘛和记忆,将庇护莫测的日子,念及此,不由得默默微笑。”

同时,我还知道了,我在拉萨的家人包括年届七十的母亲、诸多亲戚及诸多友人,都在我们回来之前被便衣警察叫去谈话,这其中甚至有专程从北京赶到拉萨的国保。我的亲朋好友们被要求交待与我的关系,要求汇报与我见面后我的情况。当然,在我们回到拉萨之后,被二至四辆车跟踪则是事实了。

不过,这并非针对我这个人如此加以防范。记得在青藏线上的第一个检查站,即出格尔木往拉萨去的乃吉沟检查站,警察审视着我们每个人的身份证,大声喝道:“还有一个藏族?藏族下车,有没有进藏许可证明?没有的话,不能进藏。”

什么是“进藏许可证明”?该检查站站长拿出一份证明的复印件给我们看,是一位住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理塘县的藏人,去拉萨看望在自治区安全厅工作的妻子,临行前由理塘县公安局出具无犯罪记录的证明,该公安局的一位警察以自己的名字及身份证号码做了担保。显然,这样的“进藏许可证明”,普通藏人如何办得到?

2012-9-1

何清涟:“他们”的世界没有“我们”的权利

十八大召开的日期终于确定,薄熙来案虽然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但于中南海来说总算暂告一段落。有关权力分配经常有各种消息传出,比如政治局常委九变七、哪几个人晋身政治局常委已定,谁谁又被从名单上刷下来。听到某些人上位,一些评论者欢呼雀跃;闻得某某被刷下,有些评论者表示沮丧。

初看这些,有些好笑,那是中共统治集团高层自家人在争座次,“吹皱一池春水,干卿甚事”?但仔细想想,更多的是悲哀。因为还真不能完全责怪中国人这种热情,作为人民无参政权,国内人连猜谜语的权利都被剥夺,海外好歹还算有猜的自由。加之中国政府几乎完全阻断了自下而上的改革,有这种意愿的人或迟或早被戴上“阴谋颠覆国家政权”的帽子,到监狱里去体验无产阶级专政的滋味。百般无计之下,人们只好对“自上而下”的改革抱持一线希望。无论是2008年不丹在国王旺楚克五世指导下开始的民主化进程,还是缅甸经过艰苦斗争才争取来的民主化,都能在中国人心中激起一线希望:全世界都在民主化,中国的上层你们好歹也该动一动了吧?这也是国人乐此不疲地在高层人物的只言片语中寻找中国改革希望的原因。

记得当年外媒要求我评论朱镕基时,我说过:中国政治已经不是强人时代,当整个国家的政治走向公权私人化、暴力合法化、政府行为黑社会化,并形成了利益集团俘获国家的状态,仅仅依靠个别领导人的意志,已经无法与制度化力量较量。更何况这种制度化力量的惯性排斥任何不利于统治集团的声音与人物。这就是胡温两位从个人人品来说并非残民以逞的独夫民贼,但其统治十年之内,中国政治从基层黑社会化迅速走向整体黑社会化的原因。

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平民出身的官员当道,还是太子党红二代掌权,对于平民来说,都不能指望这个国家会有根本的改变。这些年曝光的平民出身官员之腐败,动辄过亿、情妇逾数十的情况常见。而维持这种利益分配格局于不坠的,就是中共这种一党垄断的极权专制。因此,在维护现存政治体制不变这一点上,中国政界达成共识。红色家族出身与平民出身的官员之区别在于两点:一、太子党、红二代们从小有接班人意识,加上自认与这个政权有血缘关系,对政权的前途要关心得多,“不能让江山毁在无能的贪腐之辈手里”。而平民出身的贪腐之辈对这个政权主要是利用心理,并无血脉相连之感,大多早就进入“裸官”状态,随时准备脚底抹油走人;二、红色家族出身者因为熟悉高层政治,好作“战略性思考”,也有能力集聚一些智囊,不比平民出身的官员那样短视,以满足财色酒为第一需要,多少更有“战略眼光”。

但这“战略眼光”,决不是为中国走向民主化而铺设台阶。最近,我因写而翻查旧文,找出了具有红色家族背景、且一向被视为“改革派明星”的潘岳的两篇旧文。一篇是他1991年主持写作的《苏联巨变之后中国的现实应对与战略选择》其具体主张我已在《中国民族主义的两大危险倾向》谈过。这里就只谈那篇大约在2005-2006年间出炉,据说让潘岳仕途出现阴影的《对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思考》。

切莫以为这篇文章因主张民主政治、普世价值让潘岳倒了霉。这篇文章完全是为中共巩固执政地位谋划的呕心沥血之作——潘本人无论当年在国有资产管理局还是后来在国家环保局当副局长,也算是尽心尽责之官员。文中将苏联与中国作了对比,列举了中共面临的大量问题,希望中共完成向执政党的转变。为了担心中共高层误解,文末特别说明:“无论怎样转变和改革,有五条原则必须牢牢把握:第一,只能坚持一党执政下的党内民主,绝不搞多党制;第二,只能坚持共产党领导下的依法治国,绝不能搞西方的”三权分立”;第三,只能加强新闻舆论监督,绝不能搞新闻自由(也不能搞”新闻严控”);第四,只能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军队现代化改革,而不能搞军队国家化;第五,只能坚持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绝不能搞全民公决与全民普选。”

将这“五个原则”与后来吴邦国宣示的“五不搞”相比,可以说吴的“五不搞”直接从潘的“五个原则”脱化而出。我一直猜想,与其说是这篇文章为潘岳的仕途带来不利影响,还不如说他当时力主的绿色GDP让中共各级政府很不好办,因为那等于是否定中国的发展模式。

说这些,只是想说明:当今的红色中国,尽管从国名到政府、司法机构的名称等都冠上“人民”二字,实与我等人民无缘。红色家族中的二代三代,对于他们与我们,分得非常清楚。其中最开明的人,也只是想到水舟原理,为了不致出现倾舟之痛,对百姓们温和仁慈一些,还权于民的思想是绝对没有的。

将“他们”与“我们”划分得如此清楚,当然不止红色家族,还有为他们服务的知识精英。多年前,我在《中国改革的得与失》一文中已经指出,一些知识精英对改革提出了一种”代价说”,这种“代价论”建立于他们构造了一个只属于他们的世界,这个世界只存在三种人,一是政府官员,二是企业家,三是为这两部份人服务的学者,其余的社会阶层则被排斥在这个”世界” 之外。

弄清楚“他们”与“我们”的想法有什么不同,大概就不会因为谁争得十八大的常委宝座,就对中国未来命运保持乐观了。“我们”知道,有一段对苏共垮台的真实原因的总结,即“不是所谓的和平演变,而是它的三个垄断制度:垄断真理的意识形态制度——认为自己想的说的都是对的;垄断权力的政治法律制度——认为自己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垄断利益的封建特权制度——认为自己有享有一切的福祉”,说出这段话的人是俄罗斯国家杜马共产党党团领导人久加诺夫,不是垮台前的苏联共产党的任何领导。

什么时候,“他们”那里的执政者能够说出类似的话,并且愿意动手打破这三个垄断,“他们”的世界才会承认“我们”的权利,“他们”才会承认,“我们”与“他们”在人格与权利上本是平等的。

“日薄西山”,十八大也要开场了

作者:吴雨    文章来源:DW   

China's former Chongqing Municipality Communist Party Secretary Bo Xilai (L) and former Deputy Mayor of Chongqing Wang Lijun (R) sing the national anthem during a sess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CPPCC) of the Chongqing Municipal Committee, in Chongqing municipality in this January 7, 2012 file photo. Wang, the former police chief at the heart of China's biggest political scandal in decades faces trial next week on charges of defection, taking bribes and illegal surveillance. REUTERS/Stringer/Files (CHINA - Tags: CRIME LAW POLITICS) CHINA OUT. NO COMMERCIAL OR EDITORIAL SALES IN CHINA
 
中国官媒新华网最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日召开会议,决定给予薄熙来双开处分,涉嫌犯罪问题及犯罪问题线索将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与此同时,也宣布十八大将于11月8日召开。 
 
(德国之声中文网)中国官媒新华网北京9月28日晚18点时发出通稿: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薄熙来严重违纪案的审查报告》,决定给予薄熙来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对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犯罪问题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通稿称薄熙来在担任大连市、辽宁省、商务部领导职务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兼重庆市委书记期间,严重违反党的纪律,在王立 军事件和薄谷开来故意杀人案 件中滥用职权,犯有严重错误、负有重大责任;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利,直接和通过家人收受他人巨额贿赂;利用职权、薄谷开来利用薄熙来的职务影响为他人谋利, 其家人收受他人巨额财物;与多名女性发生或保持不正当性关系;违反组织人事纪律,用人失察失误,造成严重后果。此外,调查中还发现了薄熙来其他涉嫌犯罪问 题线索。通稿还称薄熙来极大损害了中共声誉。

与此同时,此次政治局会议也宣布备受关注的18大将于11月8日在北京召开。在在此前将于11月1日召开七中全会。

BEIJING, CHINA - JUNE 28: An emblem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is seen on the Tiananmen Square on June 28, 2011 in Beijing, China. This year's celebrations will mark the 9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CPC. (Photo by Feng Li/Getty Images) 十八大将于11月8日召开

"严惩派占上风,薄熙来成'五毒俱全'的人"

香港《开放》杂志主编金钟向德国之声表示,此番中共痛下决心,公布薄熙来的处理决定,这也是近年对落马的中共高官, 措辞最为严厉,涉及违纪及违法最为严重的案例,从薄王事件爆发到今日公布对薄熙来双开的决定,经历了长达半年多的时间,这也显示出中共间两种政治力量间的艰难博弈。

金钟表示:"几乎所有人都没有人估计对薄处理这么严重,等于说给了一个'五毒俱全'的形象,现在的贪官污吏受审被处 罚的,有谁象他这么严重和全方面的?今天政治局作出这个决定,也是他们这几个月来内部斗争的结果,也的确有党内的一派想放过他,给一个党内的处分,但是现 在看样子要严惩他的一派占了上风,看来这一派是胡温当权派。"

金钟也表示,按照中共惯例来说,对薄熙来的刑事处理应该是在十八大后,因为党内处理部分要在11月1日召开的七中全会上进行追认,而在七中全会至十八大中的一个星期内应该不会对薄熙来进行刑事处理。

等待薄熙来的将是怎样的刑罚?

中国知名律师李庄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则认为此处理决定公布后,很快应该会公布对薄熙来的刑事起诉书:"中纪委结束调查后,然后移送司法机关,按照程序司法机关进行调查取证,最后我相信在半个月或二十天左右会公布,要看最后公布的证据。"

另一位中国知名律师高子程也表示要看最后公布的刑诉书来预测薄熙来的刑期,仅就今日公布的"贪污受贿"一项,刑期就有可能会很长:"现在不知道金额是多少,这很难说,因为受贿10万,就是10年以上徒刑。当然有立功或自首可以减轻处罚。"

但从目前公布的薄熙来案通报来看,未象王立军案的通报一样,注明薄熙来有立功或自首表现,中国历史学者章立凡早前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也预测,中共收紧捕捉薄熙来的大网,应该会对他进行严厉的刑责。

In this photo taken Friday, March 9, 2012, Chongqing party secretary Bo Xilai, walks past other Chinese leaders from left, Zhou Yong Kang, China's Communist Party head of Political and Legislative affairs committee, Vice Premier Li Keqiang and propaganda chief Li Changchun during a session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held in Beijing. China's state news agency announced Thursday, March 15, 2012 that Bo resigned amid a scandal involving his former police chief and replaced by Chinese Vice Premier Zhang Dejiang. (Foto:Ng Han Guan/AP/dapd)
薄熙来有今年两会上

"籍惩治薄熙来挽救中共形象"

金钟也认为薄熙来是十八大前最后一个巨大的障碍,这个障碍一扫,各派力量达成互相妥协和一致,为十八大铺就召开的"红地毯"。他也认为胡温保守的十年中,对薄熙来的处理是最为大胆的一次,胡温也籍此展示他们对现在局势的掌控。并想籍此扭转在公众中跌落至谷底的中共形象。

金钟表示:"他们今天这个决定,也显示现在的当权派能主导十八大,也能主导现在的局势,也是想利用严厉的惩罚薄熙来 来挽回一点中共的影响和负面印象,如果将他包庇起来,对中共更不利。如果说他们想改革,这应该算作改革中的一步,如果薄熙来问题是他们通报中的这么大,如 果不处理他们再怎么说改革,大家怎么会对他们有信心?有什么希望。"

金钟最后也强调,这不仅是现任当权者"胡温"的大胆之举,处理薄熙来应该是与交接权力的另一方习近平达成了一致。章立凡也曾披露,中共内部大多数人的共识是"不能再走文革老路",中共对左派代表薄熙来,最终籍由法律完成了政治力量的角逐。

作者:吴雨
责编:乐然

媒体看中国:中国海上有争议岛屿到底属谁?

作者:凝炼    文章来源:DW   

 
中日关于东中国海上一组岛屿(中国称“钓鱼岛”日本称“尖阁群岛”)的主权争议有增无减,双方均称,从历史和国际法角度看,拥有主权。周五(9月28日)一期的《新苏黎世报》发表苏黎世大学一名国际法学专家的文章指出,相关国际法对日本有利。

(德国之声中文网)《新苏黎世报》的文章写道:

“ 有关这一领土争议,国际法保护的是日本的要求。1945年,在禁止使用武力的国际法获得通过时,这一群岛为日本所有。至于此前是否如中国所称被兼并,在此 已不起决定性作用。在禁止使用武力公法制定之前,兼并是的一种公认的获得领土的途径。中国人远在十五世纪初叶就发现并曾在岛上居住过,应该是事实。正如英 国于1833年夺取了福克兰群岛一样,日本也可能是在1885年以武力方式‘偷窃了’该岛。在这两件事情上,对今天的领土主权而言,具决定性意义的是 1945年时的占有状态。”

作者在文章中指出,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一规定或许并不公平,因为,它遵从的是一种特殊的逻辑,根据这一逻辑,国际社会可以某些不公正为代价以不危及更高的目标。因此,“1945年公法的获益者是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成功追寻帝国主义目标的那些国家。禁止使用武力公约便保护了它们 的占有状态。尽管失去了1930年代和1940年代所占的领土,日本也属于获益者。······1945年以来的国际法的发展从第二种角度看也有利于日本。根据这一发展,海洋沿岸国家对海洋以及大陆架开发的权利获得了大规模扩展。这一权利反映在了1996年生效的海权公约和200海里专属经济区规定中。 根据这一规定,海洋沿岸国家拥有对从其海岸线至200海里以内的海域的专有经济开发权。日中两国均加入了该公约。

“这两个新规定的主要获益者是岛屿数量众多的国家,日本便是其中之一。因为,对于象尖阁群岛这样的岛屿和岛群,在原则上有权要求专属经济区,而在岛屿的陆架上常常有着矿产资源。” 《新苏黎世报》的文章最后指出:

“日本拒绝对其血腥的帝国主义阶段作出道歉更激化了岛屿争议。日本国内一种普遍的说法是,日本在1945年前抵抗了 西方帝国主义,甚至还是亚洲的捍卫者,这一说法更增加了解决冲突的困难。一种在中期上可能的解决办法是日本所考虑的让中国也参与资源开发。为此,双方都得 做出让步,当然,中国应该多于日本。”

摘编:凝炼
责编:乐然


[摘编自其它媒体,不代表德国之声观点]

世界媒体看中国:放倒薄熙来

作者:齐之丰    文章来源:VOA    更新时间:2012/9/29

华盛顿 — 像此前许多广泛流传的谣传所说的那样,中国执政党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被开除党籍,移送司法机关查办。一度大有可能在即将召开的中共十八大上晋升中共最高领导层的薄熙来如此彻底倒台,既十分出人意料,也在许多人的意料之中。

谣言再次在中国被证明就是“遥遥领先的预言”。

*薄熙来与中共高层分裂*

中国官方权威通讯社新华社报道,9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薄熙来严重违纪案的审查报告》,决定开除薄熙来出党、开除公职,对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犯罪问题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法新社就此发出报道说:

“薄熙来是中国西南拥有3300万人口的大城市重庆市的中共市委书记,是一度有可能晋升中共最高领导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自今年4月他被停职以来一直被秘密羁押。现在还没有确定他出庭受审的日期。大多数观察家认为,是否应当对他审判的问题使中共高层陷入分裂。”

从目前的各种蛛丝马迹来看,中共高层确实是在处理薄熙来问题上呈现出法新社的报道中所指出的分裂迹象。新华社有关薄熙来被开除出中共移送司法机关的报道,有一个可圈可点的结尾:

“中央号召,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要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不断取得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新成效,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而奋斗。”

如此这般的宣示,显然是要向外界强力发送“我们没有分裂”的信息。然而,“(中共)中央号召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要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的说法,则明显地显示或暗示,“全党全国个各族人民”当中至少有很大一部分人没有呈现出中共中央所希望看到的那种团结,所以需要中共中央通过新华社给予大声的敦促和大力的提醒。

*薄熙来在劫难逃*

路透社记者储百亮(Chris Buckley)和白宾(Ben Blanchard)就中国官方发出的薄熙来被开除出中共移送司法机关的消息发出报道说:

“中国执政党共产党指控失宠的政治家薄熙来滥用职权,大肆贪污受贿以及犯有其他罪行,从而给这位备受争议的领导人的命运打上了句号。薄熙来的倒台摇撼了将于11月8日召开的中共党代会上进行的领导班子换届。

“一度趾高气扬、行事高调的薄熙来面临刑事调查,几乎可以肯定会入狱。中共党代会还有几乎六个星期才会召开。因此,薄熙来有可能在此之前被起诉。”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目前给薄熙来提出的罪名清单为:

“薄熙来在担任大连市、辽宁省、商务部领导职务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兼重庆市委书记期间,严重违反党的纪律,在王立军事件和薄谷开来故意杀人案件中滥用职权,犯有严重错误、负有重大责任;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利,直接和通过家人收受他人巨额贿赂;利用职权、薄谷开来利用薄熙来的职务影响为他人谋利,其家人收受他人巨额财物;与多名女性发生或保持不正当性关系;违反组织人事纪律,用人失察失误,造成严重后果。此外,调查中还发现了薄熙来其他涉嫌犯罪问题线索。”

如此这般的种种严重罪名的陈列,促使路透社记者储百亮和白宾在报道中写出了下面这样的句子:

“先前有种种谣传说,中共可能会对薄熙来这位中共元老的儿子请拿轻放,给他一个轻微的处分。如今,这种谣传受到了致命的一击。”

*薄熙来与中共内争*

新华社在公布薄熙来罪行的同时公布了中共十八大的确切召开日期。日本时事社从北京就此发出的报道说:

“中共党代会开幕日的公布比过去晚了大约一个月。这是一种反常的情况。中共党代会原本预定在10月中旬召开,但成为会议焦点的领导层人事安排调整难产,加上日本将尖阁诸岛国有化的问题给日中关系带来紧张。看来这些情况导致中共内部不得不做出必要的调整。不过,这次(新华社报道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表示,‘党代会的准备进行顺利。’”

薄熙来一度在中共党内代表了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他在重庆大张旗鼓地复活毛派的作法(实行绝对权力、推行群众运动,动用政府强力手段干预经济)的做法,得到中国各地毛派的热烈喝彩,也使中共最高层不少人感受到威胁。

薄熙来被彻底放倒的消息传来,美国主要报纸《纽约时报》发表记者黄安伟(Edward Wong)的报道说:

“(中共当局)公开抖落薄熙来的这些严重而肮脏的罪名显示,中共领导人已经达成一致意见,认为必须严厉惩罚薄熙来。薄熙来一度是一个很有魅力的领导人。他利用重庆做平台,宣扬和推行一些讨好民众的政策,并由此获得了热烈的支持,尤其是获得那些认为应当恢复左派路线的人的支持。那些人认为,就是应当动用国家力量来实现经济平等。”

日本主要经济新闻报纸《日本经济新闻》记者多部田俊辅从北京发出报道,指出了薄熙来落得今日下场的政治大背景:

“中国国营通讯社新华社报道说,中国共产党在9月28日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开除有影响力的保守派政治家薄熙来的党籍,开除公职。薄熙来在妻子杀害英国人的问题上滥用职权,还收取巨额贿赂,因此受到了最严厉的处分。中共以胡锦涛为首的最高领导层以此打压中共党内的保守派,推进向以国家主席习近平为中心的新领导层的过渡。”

*网民评论大放光彩*

在互联网微博成为中国公众最重要的信息来源的今天,中国官方这次似乎做出了一件“与时俱进”的事情,这就是选择在第一时间通过微博而不是中央电视台发出新华社有关薄熙来和中共十八大召开确切日期的重要新闻

中国的网民对新华社通过微博发出的重要新闻做出了热烈的反应,再次显示了中国网民在新闻评论方面的敏锐、智慧和幽默。

以下是从中国用户最多的新浪微博随机选取的一些网民评论。

“李庄 :受贿2000多万、滥用职权、与N个女人有染……开除党籍,移交司法机关。红唱黑打终于落下帷幕。但,希望不要遭到文强遭受的那种刑讯逼供。”

(注:李庄,著名律师,因为在薄熙来主政的重庆为遭到薄熙来当局酷刑的一个被告辩护而被重庆当局判刑。文强,重庆市司法局原局长,被薄熙来主政的重庆当局处决。)

“伤在新华:(说薄熙来贪污两千万)贪污 2千万 那叫贪污吗 随便个县长 一抓 就上亿 别 扯淡啦”

“许_杰律师 :(日本主要报纸)朝日新闻造谣了?鬼子说80亿美元呐”

“王俊杰笑论天上天下事 :我说大晚上的要紧急传达什么呢,原来就是这个早在网上传遍了的事。估计还是死缓,上次判断对了,这次估计还是如此。是2000万而不是传说中的60亿估计也是为判死缓做准备的”

“看云斗客:想起老电影《小兵张嘎》里的台词,‘别看你现在闹得欢,就怕将来拉清单。’这不,开始拉清单了!”

“国米Arudy:村主任笑趴下//@新闻已死:(官方媒体说薄熙来才贪污)2000万,县委书记全笑弯了腰。

“天人发光的盐:受贿2000多万、滥用职权、与N个女人有染……开除党籍,移交司法机关。每个官员好像都是这个罪,主要落马皆为此罪!”

“三次元大组长二代目:我眼前出现了一幅景象,各位大佬在商量到底多少钱才合适,互相拍脑袋的情形煞是喜人。”

“周爹来也:2000万,怎么交得起他儿子贵族学校的学费啊?”

“小兔律师 :太廉洁了!只有几百亿才符合这个身份啊。//@周泽律师: 如果只有2000万,那实在是很廉洁的高级干部了”

“进三摩地://@梧桐细雨夜: 又一次谣言成真相”

“一天到晚吃猫的鱼922:2000w能在北京买套别墅吗?我指郊区……”

民间高人预测中共政权箴言:江胡习五(无)

【大纪元2012年09月27日讯】(大纪元记者金睛报导)再过几天,中共政权即将进入63个年头。而在内忧外患最盛、政经危机最深的时刻,预计中共王储习近平将接班胡锦涛。风雨飘摇中,中共这艘破船将驶向何方,引人关注。

“江湖习五”引猜测

最近,有一知情人李兴(化名)向大纪元记者透露,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在雅安工作时,有一民间高人曾给他留下这样一句话,后邓时代,中共的命数将应在“江湖习五”这四字上。

该朋友表示,当时这位高人并未留下文字,到底是“江胡习五”,还是“江胡习武”、还是“江胡习无”、“江胡习伍”就不得而知。当年他并未把这句话当回事,但三十年过去了,目前眼看着习近平即将登临大位,才不得不佩服这位高人的神机妙算。

对于“江胡习五”的最后一个字,有修炼界的人士认为,按中共的说法,习近平是第五代接班人。目前中共气数将尽,江胡习之后,已无第六代之说,甚至习近平能在这个位置上坐多久,修炼界并不看好。从这个意义上说,“江胡习五”或“江胡习无”是较为靠谱的说法。

专制土壤 造就“戈尔巴乔夫”

时政评论人士张粟田分析,十八大前,胡温对薄熙来的处理不够坚决,这多少令习近平感到不快;加之胡温任内,由于江派的干扰,对“六四”、法轮功问题,都未能解决;而温家宝反覆倡导的政改,也未有实质性的动作;同时中国经济也即将走到崩溃的边缘。这一切都将击鼓传花到习近平手上。

此前,路透社有消息指,中共储君习近平在过去的六个星期当中与政治改革倡导者胡德平举行了私人会谈,并表示中国现在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同时习强调,他不是薄熙来的盟友,薄的问题将按照“党纪国法”进行处理。

目前的局势是,中共党政官员唯一的选择是疯狂敛财,随时准备出逃海外。中共现在就是一条无人掌舵即将沉没的破船,中共党官们每天想的就是如何在沉船之前能够捞取更多,如何尽快安全地弃船而逃。

张粟田认为,专制土壤,都能造就“戈尔巴乔夫”,但需要天时、地利、人和。不管是胡耀邦,还是赵紫阳,抑或是习近平,虽然还有人性存在,但在中共这个体制中很难有所作为,不是被中共这个邪恶机器所裹挟,就会被中共邪恶机制消灭。

张粟田表示,在中共窃国以后,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再到江泽民,都能独断专权。而今天的中共,已无核心可言。党内主要分为三派,太子党、团派和江派,各派各侍其主,各自为政,而各派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在这历史的特殊时期,习近平能否成为异数,大家不妨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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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谢东延)

周永康缺席政治局重要会议 党媒暗示其失势

【大纪元2012年09月28日讯】(大纪元记者张明健报导)中共政治局于28日召开会议,确定十八大的召开日期及对薄熙来案进行审议,但在这样重要的会议上,从官媒的报导中看,现任政治局常委周永康似乎并未出席,而是参加了公安系统的一个“英模报告会”,再次从侧面证实了此前的“周永康已失势”之说。

党媒暗示周永康失势 丧失对十八大与薄案的发言权

中共党媒报导称,中共中央政治局28日召开会议,胡锦涛主持,会议决定,中共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于11月1日在北京召开。中共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1月8日在北京召开。

报导称,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薄熙来严重违纪案的审查报告》,决定给予薄熙来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对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犯罪问题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就在同一天,中共党媒新华网异常高调的报导周永康于28日出席在北京举行的“内蒙准格尔旗原公安局长郝万忠事迹报告会”,明显的表露出周永康缺席当日举行的政治局确定十八大会期和薄熙来案的审议会议。

分析认为,党媒高调报导周永康缺席28日政治局重要会议,出席一个不能再小的“英模报告会”,是要告诉外界,周永康已经失势,他连参加政治局会议的权力都丧失了,在十八大和薄熙来的问题上更没有发言权。

周永康与薄熙来、曾庆红图谋政变 已失去权力

中共国家副主席习近平2月份访美期间,美国媒体《华盛顿自由灯塔》曾曝光王立军移交美领馆材料中有关薄熙来、周永康联手图谋发动政变、最终废掉将在中共十八大接班掌权的习近平的计划。

江泽民、曾庆红、周永康、薄熙来等迫害法轮功的“血债帮”成员密谋,先在18大夺取政法委书记位置,然后再巩固武警部队的武装力量、巩固舆论、重庆模式等,之后再废黜和逮捕习近平,未曾想被王立军逃馆事件给曝光摧毁、全盘崩溃。

薄谷开来被捕之后为避免死刑,曾曝光周永康、薄熙来主谋推翻习近平的政变计划,并且供认,她是薄熙来与周永康之间的联络人,周永康知晓她做的一切。

大纪元获悉,3月19日夜传出“北京出事”之后,周永康即失去了他在北京的权力。周永康的权力已经移交给公安部长孟建柱。

周永康杀妻 与薄熙来共用情妇

有媒体披露,周永康长期接受薄熙来提供的女人,其中28名已经确认,包括歌手、女演员以及大学女生。周永康光是在北京就有六处“行宫”可以淫乐。知情者称,周早期从事石油工作时,便因性好淫乐被外人讥为“百鸡王”。

周永康与薄熙来还共用情妇,有传闻指,一名曾被薄熙来包养的女歌星,被他转送给周永康。而中国女演员马晓晴及外传因遭薄妻谷开来追杀而人间蒸发的大连女主播张伟杰,皆曾传出为薄熙来的情妇。

周永康在任四川省委书记期间,涉嫌设计车祸将自己妻子杀死(周斌生母)。当时周永康的情妇中央电视台女主持贾晓烨声称怀孕了(后经证实是假的),因而逼婚,后来贾晓烨成为周的妻子。

周永康的前妻死于车祸之后,就立刻娶了贾晓烨,有消息说她是江泽民的外甥女,周永康为与江泽民搭亲,于是策划了这场车祸。

(责任编辑:李熙)

薄熙来被双开 其淫乱多少女人再成热点

【大纪元2012年09月29日讯】(大纪元记者古清儿综合报导)9月28日,中共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被当局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并对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犯罪问题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官方报导称,薄熙来与多名女性发生或保持不正当性关系。

官方报导称,薄熙来在担任大连市、辽宁省、商务部领导职务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兼重庆市委书记期间,与多名女性发生或保持不正当性关系。报导还声称,调查中还发现了薄熙来其他涉嫌犯罪问题线索。

最近,中共“王储”习近平现身后,动作频频,出席各种活动。王立军案刚被判决,薄熙来随即被双开。此前,有媒体报导称,习近平与胡德平进行私人会谈,习强调,他不是薄熙来的盟友,薄的问题将按照党纪国法进行处理。

今年2月,王立军逃至美国领事馆,引爆薄熙来下台,揭露周永康与薄熙来曾密谋发动政变意图搞掉习近平。有媒体披露,周、薄二人更是淫趣相投,曾共用多名情妇。

曾有媒体披露,薄熙来生活糜烂、与众多女人有染的传闻一直在网络流传甚广,被中共带走调查的大连实德董事长徐明也供称,他负责安排女性和薄熙来淫乱。

之后更爆出薄熙来与上百女性有染,其中28名是有名气的女性,包括歌手、央视主持人以及模特儿。盛传其包养知名影星、歌星等。69岁的“百鸡王”、中共政法委书记周永康被曝也与薄熙来共享美女、名模。

王立军为了自保,掌握了许多薄熙来淫乱的相关证据,其中包括装设针孔,偷拍薄熙来淫乐的过程。

因揭露薄熙来而遭到其迫害的前香港《文汇报》驻大连记者姜维平多次撰文揭露薄熙来贪腐淫乱的黑内幕。

他透露,薄熙来的秘书吴文康为讨薄熙来欢心,在大连五星级富丽华酒店开豪华客房,提供数十名美女供其淫乐,荒唐淫乱的生活令人瞠目结舌。

原大连电视台美女主播张伟杰与薄熙来之间的暧昧关系在大连轰动,据说她曾与薄熙来来往甚密,令薄谷开来醋劲大发,动用国安、公安施压,把她秘密关押在大连南山宾馆,多次自杀未遂,后来张一夜之间神秘失踪,直到现在都没有消息。

新浪名博“木尔”在微博上表示,【与薄某发生或保持不正当性关系的多名女性都有谁?】该丑闻其实4个月前就有过爆料,靠谱的说法是:有多位与薄某淫乱的女性不仅是由实德老板徐某从中介绍、提供奖赏资金,更有不少属于两人共用,几乎可以确定的有姓氏字母开头为:“Z、T、S”三个当红女星,其中Z还曾多次闹着要跟徐某结婚。

山东民众“海若的小窝”表示,事实证明,除了半年前新华社那篇“抵制网络谣言”的通告是谣言,其他都不是谣言。

(责任编辑:姜斌)

俄专家:未来中国必成俄罗斯“劲敌”

【多维新闻】伴随中国日渐“崛起”,“中国扩张论”开始在俄知识界滋生,更有俄罗斯专家认为,未来中国将不可避免地成为俄罗斯“劲敌”

据俄罗斯“ROSBALT”新闻网9月26报道,俄罗斯政治和军事分析研究所副所长亚历山大•赫拉姆奇欣26日在莫斯科举行的“俄罗斯应对谁‘保持弹药充足’”政治俱乐部会议上表示,如果在当今国际舞台上俄罗斯没有强大对手,那么未来中国几乎不可避免地将成为它的“劲敌”。

赫拉姆奇欣指出,这源于“中国不扩张就无法生存”,今天的中国“存在大量复杂的内部社会矛盾和问题,如果试图去解决其中一个问题,那么将使另一个问题加剧”。在这种情况下,外部冲突往往是唯一的出路。

赫拉姆奇欣强调:“中国发展的非常快,但是它的发展离不开资源”。此外“军事准备在中国快速前进,但不知为何我们没有注意到这点。”目前中国正在快速建立一支舰队,它一年时间内建立起的舰队规模比其它国家的总和还要大。


(梁太瑞 编辑)

谁创造了重庆奇迹

作者:张五常

编者按:在全球经济依旧没有走出阴霾的今日,重庆在上半年却依旧保持了14%的经济增长,成为了中国甚至是世界的亮点。重庆经济成为各方绕不过去的话题。在本文中,张五常提供了一个自己的角度,用香港当年著名的财政司长官郭伯伟来比较如今执掌重庆大权的黄奇帆,孰是孰非,读者自有定论。文章大部分篇幅回忆香港的经济政策出台历史,有一定参考价值。

本来打算在这里把重庆与成都相提并论,因为这二者皆昔日的四川,自古人杰地灵,而奇怪地,在举世经济不景的今天,这个“古”四川可能是地球上的唯一亮点。今年上半年重庆的增长年率为百分之十四,成都为百分之十 三点三。从人口数量看这个古四川比得上一个不小的国家,这亮点是一枝独秀了。

我喜欢成都,更喜欢那里认识的几位朋友。然而,我没有到成都有好些日子了,最近只是到过重庆,要把二者相提并论,我总要到成都再走一趟吧。抽不出时间,这并论只好搁置了。

我想到把重庆的市长黄奇帆与昔日香港的财政司郭伯伟(Sir John Cowperthwaite, 1915-2006)来一比高下,是源于前文写《黄奇帆的发展思维与中国的财富累积》时想到一件有趣而且重要的事。黄市长重视经济数据,记得 的数字多得不容易相信,不断地把不同项目的数字的比例来衡量、思考。郭伯伟呢?他反对看数据,认为经济情况是好是坏可从感受上知道。是的,郭老当年认为香港政府应该撤销统计部门!

曾经被誉为东方之珠的香港,其经济表现当年使举世瞩目,曾经一连出现过三位顶级的财政司——郭伯伟(1961-1971)、夏鼎基(1971-1981)、彭励治(1981-1986)——合共二十五年,其中最大的功臣无疑是郭伯伟。是我 之幸,三位都认识,其中相聚时间最多的是彭励治。

我认识的朋友中跟郭伯伟最相熟的是杨怀康——后者简直“崇拜”前者,有师傅与徒弟的味道了。其实阿康也曾经以我为师,但老人家从中国的改革发展中知道局限条件不同,政府管治的需要有别,不仅愈来愈不反对政府策 划,到后来白纸黑字地赞赏中国共产党!这些无疑是违反了郭伯伟的宗教,但阿康可能不知道,他也拜服的自由大师弗里德曼没有反对过我的经济观,而以私产与市场挂帅的科斯,对中国共产党的信心可圈可点。大家都知道 任何政党都有问题,我们只能在相对上作衡量。只看效果,只管解释,什么意识形态或应该怎样称呼我们管不着。

我跟郭伯伟谈过他反对政府作经济数字统计之见,但记不起他的确实理由。问阿康,他传来郭老一九七○年在香港立法会宣读的一段话,是关于国民收入数字的:

“We are in the happy position, happier at least for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where the leverage exercised by Government on the economy is so small that it is not necessary, not even of any particular value, to have these figures available for the formulation of policy. We might indeed be right to be apprehensive lest the availability of such figures might lead, by a reversal of cause and effect, to policies designed to have a direct effect on the economy. I would myself deplore this.”

同学们注意,这样的英文叫做有文采。我不敢翻译阿康的师傅的英文,叫阿康翻之,如下:

“起码在财政司而言,我们的处境较为幸运,因为政府极少参与经济活动,故此无须借助这些数字制定政策,这些数字对我们可以说毫无价值可言。我们应更格外警惕的是,一旦有了这些数字在手,我们便不难倒果为因、萌发干预之念,蓄意制定出一些直接左右经济运作的措施。”

当然译得不错,可惜翻不出师傅的文采。他也漏译了最后一句:“我自己会为此感到悲哀。”

任何跟郭老研讨过经济问题的人,都知道此君的经济智商属人类顶级。弗里德曼与哈耶克在生时曾多次举香港为自由经济的最佳典范,而他们一致归功于郭伯伟。美国史坦福胡佛学院的Alvin Rabushka出版的一本关于香港的书,把郭伯伟从头赞到尾。我知道,因为我是该书的书背写颂辞的其中一个。

智商归智商,郭老的个性也重要。他坚守自己信奉的原则,寸步不移,既不卖帐,也不讨好。这样的行为能在香港掌管经济十年,不能不说是奇迹了。读者要知道,昔日香港的财政司是手握大权的独裁者——这点昔日阿康不同意,但今天他逾知命之年,世路如今已惯,此心到处悠然,对世事的看法应该朝老人家这边走。我知道昔日香港的财政司是个独裁者,因为一九八三年底财政司彭励治考虑引进钞票局(Currency Board,今称联系汇率)这个货币制度时,几番跟我研讨。我问他:“这么重要的政策转变,港督上头怎样看?”他回答:“没有问他意见,我决定了怎样做会通知他。”彭老之后,跟着而来的翟克诚再没有这样的权力,而彭老本人辞职不干主要是因为不喜欢应酬利益团体。如果郭伯伟当年要应付的是今天香港的政治体制,他不容易有什么作为,而名垂千古的机会更是免问了。

也是当年,不仅港督老板上头无权左右下头财政司怎样做,一个财政司退下之后,不能过问跟着的财政司做什么。我知得清楚:彭励治考虑联系汇率制度时,赞成这制度的郭老退了休,但还健在,而反对这制度的夏鼎基不仅健在,而且升了级,是彭老的上司了。郭老与夏老这两位前财政司认为不便向彭老提供意见,要通过我这个中间人。

香港采用一位英国爵士发明的钞票局(联系汇率)制度有悠久的历史了,一九七三之前与英镑挂钩。郭伯伟喜欢这个制度,因为认为够简单,基本上政府什么也不用管。他曾对我说,他在任主理这制度时,只用三几个人手, 而自己每星期花不到两个小时跟进。香港的钞票局一九七三年在夏鼎基主理经济时取缔,换来浮动汇率。一九八三年底香港再采用钞票局,与美元挂钩,由彭励治主理。彭老也倾向于无为而治,把这制度管得简单。大约一九八四年三月,我在资料上看到港元的货币量止跌回升,知道彭老是成功了,写信去恭贺他。他很高兴。想不到,后来由任志刚主理钞票局,竟然发展成为今天金管局那么庞大的机构,职员七百多人,每年支出十多亿!这不是权力使然,而是权力“欲”使然也!今天的香港是否还有钞票局这个货币制度很难说,但郭老无疑会说:“我为此感到悲哀。”

有趣是一九六七年十一月,英镑突然贬值百分之十四点三。港元当然也跟着贬。但不到几天郭老把港元兑英镑的汇率提升了百分之十,又再紧守。这是郭伯伟,反应快,判断准。

郭老思想清晰,推理快。他喜欢按着原则以简单的方法处理问题。例如他坚持的税制是地球上最简单的:不累进,没有什么退税或扣税条款,不管是个人的收入税还是企业的所得税,一律是百分之十五左右,历久不变。进出口的关税一律是零。物业征收的差饷说明是差人(公安)的粮饷;物业税说明是皇家的地租,微不足道。

郭老也反对政府补贴任何事项,曾经直言政府补贴教育是没有原则的行为,只是他作财政司时好些教育及医疗的政府补贴已经存在,难以取缔。跟今天香港政府的乐善好施相比,仿若隔世:今天香港政府提供的庞大福利综援 支出,在郭老时代无法想象。

我认为郭老在任时有一项严重的失误:香港有租金管制。虽然这管制起自他上任之前,但他没有迅速地拆除。可见租管这回事,来时容易去时难也。我知道他对政府提供廉租房耿耿于怀——起自他上任之前,但上任后还继续 增加。这方面我给他安慰,说:这么多的难民跑到香港来,不给他们栖身之所治安你管不了。他听着,显然感到高兴。后来廉租房搞得一团糟,彭励治问我怎么办,我说全部廉价卖出去算了。过了不久彭老找我,说依我的建 议去办,但遇到几个利益团体的反对,办不到。今天中国内地没有什么难民,也大手推出廉租房,老人家劝而不听,将来他们会知道老人家料事如神也。

郭伯伟任财政司时是上世纪六十年代,香港遇到的困难上苍也解救不了。这段时期前有弄得饥荒遍野的人民公社,后有不堪回首的文化大革命。偷渡、游泳到香港的内地同胞无数。一九六七、六八年间香港因而出现了近于无 法处理的暴动。到一九六八年,香港的地价及楼价跌到近于零!这边厢身无长物的偷渡客每天数万涌进,那边厢有点学识及财富的香港人纷纷离港,跑到加拿大等地方去。然而,就是在这最艰苦的十年,由郭伯伟掌管经济, 香港的人均实质收入上升了百分之五十,贫困人口减少了三分之二。

一九六一年香港的人均收入只有英国的四分之一,到九十年代则超越了英国。郭老铸造下来的处理经济的法则说不得笑。在文革近于尾声的七十年代,由夏鼎基掌管经济,小小的香港,在成衣、玩具、手表等约五项重要的工 业产品的数量,皆冠于整个地球。是来自内地的难民及偷渡客的勤奋操作的成果,鼓励着他们的是郭伯伟划定下来的经济制度。

香港的郭伯伟与重庆的黄奇帆怎样比较呢?困难不是不能比,而是我跟黄市长不熟——见过他三次,倾谈只是最近的一次。前文写黄市长,一位朋友在网上算算,各路英雄读者的点击加起来近百万。不怎样了不起——文章逾 百万点击的常有——但该文主要是写经济理论,近百万点击是罕见的了。可见黄市长在内地的大名是家喻户晓的。

论本领,我们当然要先说工程的困难程度。我说过重庆是一处不容易搞起经济的地方。然而,从困难程度衡量,郭伯伟在任的六十年代的香港应该比今天的重庆困难。另一方面,黄奇帆主理的重庆经济的发展速度,则远比郭伯伟时代的香港为快。不止此也,在转到重庆之前的十年,黄奇帆是上海浦东发展的其中一个主要人物,创造了的是另一个经济奇迹。

郭伯伟不要看统计数字,黄奇帆不仅看,而且多看。处事的手法有别不论,我认为他们二者面对的局限条件不同,需要知道的讯息因而有别。黄市长要从毫无经济的基础起步,不能没有策划,而此策划也,不能没有各种数据 作为依凭。郭伯伟当年处理的香港虽然灾难重重,但市场运作的基础可能冠于地球。一七二○年,康熙皇帝在广州设立专为对外贸易的公行(起初是七家,后来是十三家,世称十三行,鬼子佬称行商)。香港位于珠江出处,港口绝佳,善于贸易的商人早就满布了。这是远在上海崛起之前,虽然在解放前上海是后来居上的。

我这个老人家从来不用名片,而除了替他人写推荐信从来没有说自己是教授。然而,不知是天灾还是人祸,到处的人皆以“教授”称呼我。教授的一个职责是给外人打分。那就让我试行打分吧。如果诺贝尔的经济学奖不是给发明方程式的大师们,而是给为人类生活改进作出大贡献的奖项,请我提名,在知道的近代人物中我会怎样排列呢?我会首推邓小平,次推朱镕基,跟着有三位平排:撒切尔夫人、里根总统、郭 伯伟。黄奇帆呢?他还在盛年,来日方长,既有机会再创奇迹,也有机会心不应手,今天打分是太早了。还有,我认为黄市长今天的“独裁”权力,比不上昔日的郭伯伟,所以是得是失,打分的比重是会较轻的。

一位大师对人类经济生活的贡献,不应该限于可以直接衡量的。影响自己管治之外的其他地区同样重要。引进对外的影响作考虑,我要把郭伯伟的分数大幅提升,升至朱镕基的层面,甚或过之。这是因为在中国改革初期,香港的经济奇迹对中国的影响非常大,无论是制度讯息的传达或是香港商人身先士卒地跑进内地去的拼搏,是给中国提供改革不可或缺的局限转变。这样看,代表着香港传统的就只是郭伯伟一个人站着。邓小平先生呢?古往今来无出其右!

一九八三年,当我到北京跟钱俊瑞等老干部朋友倾谈时,我直言:“不要说我不懂中国;我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不比你们少。你们还是看看香港吧。那里有些什么呢?主要是来自中国内地的难民及偷渡客,是这些一穷二白的中国同胞把香港的经济搞起来的。为什么他们在香港可以,在内地不成呢?”当年我每次举香港为例,北京的朋友皆无言以对。

时移世易,舞榭歌台,昔日香港的居民不仅到内地投资,也带进了郭伯伟创立下来的关于市场制度的讯息。今天是倒转过来了:内地的自由行者到香港买楼购物,支持着香港,而一些朋友则恨不得香港有个黄奇帆。思之怆然,能不感慨乎?何其感慨之为甚也,能不感慨乎也哉!

中日外交战,中国完败?

作者:和静钧

鉴于中日双方的制度不同,刚刚结束的联大辩论上出现了一场“时差”与“空间差”外交战,日本首相利用先行时机,抛出了相关各国应按国际法处理海上纠纷,并进一步提出钓鱼岛为其“固有领土”,而中方只能坐等中央决定如何回应。从这几天的的中日外交互搏来看,中国这一方是确实输了,但愿只是暂时性或战术性“失手”。

一年一度的联大一般性辩论,常在9月下旬举行,会期一周或一周以上,各国都视这联大一般性辩论为外交重要平台,如2011年共有120个国家领袖出席。

2011年,刚上台20天的日本首相野田佳彦,抛下国内一大堆事务,在一般性辩论会期第三天赶到,当他上场时,听众席上很多人,都还不知此人为何方神圣,联大主席不得不敲木槌以让会场安静下来。

日本属议会内阁制,首相是政府第一号人物,外相和防相属第二、三号人物。而在总统制国家里,总统是政府第一号人物,直接拥有外交、国防等总统权力,在总统权力框架下有一套负责外交和安全的顾问班子,政府外交部长则不一定排到前位。

中国执行集体领导制,在这一框架下,现在9个政治局常委应是“第一号人物”,因还设有“副总理级”的负责外交的国务委员,中国政府的外交部长,实际排名可能推到第十五号之后了。

从2011年起,中国“第一号领导人”就已经缺席联大一般性辩论,加上今年,就是连续两届缺席,而是改由级别较低的外交部长率团参加。

今年携第二号人物即外相一道来参加联大一般性辩论的日本首相野田,无疑成了这一外交平台的最被注目的人物,他有目的地与南海周边及中南半岛国家接触,与联大秘书长潘基文会谈。野田的外交目的就是要向各国领导人解释“购岛”原因并提出反对暴力的立场。在与印尼领导人会晤之时,受野田花言巧语迷惑的印尼领导人,冲口而出说“无论什么情况,暴力抗议是不允许”,明显针对中国境内反日游行。

于是,9月26日和27日出现了一场“时差”与“空间差”外交战,日本首相利用先行时机,当着联大会议众多首脑之面,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言中抛出了相关各国应按国际法处理海上纠纷,并进一步提出钓鱼岛为其“固有领土”。

而中国代表团因“级别太低”,其团长不可能在野田发言之后立即获得针锋相对的发言机会,中国代表团只有看着别人侃侃而谈而干着急。

等这一消息传回中国,已经是9月27日,如何回应这一外交互搏中这一回合的决定,从低级别的部门传达到更高部门之时,“时间差”进一步拉大,于是,9月27日,中国出现了针对野田联大发言的“一日三回应”,一天之内,分别作出了三次回应,如果加上国防部的回应,算是“四回应”。

但这些“回应”是在中国国内发出的,联大一般性辩论则在9月27日结束,日本“凯旋而归”。

中方国内反应中,第一次回应是称国际法自欺欺人,显然是仓促应对,思维逻辑有点问题。第二次回应是称“战败国占领战胜国领土”为荒谬之说,算是从忙乱回应中恢复了点理性,第三次回应则进一步声明了中方严正立场。

从前几天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回绝中方发出的访华邀请可以看出,中国在“统战外交”上,也输给日方一着。

不管怎么说,这几天的中日外交互搏,中国这一方是确实输了。但愿只是暂时性或战术性“失手”。

《纽约时报》:温家宝已成“跛脚鸭”

作者:杰安迪

在很多专家看来,温家宝大力倡导的变革正是中国需要的那一类变革:打破国有企业垄断、鼓励更多消费支出、减少对房地产和重工业投资的依赖。然而,计划于明年三月退休的温家宝已经被人看成了“跛脚鸭”。他没有政治资本来实施更为宏大的全面经济整改,更不可能实施任何削弱国有垄断企业有利地位的措施。“温家宝已经筋疲力尽了,”一名与中国政府高层联系紧密的人士说。

北京——经济增长放缓之时,中国政府从来不惮于采取大胆的行动。四年前,面对全球经济衰退的蔓延,中国的政策制定者推出了585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方案,给中国经济打了一剂对抗经济窘境的强心针,而美国和欧洲至今依然受困于这样的窘境。

但在今天,尽管中国引以为傲的出口制造业巨轮已经失去动力,上海证券市场也持续低迷,共产党却似乎被政局紊乱的领导层换届搞得心烦意乱,不愿或无暇顾及更具雄心的措施。许多经济学家称,为了阻止未来发生远比上次严重的危机,这样的措施是很有必要的。

内部人士表示,虽然即将离任的政府在最近几个月内试图通过放宽银行借贷限制、增加养老金和减免小企业税收等措施来应对经济减速,然而,这个经济体的最高掌舵者缺乏共识,扼杀了更为强力的回应措施。与此相类,由于现行体制使得所谓的太子党和其他人脉广泛的家庭兴旺发达,许多分析人士都提出质疑,即将赴任的新一届政府是否有足够的政治意愿来克服他们的抵制情绪。

这些分析人士说, 中国的标准经济方程式正在失效:过热的政府投资和滞后的消费者支出使得经济严重失衡,这种失衡预计将会导致远比现状痛苦的后果,后果很可能会出现在相对年轻的新一届领导人掌权之后不久的2013年初。

“中央政府可以做出更加强硬的选择,但他们似乎失去了勇气,只是坐在那里袖手旁观。”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的政治经济学家孔诰烽(Ho-Fung Hung)说,“局势看上去越来越严重。”

经济数据确实令人犯愁。过去十个月里,有九个月外国直接投资都在下跌,工业产出增长速度落到了三年来的最低点。上周,全球空运巨头联邦快递公司(FedEx)的首席执行官弗雷德里克•W•史密斯(Frederick W. Smith)警告,更多的麻烦迫在眉睫。他表示,中国摇摇欲坠的出口形势表明,来年的全球经济将呈现疲软态势。

在上世纪80和90年代,老谋深算的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力压保守派反对势力,推出了市场经济改革。自他去世之后,中国政治体系的运行越来越依赖于一致决议。这个讨价还价的交易体系涉及七到九人,他们通过秘密协商做出决议。有了这样的一个体系,重大政治或经济变革出台的前景显得十分渺茫。

“口号很响,规划设想很好,可在做的时候,会有很多的制约。”北京人民大学的经济学教授赵锡军说。

在很多专家看来,温家宝总理大力倡导的变革正是中国需要的那一类变革:打破国有企业垄断、鼓励更多消费支出、减少对房地产和重工业投资的依赖。然而,分析人士表示,温家宝计划于明年三月退休,因此已经被人看成了与“跛脚鸭”相似的角色。他没有政治资本来实施更为宏大的全面经济整改,更不可能实施任何削弱国有垄断企业有利地位的措施。

“温家宝已经筋疲力尽了,”一名与中国政府高层联系紧密的人士说。

诚然,和其他大多数主要工业国相比,尚在发展之中的中国经济享有许多优势。中国的经济增长依然稳健,足以防止失业率大幅上升。然而,上周日一家大型电子工厂爆发的骚乱表明,不安情绪正在加剧。而且,鉴于中国的经济政策和领导层换届被如此多的不确定因素所包围,没有几个人愿意冒险对未来做出预测。

环球通视(IHS GlobalInsight)的高级中国经济学家阿利斯泰尔•桑顿(Alistair Thornton)表示,“这个体制十分不透明,人们对新领导人所知甚少,没有人知道到底会发生什么。”

习近平预计会成为中国的下一任主席,李克强则几乎是必定会接替温家宝的总理职位。他们的支持者一直在悄悄放话,一旦新领导人坐稳了位子,就将推出一项影响更为深远的议程。 一些人甚至称,情况越是糟糕,新领导层迫不得已解决中国那些最严重问题的几率就越大。

著名政府经济学家李佐军在最近的一次演讲中表示,“泡沫破掉之后,首先会带来一段时间的痛苦,但对于新的领导人来说是好事,因为责任很清楚,不是他们造成的,是前面造成的。泡沫破了之后他可以脚踏实地了。”

然而,迄今为止,习近平几乎没有给出任何可以表明他经济改革立场的线索,与此同时,李克强在省长和省委书记任期之中的表现也表明,他更像是一个不愿冒险的技术官僚,不像是一位改革派。

目前,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的发展速度逐步放缓,输往欧洲和美国的商品量不断下降。一些经济学家甚至怀疑,官方公布的第二季度7.6%的年增长率存在水分;发电量等经济指标的增长速度实际上要缓慢得多。除此之外,一部分经济增长带来的结果仅仅是家电、玩具和煤炭大量积压,仓库和港口的库存堆积如山。

然而,北京基本上还是采取了克制态度,没有对房地产和公共工程进行超大量投资,这样的举措曾在全球经济危机期间提振了萎靡的中国经济。在本月发布的一篇评论中,颇有影响力的共产党喉舌《人民日报》传达了官方观点,称中央政府应该抵制靠花钱来摆脱经济低迷的诱惑。

本月,在天津的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会议上,温家宝在演讲中表示,政府确实是在按兵不动,但却会在必要的时候强力出击。他指出,中国仍然拥有1580亿美元的预算盈余,此外还有160亿美元的稳定调解资金。

“我们将适时地把它作为预调微调的措施,以推动经济稳定增长,”温家宝表示。

地方政府官员担心经济放缓可能导致大量失业和增长疲软,进而影响自己的政治生涯,于是决定自行其是。最近几个月,不少城市提议建设奢侈的基础设施项目,希望可以通过新近放松的银行贷款政策筹得部分资金。

天津宣布,将投资2360亿美元用于石油化工、航空和其他工业。赫赫有名的兵马俑之乡西安计划投资数百亿美元修建九条地铁线路。贵州虽然是中国最贫穷的省份之一,当地官员仍然表示,他们希望投入4720亿美元的巨资来发展和旅游相关的产业。

在湖南省省会长沙,当地官员宣称,他们投入了数十亿美元来修建一个新的地铁系统、一条环路、一条城际轨道交通线和两座连接城市交通系统的高架桥,实现了12.9%的增长。

“我们这边一点儿也没感到什么欧债危机。”湖南省经济学会会长、长沙市政府顾问刘茂松说。“稳增长就是三句话:投资,投资,投资”。

中国左派的困境与无奈

作者:柏蔚林

左派理念往往起源于社会下层,也声称自己代表了最下层人民的声音和利益,因而其与资本主义和西方霸权的斗争,其实就是边缘与中心的一个相互转换的过程。一旦这种关系转换成功,也就是斗争成功,以前边缘人中的少数精英人物就成为了新的权利中心。然而这一历史性的时刻,也就是下层大众利益遭到背叛和牺牲的时刻。换句话说,左派在得到权力之前,作为一种社会的批判力量,是值得尊敬的。但左派的生命力和代表性将终止于进入权力核心的那一瞬间。

齐泽克最近有个简短的谈话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力。在这篇题为“不要行动,要思考”的谈话中,自称“一贯坚决反对资本主义”的齐泽克坦白地承认了反抗运动无法回答的一个问题:“……反对大银行对普通人的剥削,很好,但是你的解决方案在哪里,你打算用什么来取代这个系统?”假设有人回答,“人不应该成为钱的奴隶,金钱应该是为人服务的”,齐泽克的回应则是“希特勒也会喜欢这样的道德回应”。简而言之,在这篇简短的谈话中,他认为成为一个资本主义的反对者很容易,但是真正要理解怎样才是真正的反对,就是一个必须被深入思考的问题。“在太多的人在受苦受难的时候,我们不能视而不见。但是我们必须对如何行动采取极为审慎的态度”。为什么必须“极为谨慎”?很明显,因为他意识到了那句马克思主义名言“问题不在于如何解释世界,而在于如何改变”的谬误所在。他认为,经历了太多的变乱,“现在是重新开始解释和思考这个世界的时候了”。事实上,齐泽克这篇谈话的重要意义就在于,他不但点破了近期欧美反抗运动的致命弱点,也指出了广义左派理论体系的中心问题所在。而如果从反抗资本主义统治这个话题继续下去,替换到中国语境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齐泽克所指明的,并不仅仅是一场为很多中国左派所欢呼的西方“占领运动”的核心病症,也可以被用来理解当前整个中国左派及其理论的尴尬处境。

东西方左派的差别很大,但共同的标签性概念之一,就是“反抗”。著名文化学者萨伊德的著作《东方学》影响之深远是无需多加赘述的。深受法国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的启发,拒绝二元对立的思想方法,萨伊德对西方殖民主义国家基于“想象的地理”而对于“东方”的描述和理解提出了尖锐的文化批判,从此开创了后殖民主义学术批判理论的先河,其思想体系也与西方的左派学者迅速结合起来,在整个西方学界和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以英美两国为主的安格鲁-萨克森学术体系之内,很多左派学者开始深入关注殖民地历史及其对当今世界政治经济的后续影响,非洲、南美洲这些前殖民地成为了他们研究的重点区域,世界各地的土著居民的命运历史变迁也成为他们关注的焦点之一,关注了解西方强权下的弱势者成为了潮流。在90年代,当对后殖民主义的批判成为欧美很多大学、研究机构的理论研究热点之时,后殖民主义学派思想体系也开始被介绍到了中国,并与一些中国左派知识分子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基于拒绝被边缘化的理念,很多人从此开始思考历史应该由谁来书写以及如何书写的问题。启蒙于萨伊德对于西方主流话语的驳斥,他们对于“以西方中心论”为基础的历史观严辞批判,并试图建立其以本民族历史文化为出发点的话语体系。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从萨伊德到中国的左派学者,在其对于西方世界的批判中存在着一条清晰的脉络,即被压迫民族国家针对西方霸权的“反抗”和对于从西方话语霸权中寻求自我解放的渴望。

而在另一方面,对于这种左派“反抗”理论的思考和批判,也一直没有停止过。但是请注意,这种思考和批判的焦点,并不在于“反抗”的本身,而在于其结果。齐泽克的这个反思谈话,仅仅是近期对我们的再一次郑重提醒而已。事实上,在萨伊德的《东方学》出版之后不久,就有学者曾经尖锐地指出,萨伊德仅仅是在重复他所批判的“欧洲中心论”的老路,试图在重建另一个“中心”的过程中寻找自我的文化尊严。对于处于困境中的落后被殖民国家和人民,萨伊德的理论并不能提供任何有效的出路,对于其文化自信不切实际的重建反而会在现实中导致更多的困惑和挫折。后殖民主义理论体系的另一位主要角色、著名印度裔学者斯比瓦克也曾经承认很难回答这样的问题:如果我们(前殖民地)的文化和西方的一样优秀,为什么我们还要留在这里(美国)而不是回到自己的文化中去?而政治理论家福山更是不留情面地指出,很多取得独立的前殖民地国家,凡是马克思主义左派执掌政权的,很快无一例外都陷入各种社会危机之中,最终成为极权专制体制。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回到齐泽克的质疑,就会很容易地明白,为什么他会主张“首先要思考”而不是“立刻****”。齐泽克的观点是很明确的:仅仅对资本主义和西方霸权持批判的立场是绝对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同时要寻求有效的出路。西方的很多马克思主义学者都有这样一个共识,正是由于苏联对内镇压和对外霸权主义行为和后来中国的全面转型国家资本主义和政治极权,使得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西方从60-70年代以后即逐渐陷入全面的危机之中,并失去了其往日的影响力。无疑,发生在苏联和中国的变化,恰恰从实践的角度也指明了传统左派理论体系最大的弱点,即对资本主义和西方霸权持批判、斗争立场的同时,其基于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对于未来解释无力,流于乌托邦化。更为重要的,其自身完美道德人的假设,导致理论出路在事实上不存在,更谈不上取代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和促进社会进步。

中国的左派会经常讲这么一句毛主义经典话语,“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是一句听起来很有道理、也很振奋人心的话,但却也是一句经不起理论推敲的话。它的核心问题就在于忽视了一点,即反抗未必会带来解放。这一点已经是为很多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所证明的。从斯大林时代的乌克兰大饥荒到中国毛时代的大饥荒和普遍贫困等等,都已经用事实全面否定了这种话语的合理性与有效性。(在现代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左派学者中,很多人事实上都已经在刻意回避这些血腥的历史,转而研究其他方向如原住民权益等以避免尴尬。)而今天中国工农阶层的悲惨境遇,更使很多人对于这个经历了长时间以工农为主体“反抗”建立起来的、号称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政权性质感到极大的困惑。虽然很多左派认为这是“修正主义”的原因,但他们其实没有搞明白,究其原因,正是左派理论自身的唯物主义哲学本源,决定了它无法带来它所追求的人类解放。请注意,无论是前面提到了的“出路”还是这里提到的“解放”,在进一步思考和讨论之前,我们必须明白它们的含义,并不是指政权的更迭或者领导人的替换,而是一种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根本性变化。更确切地说,要理解为什么左派理论体系总体而言是一种没有出路的落日夕阳话语,而且在实践中造成了巨大灾难和失败,就必须跳出其唯物主义为基础的思维方式,不但重视物质的层面,也要重新把“人”及其“精神”放置在思考的核心地位。左派对于资本主义和西方霸权的批判无疑是值得重视和尊重的,但其结构主义的思维方式尤其是其对于“人”的唯物主义思考方式,导致了左派理论体系在实践中一败涂地,未来也不大可能会有任何前途。

从唯物主义的理论框架之外对历史的进程进行思考,毫无疑问,佛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就是一部绝对不能忽视的经典著作。自从20年前该书问世以来,各种理论派别对于福山“终结”理论的批判就从未停止过。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铺天盖地大批判的喧嚣中,能够真正了解福山理论内涵的人并不多见。在西方,左派学者认为,自从福山宣布历史终结的1990年代至今,在资本主义全面胜利的情况下,这个世界上仍然有着太多的不公平和非正义。因为他们认为资本主义民主并没有拯救世界,虽然共产主义的实践已经成为了过去式,但历史的终结因而远未达到。在中国国内,一些左派学者如崔之元等则借助于中国近30年的经济增长,来否定福山所谓“民主”与“经济”是相辅相成的关系,辩称中国没有实行西方的民主制,也同样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尤其是和苏联东欧在转型后的窘境相比。因而在他们看来,有别于西方民主模式,中国提供给了世界一种特别的发展模式。在与福山几次对话之后,他们更声称,如张维为,由于中国模式的存在,福山已经承认其理论有问题。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简单,福山真的认错了吗?在今年初发表的一篇书评中,福山就明确提出,“中国模式”是不可能持久的。而作出这一论断的依据,仍然是其在20年前提出的历史“终结”理论。

在《终结》一书中,福山主要是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框架与黑格尔哲学体系的比较,来阐明为什么马克思主义从理论到实践的失败都是不可避免的。因而这并非一部常见的政治经济分析著作,而是一次深刻的哲学评述。具体而言,在福山看来,西方自由主义民主模式的胜利并非偶然现象,而是有其深刻的哲学基础。一个政权能否维持下去,除了经济因素之外,还取决于执政者能否满足人民大众对个体尊严的要求。也就是说,政治的第一个问题,首先是要搞清楚什么是“人”和“人”的需求。按照黑格尔的理论,人除了具有物质的需求之外,人之所以能够成为有别于动物的“人”,就是因为人天然有着要求被承认和被尊重的本能。但从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和唯物主义观点出发,是劳动创造了人,进而是阶级斗争推动了历史。黑格尔认为,人是尊严的产物,正是这种对于尊严和认可的追求,加上人的各种情感,构成了有别于兽性的人格和人类社会的政治生活,并推动了历史的进程。正是基于这种本能,人会天然地追求超越别的人的优越感,这就构成了最早的“人”和历史。福山据此总结认为,自由主义的民主模式,也只有这种模式,作为一种政治生活框架,才能相对较好地达成平衡人类社会成员间物质分配均衡与追求精神满足的双重目的,也就是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而在此之前的所有实践,包括最后的共产主义中央集权计划模式,统统都未能达到这样的双重目的,仅仅试图以物质的繁荣来取代人对个体尊严和自由的要求,因而都在竞争中最终失败。可以说,从崔之元的“重庆模式”到张维为的“中国模式”,都没有读懂福山论述的中心在哪里。

今天中国社会可谓是思想高度分裂,宽泛定义的左派与自由派的对立随处可见,连近日的反日游行都被牵扯进了派别之争。但是我们需要注意到,真正理解左派和自由主义两派区别的人并不多,因而区分和了解这两种思想派别的区别就具有格外的重要意义。左派提出了很多尖锐的问题,如社会不公、国有资产流失、工农丧失国家主人翁的地位、外国资本入侵等等。客观而言,这些都是中国社会今天面临的重大问题,也是左派值得尊重的地方。但正如前面所言,左派体系最大的问题,是找不到自身的理论出路,唯物主义者无法提供一个在“反抗”之后,可以更完美、更进步的社会结构。因而在表现出强烈“反抗”意识的同时,却也拿不出任何具有说服力的解决方案,短暂的暴力变革激情之后,就是历史残酷的轮回。虽然现在一些左派的知识分子选择了拥抱“国家主义”,以期与官方的思维模式契合,但这除了改善了自己的荷包,完全无助于修补他们自己也心如明镜的社会危机。深入一步而言,左派的最基本特征之一,从老祖宗马克思开始,就是在以寻求终极真理为己任。直到今天,左派人物的言论,仍然在试图找出一个针对社会问题的最优化解决方案。而这,恰恰就是所有的左派最终都会走向自身信仰反面,无论共产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难逃自己所谓的“修正主义”的根本原因之一。对于真理的过度追求,必然导致致命的自负。左派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逐渐把自身演化成为了真理的唯一代言人。左派始终在寻找着自己的上帝,开始时抱定救国救民于水火的理念,而最终的结局,竟然是发现自己原来就是上帝。于是斯大林成为了苏联人的上帝,毛成为了中国人的上帝,然后从金日成到卡斯特罗,无一不验证了这条规律。而几天前韩德强大打而出的那两记耳光,同样也是来自这样的上帝之手。

与之相对的自由主义者所追求的,则是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也承认社会是不完美的,但他们并不企图给出一个完美的设计方案并以自己为标准来所谓“改造”社会和人。他们也不会使用所谓“人的素质”这样的反人类理念来证明自己的正确和优越。相反,自由主义者试图给出的是一个寻求社会相对正义的框架。自由主义的优点在于没有追求真理顶峰的意愿,自由主义者也不会去寻找一个上帝。所以在任何一个自由主义框架下的民主社会中,大小领导人在性质上只能是公职人员,而不能成为神或者形成特权阶层,游行中也不会举着某些人的巨幅画像。政党也不可能称自己为“先锋队”,因为有着“先锋”的地方,就必然有着“落后”的人民大众,而这就完全违背了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从这个意义上讲,自由主义的民主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一个“庸众社会”,一个没有大英雄的社会。长期以来,自由主义理论一直是左派攻击的重点,比如左派人士一直很喜欢用西方资本主义的血腥殖民史来攻击自由主义,并据此宣称这是一种虚伪的信仰。然而这种攻击显然是虚弱无力的,因为它既忽略了空间也忘记了时间因素,而仅仅是把历史上的一些事情简单地揉合在了一起。比如在资本主义兴起过程中,奴隶贸易一直持续了数百年。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罪恶事实。然而任何了解废奴运动历史的人都知道,从奴隶贸易的开始,西欧的自由主义者和宗教人士就是其强烈的反对者。而且正是在自由主义者和宗教人士的长期不懈努力之下,奴隶贸易最终才得以被废除。自由主义在促进人类平等进步上所起到的作用,是历史上左派完全望尘莫及的。

在最后,如何理解左派与自由主义的未来,我们可以借用美国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爱德华·苏贾的空间正义理论来做一点探讨。在苏贾看来,人类社会中不可能存在两个具有完全相同空间位置的人,也就是说,社会关系的不平等和不公正将是永恒的,有些人生来就有着优越的政治、经济外在条件,而有些人生来就处于不利的地位。那些条件优越者占据了社会的中心位置,具有较大的发言权,而其他人则处于被边缘化的地位,往往处于无声的状态。这种空间布局就构成了一个中心—边缘的基本模式。进而人类社会关系的基本框架就是由无数的大大小小的中心—边缘模式组成。因而寻求空间意义上的正义,就是中心与边缘之间的辩证法。利用这一简单而明了的模型,我们也可以清晰地理解,为什么福山会认为自由主义的民主模式必定是历史的终结,而马克思主义及其左派的延伸注定只能走向自身信仰的反面,从而被历史所淘汰。

具体而言,左派理念往往起源于社会下层,也声称自己代表了最下层人民的声音和利益,因而其与资本主义和西方霸权的斗争,其实就是边缘与中心的一个相互转换的过程。一旦这种关系转换成功,也就是斗争成功,以前边缘人中的少数精英人物就成为了新的权利中心。然而这一历史性的时刻,也就是下层大众利益遭到背叛和牺牲的时刻,因为无可否认,中心与边缘的关系永远是对立的和对抗性的。换句话说,左派在得到权力之前,作为一种社会的批判力量,是值得尊敬的。但左派的生命力和代表性将终止于进入权力核心的那一瞬间。在另一方面,自由主义相对而言是一种较为进步的社会理念,它并不否认中心与边缘的对抗关系,但与左派的“专政”理念不同,自由主义者并不谋求自身成为绝对的中心,而是寻求边缘与中心的动态平衡关系。比如在具体的实践中,成熟的民主社会往往都是实行的议会民主方式,权力的更迭可以平静地完成,民生更是为政者最大的责任,社会也少有动荡。就这一点而言,我们不能不叹服,福山的确看到了什么是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

薄熙来被双开 贪腐玩弄女性引爆舆论

【多维新闻】北京时间9月28日下午18时,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对薄熙来“双开”的决定经由官方通讯社发出后,随即引爆了各路媒体和舆论。对通稿中提及的收受巨额贿赂、与多名女性发生或保持不正当性关系的陈述,尤为引人关注和联想。

对薄熙来双开的决定是政治局28日会议中审议并通过的,此会议的首要任务是研究即将到来的中共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和十八大的筹备工作。也就是说,薄案不过是其中的“配角”。但从舆论普遍反响来看,显然这一“配角”引起的关注度要远远压倒前者。

以中共最高党报同步网站人民网及官网新华网为代表的中共官方媒体,无一例外地将大头条的位置让给了十八大。新华网充分发挥了其独家优先报道权,在第 一时间将“十八大将于11月8日在京召开”的消息以大字号红色黑体字置于网站头条位置。同时将薄熙来被“双开”的消息放置在了要闻区头条,并辅之以数百字 的评论员文章《任何人践踏党纪国法都要受到严厉惩处》。


在所有媒体都还只是在转引官方消息之际,新华网这篇短评可谓占据了一定的话语权,同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引领舆论大方向的作用。文中写到,对薄熙 来严重违纪问题的查处,再次证明,在党纪面前人人平等,党内决不允许有“特殊党员”。“手莫伸,伸手必被捉”。凡在党纪国法面前肆意妄为者,必将受到严 惩。此类表态,与谷开来案及王立军案中传递出的“法大于天”、“依法治国”的一贯思路相契合。

与新华网处理手法类似的人民网,虽然也不吝版面将大头条换上了十八大召开时间的新闻,但却将薄的消息放在了右侧的小新闻栏和次于要闻区的位置中呈现。此外,并无任何其他言论类的文章辅助。此外,当天中央电视台黄金时间播出的《新闻联播》中,也对薄案进行了报道。


与官方媒体不同的是,各大门户网站无一例外地将薄案放在了大头条位置,而十八大的新闻则居于其次。在对新华社通稿经过信息筛选后,门户网站、各大社 区论坛、微博等公共平台,还将薄熙来涉嫌受贿巨额贿赂、与多名女性发生或保持不正当关系单独“拎”了出来,独立成篇。而新华社那篇与通稿同时面世的评论文 章,也随即成了热门的“辅料”。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薄消息发出后,微博、论坛等公共平台并未采取任何关键词禁止搜索的做法。左派代表司马南第一时间在其官方认证微博中表示,“认真 看完了这个决定,全文没有一个字否定重庆模式,也没有从思想路线、政治路线角度对薄熙来提出任何批评。决定没有因人废事,秉承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做到这一 点很不容易。”曾因“涉嫌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被重庆市公安机关刑事拘留的李庄则“揭穿”了官方通稿中“收受巨额贿赂”的具体数目——2,000多万。如果这一数额属实,那么薄熙来即将面临的量刑结果恐将不轻。

此外,一个细节是,独立评论员蒋兆勇于北京时间17时21分在官方认证微博中就传出了薄要移交司法的消息。也就是说,在新华社发布通稿前,中共当局 已经通过各种“吹风会”来做好万全准备。如新华社那篇时效性颇高的配评、《新闻联播》播出内容的取舍等等,显然已在消息公之于众前达成了某种共识。

而在薄的问题上,西方媒体的信息处理手段也颇富深意。英国BBC除了将选择性地“摘取”新华社通稿外,还在文末引用了中国网 民的评论。内容分别为——“充分说明了一点,无论什么形式的革命,如果成功,最后成功的永远都是投机家和野心家,是那最心狠手辣的操盘者”、“终于划上了 句号,一代枭雄就此退出历史舞台”,以及“薄熙来被双开,移动司法机关。邪不胜正?中国还有点希望?”从此类评论来看,丝毫没有传递“依法办事”、“法律 面前人人平等”等正能量的意味。这也是西方媒体面对薄熙来事件时一贯的做派。相比较而言,美国《纽约时报》官方网站则处理地低调且含蓄,只是在新华社通稿之后加了一句“稍后将有进一步分析报道”。

从薄案引发的舆论震荡不难看出,其受关注度要远远超过谷开来和王立军。作为中共一大政治丑闻,薄案虽然与十八大换届盛会“撞车”,但中共“该怎么办 就怎么办”的立场清晰可见。按照官方通稿中所言,薄熙来的行为极大地损害了党和国家声誉,在国内外产生了非常恶劣的影响,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了严重损 失。不过,中国有句古谚——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乐观地看,从谷案到王案,再到薄案,至少中共始终在践行着“一查到底”、“绝不姑息”、“决不让任何腐败分 子逃脱党纪国法惩处”的承诺。从这个层面来说,也算是对已经造成的恶劣影响和严重损失的一种补偿。


(泉野 撰稿)

掀薄熙來舊底,十八大惹塵埃

(中央社記者鄭崇生上海28日電)一名不願具名的大陸法學學者今天分析,中南海高層用翻舊帳方式「雙開」前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剷除薄系勢力,但也凸顯大陸官場的腐敗與缺乏監督。

新華社今天傍晚先公布18大召開時間為11月8日,隨即刊登薄熙來遭到開除黨籍與公職(雙開),官方公布的雙開理由,細數薄熙來從擔任大連市長、遼寧省長到商務部部長都有違反紀律情形,甚至說薄熙來與多名女性發生或保持不正當性關係。

不願具名的大陸法學學者反問,薄熙來縱橫官場橫跨前大陸國家主席江澤民及現任主席胡錦濤,這樣一個長期違法濫權的人,卻能步步高升,到底是誰的責任?

他說,中共以翻舊帳的方式處理薄熙來,反而為胡溫體制10年來黨政官員的腐敗與缺乏監督,敲響警鐘。

這名學者說,胡錦濤與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對大陸發展確實有貢獻,但經濟發展太快,該有的監督機制卻沒跟上來。

他認為,接下來18大要觀察的重點,應注意即將接班的現任國家副主席習近平到底有無改革決心?這將是中國大陸能否成為一流大國的重要轉折。

學者說,大陸改革要先從完善法律制度作起,讓黨的勢力退出法院、刨掉腐敗的根;中共再不改革,最終會走向亡黨亡國。

分析:严惩薄熙来让胡温阵营胜出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星期五(9月28日)做出从重处理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决定,引起国际社会普遍关注。

薄熙来案与即将召开的中共领导人换届的十八大紧密相关,中共政治局在十八大前夕做出对薄熙来的处理决定,既在情理之中,也在意料之外。


情理之中指的是:中共不希望薄熙来案的阴影影响十八大的布局,更何况,曾高居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薄熙来与中共高层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薄案不做了断,十八大也难以开得安心。

意料之外则指的是对薄熙来做出的严惩。在香港的独立实事评论员林和立对BBC中文网说,此前有人认为薄熙来不会追究刑事责任,即便他会面临起诉,也只会局限在包庇其夫人的谋杀罪行上。

林和立说,决定追溯到薄熙来在大连、辽宁直至商务部任职期间,涉及问题包括受贿、滥用职权以及与多名女性保持不正当性关系,“这些指称都是很重的,甚至可以判死刑”。

他说:“当然,按照中共的惯例,由于他曾担任政治局委员,所以判死刑或死缓的可能性很低,恐怕最终刑期是20年左右。”

胡温阵营

林和立说:“由于薄熙来还有一些强有力的支持者,包括一些保守派,所以党内关于如何处理薄熙来案拖了很久,也发生了严重的争执,最终的结果说明胡锦涛和温家宝的一方打了胜仗,决定严肃处理薄熙来。”

他说:“江泽民和薄熙来的父亲薄一波关系密切,他不希望看到薄熙来被严惩。同时,薄熙来也是‘太子党’的重要成员, 太子党对军方影响力很大,所以军方也不希望严惩薄熙来。”

香港《开放》杂志主编金钟也赞同这一说法。他对BBC中文网说:“党内有两派,一派主张不放过薄熙来,另一派主张适可而止。胡锦涛和温家宝一派主张严肃处理薄熙来,最终当权派占了上风,这是几个月来内部分歧斗争的结果。”

金钟说,根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对薄熙来的处理将在11月1日的中共十七届七中全会予以追认,在党内解决薄熙来的问题后,将移交司法机关。这意味着,薄熙来的刑事审判极有可能在十八大后。

挑战中央

林和立说,薄熙来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他不仅以地方挑战中央,也挑战习近平,这与2007年中央“双开”前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有很大的不同。

他说:“薄熙来在不公开的场合说过,他的能力比习近平强,甚至说应该有他担任总书记,而不是习近平。”

林和立说,虽然薄、习二人都是“太子党”,但两人之间有争斗。“对薄熙来的从重处罚,习近平也在其中发挥了作用。”

林和立指出,胡温阵营的胜利对习近平来说也并非全是“利好”,“这意味着胡锦涛极有可能继续对中国政坛施加影响,继续留任中央军委主席两三年也是可能的。”

薄熙來被下重手 左派難再起

(中央社記者邱國強北京28日電)中共前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今天被開除黨籍及公職,還將被移送法辦,可說是被「下重手」,不但是政治死刑,也讓因他而集結的左派保守勢力頓失依託,短期再起的可能性化為烏有。

權力慾望極高、且高調成性的薄熙來接掌重慶市委書記,高舉「唱紅打黑」大旗,且甘冒中共改革開放以來的忌諱,獨樹一幟地推出不少左傾政策,不但爭取到重慶民心,更被左派保守勢力視為象徵性人物,且以他為名而集結。

許多大陸政治分析人士早就說過,薄熙來的左傾完全是「機會主義」,根本不是他的個人理念。但他卻利用左派勢力及民眾支持而擴張勢力,不但早就引起中共黨內側目,且撩起中共當權派對他的戒心。

但薄熙來的一大堆把柄,卻隨著王立軍事件及海伍德命案一一曝光,舉凡濫用職權、自己及家人收受鉅額賄賂、「與多名女性發生或保持不正當性關係」、用人失察失誤等,還有今天新華社提到的「其他涉嫌犯罪問題線索」,讓中共當權派輕鬆地找到拔除他的藉口。

從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對他的行為,作出「極大損害了黨和國家聲譽,在國內外產生了非常惡劣的影響」的結論,並且決定開除出黨籍來看,薄熙來這名「梟雄」,等於被判政治死刑,到此可說是徹底垮台,毫無翻身復出的機會。

而且,在妻子谷開來及昔日下屬王立軍犯行先後曝光,並相繼被判重刑後,在在預示著,薄熙來將是下一名身陷囹圄的對象。

至此,薄熙來不但政治生命被宣告結束,連自己的人身自由,也將面臨長時間喪失的際遇,就如同先前失勢被關的前北京市委書記陳希同、前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一樣,正巧3人都是直轄市市委書記。

此外,原本還想藉由黨內力量反撲,試圖保住薄熙來以利持續集結的左派保守勢力,看到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這紙對薄熙來「雙開」(開除黨籍、開除公職)的決議,想必絕望透頂。

因為,這群勢力不但失去了依托對象,當權派發出的彈壓訊號,更是強力且明確。除非再找到下一個依托對象,左派保守勢力的再起之夢,短時間內就如同他們曾擁有的網路喉舌「烏有之鄉」的名字一樣,化為烏有了。

明鏡獨家:多個明星央視名人和薄熙來有染

明鏡新聞網特約記者 劉京生

    28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有關前政治局委員薄熙來的情色、貪腐檔案擺在各位與會者面前。

     知情人士對明鏡新聞網說,檔案詳細記錄了每一筆向薄熙來行賄的詳細情況。但這並不是吸引人的地方,中共高官中,薄熙來在這方面的「同志」非常多,人們對此也麻木了。

    有趣的地方是,在這些檔案中,記載了薄熙來和多名電視台女主持人、影星的性關係,其中包括央視多位著名女主持人、大連和其他幾家電視台的多名女主持人、多位著名影視明星。

     在中共內部傳達的文件,這些名女人的姓名均有寫明。明鏡新聞網僅列出其中個別人士的姓:倪、章、姜、馬、張等。

      知情人士對明鏡新聞網說,張姓女主持人曾被傳人間蒸發,或移民新加坡。事實上,她最近幾個月一直被調查人員秘密控制中。

     有消息說,張姓女主持人為薄熙來生有一女。徐姓商人為此替薄熙來向張支付了一千萬人民幣「生活費」。

     政治觀察家說,央視和各地方電視台,早就是中共高官的后宫和煙花巷,也沒有特別新鮮之處。但是,中共在這個時候釋放薄熙來「和多名女性保持和發生不正當性關係」的淫穢信息,無非不是想摧毀薄的形象。

      「誰都知道,這一切都是因為薄熙來在權力爭鬥中垮了。現在贏家在做的事,就是掩埋政治鬥爭的真相。」政治觀察家說。

明鏡獨家:四大原因導致十八大延期

明鏡新聞網特約記者 劉京生

中共中央政治局28日會議宣布延遲召開中共十七屆七中全會、中共十八大時間,令黨內外人士大吃一驚。因為在政治局會議前一天,籌備會議的各系統均是按10月中旬召開準備的。

北京政治觀察家對明鏡新聞網說,主要的原因無非幾條:一是,希望薄熙來案件能在十八大前有個關鍵性結果,以免將胡溫時代的薄案拖到習李時代;二是,人事安排仍有變數,特別是未完成政治局、各省巿、部委人事佈局;三是,會議結束日,正好是胡錦濤10年任期結束日。

北京政界人士對明鏡新聞網說,另一個重要原因是,江澤民對十八大政治報告不滿意,他和習近平都主張在政治報告和會議議程中,増加「政治改革」元素,大意是中共「要與時俱進地跟上世界發展潮流」。

所以,十八大政治報告要大修改,會議議程要調整。

政治觀察家說,胡錦濤的不作為和思想左傾,已使中共陷入四面楚歌境地。若中共再不政改,必然落入悲慘下場。但十八大能否發出強有力的政改聲音,仍待觀察。

政治觀察家指出,十八大召開之前出現諸多異象,但政治局宣布對薄熙來定性、宣布會議日期,應有某種安定作用,但同時,未來多了一個月時間,給了一些政經勢力攪局、翻盤的機會。

明鏡新聞網在中共媒體公佈前3個多小時獨家預報:中共已經作出決定,對前政治局委員、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進行「雙開」(開除黨籍、開除公職),並且移送司法機關。

明鏡新聞網在北京時間28日下午2時35分披露:消息來源顯示,對薄熙來的處理,已經在中共內部傳達。今天或明天中共的媒體,有可能公開此事。

早前,北京政界人士對明鏡新聞網說,預計薄熙來的刑期將達20年,起訴的罪名將會涉及貪污受賄、濫用職權、徇私枉法和生活腐化,刑期可能會超過王立軍,甚至達到20年或更長。

明鏡網、明鏡新聞網,曾獨家報道王立軍被免除重慶市公安局長職務並遭調查、中共對薄熙來進行停職處理、「雙開」薄熙來,均領先全球所有媒體。

法律专家:薄熙来可能被判死缓或死刑

    (美国之音木风)华盛顿 — 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公布了对前重庆市市委书记薄熙来的双开决定和他的主要罪名之后,专家们认为,之前外界对中共处理薄熙来的决心可能低估了。如果目前提出 的罪名最后得到法庭的确认,薄熙来的刑罚不会只是外界传言的20年,很可能是死刑或者死缓。
    
     *罪名之多出人预料*
    
    中共关于开除薄熙来党籍和公职的决定已经在网络上流传好几天了。但新华社的报道周五出来后,很多人还是感到一定程度的震动。其原因不在“双开”决定本身,而是中共给薄熙来所定的罪名之多,大大超过外界的预期。
    
    新华社报道中提到的罪名不仅包括薄熙来在谷开来和王立军问题上的错误和责任,而且还包括他在大连、辽宁和担任商务部部长时期的违纪行为。此外,还有薄熙来直接和通过家人接受巨额贿赂,与多名女性保持不正当性关系等等。罪名之多远远超过谷开来和王立军。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对美国之音说,给薄熙来定的罪名是最多的,加起来给他判个死缓是可能的。贺卫方说:“一定会从严。(薄熙来)最后面对的处罚会超出许多人的想象。(之前对谷开来和王立军的审判)都可以明显地感觉到,所有事情最后的操控者就是薄本人。”
    
     *一旦坐实,可判死刑*
    
    贺卫方表示,薄熙来不仅仅是涉嫌徇私枉法,干预司法,而且有着严重的经济问题。贺卫方估计,对薄熙来的判决可能不会只有20年。他的经济问题如果如实公布,判处死缓都是很可能的。但是,贺卫方教授担心,中共是否有决心如实公布薄熙来受贿、侵吞国家资产的数目。
    
    谷开来被法庭判处死缓,王立军被判有期徒刑15年。
    
    薄熙来贪腐行为有几种说法。一种是日本媒体所说的薄家往国外转移60亿元人民币,约10亿美元。日前有报道说,中央和地方组成的一个调查组发现,薄熙来在辽宁和大连涉贪金额达一亿元人民币。
    
    中国著名刑事辩护律师,北京莫少平律师事务所主任莫少平也有类似的看法。他说,接受贿赂超过一千万元就可以判死缓。
    
    无论是一个亿也好、60亿也好,一旦坐实,可能不只是死缓,死刑的可能性也是有的。莫少平对美国之音说:
    
    “如果检察院真是按照这些数额来起诉,法院也认定这些数额,如一个亿,或者更多,那么,我个人的观点,判死刑的可能都有。不排除判死刑的可能性,不是死缓。”
    
    莫少平指出,过去贪污金额比这小得多的人都判了死刑,如国家药监局的郑筱萸就因为受贿几千万而被判处死刑。
    
    *高官有谁干净?*
    
    自从薄熙来妻子谷开来接受公审以来,人们都认为,中共是在通过“切割”战术,把谷开来和王立军的问题与薄熙来分割开来,以便减轻薄熙来的罪行,从而达到维护中共形象的目的。但是,莫少平律师认为,这种切割的说法不太合乎两案的审理情况。
    
    从谷开来的庭审看,莫少平说,显然存在很多漏洞,其原因可能是为了避免把薄熙来卷进去。但是,到审判王立军的时候,情况就不一样了。王立军在法庭上就公开说,他面对的是“政治局委员,我能怎么着?”新华社关于王立军案情的报道也以非常明确的暗示,提及薄熙来。
    
    莫少平说,薄熙来牵涉的问题太多,如果一定要追究他个人的责任,那么判他死刑是有充分根据的。但是,莫少平也指出,这个案子从根本上说还是一个政 治案件。如果不是薄熙来要独树一帜,在政治上失势,当局就不可能对他进行这样调查,新帐老帐一起算。在政治局委员一级,甚至是更高层,有哪一个能够经得起 这样的调查?受贿金额超过千万、上亿的又何止是薄熙来一个?

反日暴乱冲在前 陕西省公安厅厅长王锐被免职

陕西省公安厅厅长王锐被免职 杜航伟接任
 
2012-09-28
 
  杜航伟
  王锐

  原标题:杜航伟被任命为省公安厅厅长

  本报讯昨日,陕西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31次会议闭幕,会议任命杜航伟为省公安厅厅长,同时免去王锐省公安厅厅长职务。

摘自西安晚报

港媒:中南海内斗 抹黑胡锦涛并向他夺权

——反日怒潮对胡锦涛的冲击

「九一八」全国大示威后,国内反日浪潮达到高峰,之后在当局引导及打压下,渐趋平静。不过,只要细心回顾这场保钓风波,当可发现最大的输家并非日本政府,而是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等北京当权派。 

从香港保钓人士登上钓鱼台开始,中日就设法尽快解决事件,不让它扩大、激化和伤害两国关系。因此,日本当局急速遣送 保钓人士离境,中国驻日使馆官员也要求保钓人士签妥离境文件,以免夜长梦多。但事与愿违,中国民间保钓反日情绪已被点燃,而日本政府的购岛计划也如箭在 弦,没任何回旋空间。结果,当日本完成国有化钓鱼台手续后,中国人被激怒了,中国官方传媒固然大肆抨击日本,网民更是火力全开,然后全国多个城市连续多天 爆发反日示威。

问题是,为什么官方高度控制的中国传媒及互联网,会在此时放开反日及保钓的讯息管制呢?为什么还暗地里组织反日游行呢?

北京领导层应当明白,即使中国人再愤怒、再多人上街反日,日本首相野田佳彦也不可能撤回购买钓鱼台的决定, 否则民主党政府必定倒台。放开舆论及游行的钳制,一方面民意难违,民间反日情绪实在太大了,跟中共一向鼓吹的爱国主义精神又完全脗合,若全力禁止,进一步 挫损中共的权威,日后更难以「爱国主义」作为治国理念;另方面,北京当局也希望以此作为民怨出气口,转移民众不满经济不景导致的失业、贪腐等社会问题的视 线。他们不会天真的以为,大示威之后日本就会屈服。
 

不过,多个城市的反日游行队伍中,特别是走在前头的人,却高举毛泽东肖像,高呼「毛主席万岁!」并拉起「毛 主席,小日本又欺负我们了」的巨幅横额,似乎暗示毛泽东在位时,绝不会受到日本人欺侮。网上及传媒更是一片请战声,要求出动解放军收复钓鱼台。这一切,不 都是冲着身为中共最高领导人和中央军委主席的胡锦涛吗?

之前已有很多人批评胡锦涛主政十年,一事无成,错过一次次社会改革的良机。经此一役,胡锦涛软弱无能的形象就更突出了。因此,这场席卷全国的反日运动,除了中日关系及日本当局,胡锦涛应是其中一个大输家。

而且,多个城市带领游行的又是便衣公安等政府人员,他们亮出毛泽东肖像、叫出拥毛口号,是否受人指使呢?难怪不少人怀疑,这场民 ​​间反日运动的背后,是否隐藏着中共高层的权力斗争,借此抹黑胡锦涛并向他夺权?


张华



国防大学教授曝港澳驻军内幕 政委司令都被监控

中 共港澳驻军军事运作、军事生活长期笼罩在神秘之中,港台等媒体不久前曾曝光他们全封闭隔离生活。最近,中共国防大学教授刘明福出书曝光驻港澳军队内幕,称 营区实施24小时电子监控,连政治委员和司令员的宿舍也都有摄像头记录和监控;长期严格的封闭式管理造成官兵失眠和心理障碍。



24小时电子监控 政委司令也有摄像头记录

中共国防大学教授刘明福前些日子推出《解放军为什么能赢》一书。书中披露,部队进驻港澳后,多次发生把“反动”报刊扔进军营、在营区附近呼喊“反 动”口号、张贴“反动”标语、向官兵投寄策反信件等事件。官兵目睹港澳的繁华景象和富足生活,不自觉地对两种社会制度对比产生困惑。

长期严格的封闭式管理造成官兵心理压力和情绪不稳。由于官兵大都是充满活力的年轻人,长时间封闭在军营,行动受约束,产生思想压抑。特别是驻澳门部队,由于在一段时间整天封闭在大厦内,每天只有早操或站岗才能走出大楼,致使近1/3官兵有失眠现象,并有人产生心理障碍。

书中披露,按照《驻香港部队封闭式管理规定》,司令员、政委进出香港一样报计划审批,一样到安检站领取证件,一样接受检查。驻防香港的部队先后投资 数百万元,在驻军办公楼安装了电子门禁设施,团以上机关营门和重点要害部位安装了摄像头,对营区实施24小时电子监控。不仅部队安装电子监控管理系统,而 且在每个机关干部宿舍都装上摄像头,常委与部队一样实施全时监控管理,政治委员和司令员的宿舍也都有摄像头记录和监控。为了杜绝进出香港不经过部队安检站 和私自出港问题,从政治委员、司令员到每一个士兵的通行证,一律由安检站统一保管。

刘明福1951年生于山东,1969年2月入伍,在作战部队十年,在济南军区政治部二十年。历任班长、排长直到济南军区政研室主任、国防大学军队建设研究所所长。2010年出版时政畅销书《中国梦》,引起国内外媒体的关注。

6千驻港军人 全封闭神秘生活

香港驻军军事运作、军事生活长期笼罩在神秘之中。今年7月,香港英文报纸《南华早报》被罕见的允许探访驻港部队。记者发现,6千名士兵的生活“完全 隔离于这座他们为之艰苦训练来保卫的城市”。海陆空军士兵都被严格限制在18个营区内,即便是每周一天的休息时间,也要留在宿舍,不可以接触香港公众。

台湾英文《中国邮报》刊文报导了中国驻港部队的生活。文章说,驻港部队制定了大量的规章制度来防止他们沉迷于香港“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

精伶学生驻港军营爆六四真相 军人震惊

今年8月,由香港群力资源中心、驻港部队及香港教育局合办,为期15日的军事夏令营结束不久,即有参加者对外爆出洗脑经历。一名不受洗脑的幸运者,更在军营中反洗脑,突破重围,向营中军人讲述当年的六四屠城,令军人震惊,并表示,换作自己决不会屠杀学生。

该位接受《苹果日报》采访的幸运者是曾参加六四集会的阿琳。阿琳说,军人对敏感政治话题非常有兴趣,他们想知道很多事情,但资讯被封锁。阿琳说,主 办方之一的群力不让他们与军人多接触,并事先已经“告诫”学生不准讲六四、李旺阳事件。精伶的学生则找机会,在小息时讲给军人听。

阿琳说,听到六四屠城,军人反应很大,“他们想知道更多的内情,听到之后觉得好惊讶,完全不知道还有这样的事情,说如果换作他们,也决不会那样做(开枪射杀学生)。”跟军人接触两周后,阿琳形容军人很有人情味,只是对政治议题一无所知。

来源:大纪元记者李凡综合报导

对立观点:如何看待义和团?

高伐林 

9月中旬中国大陆的保钓反日示威游行中的打砸抢暴行引起了举世震惊,尤其是网络上热传、还上了9月26日央视网的一段西安日系车主李建利被砸成重伤的现场视频,让人感到毛骨悚然。都是同胞,怎么就能下那样的毒手?何等可怕的不爱同胞、不爱人民的“爱国”!

人们很自然地联想起被誉为“反帝爱国”的一百多年前的义和团。像,真像!从口号、诉求、行动方式……连当局想利用“民气”向外国施加压力这一点,都像是当年慈禧利用义和团的再版——当然当今领导人有了博士头衔,并不会像慈禧,真的相信爱国志士们“刀枪不入”了。

我在中国读小学、中学期间,尤其是在“文革”中,所了解到的义和团、红灯照,都被冠以“反帝先驱”的光环,成为讴歌的形象;“文革”过后进入改革开放年 代,义和团的形象被一举颠覆,成了非理性、愚昧、排外的代名词。只是在我接触近代史更多史实之后,才感觉,义和团现象实际上非常复杂,远不是非黑即白。

学者雷颐在《义和团的悲剧》一文中写道:

义和团运动兴起的背景十分复杂,但最根本、直接的原因则是“反洋教”。反洋教既有文化上的冲突,更有实际利益的冲突。从文化上说,教会认为“祭天祀 礼拜 祖”是偶像崇拜而禁止信教者进行这些活动,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视为神圣的祭天地、敬鬼神、祀祖宗、拜孔子几乎水火不容,洋教因此被(尤其被官绅)视为“灭 伦伤化”,难以容忍。在实际利益方面,教会为了扩大传教,往往不择手段、不分良莠地吸收教民。由于教会享有种种政治特权,不少品行不良分子纷纷入教,仗势 为非作歹,横行乡里。在教民与乡民的冲突中,教会自然袒护教民,地方官往往也无可奈何。这样,文化冲突与民族矛盾交织一起,终于兴起声势浩大的反洋教运动。

由于有了政府的 明确支持,义和团情绪高涨,迅速向更极端、更非理性的方向发展,对传教士和教民不分男女老幼,一律打杀。1900年春夏义和团进入京津后,情形更为恐怖, 许多传教士和外国人、中国教民被杀,甚至“夙有不快者,即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婴儿生来迎月者亦杀之,惨酷无复人理。”他们要消灭一切带 “洋”字的东西,铁路、电线、机器、轮船等等都在捣毁之列,因为“机器工艺”为洋人“乖戾之天性所好”。有用洋物者“必杀无赦,若纸烟,若小眼镜,甚至洋 伞、洋袜,用者辄置极刑。曾有学士六人仓皇避乱,因身边随带铅笔一支,洋纸一张,途遇团匪搜出,乱刀并下,皆死非命。”甚至有“一家有一枚火柴,而八口同 戮者”……对开明官绅,维新派人士,义和团更是明言打杀,要“拆毁同文馆、大学堂等,所有师徒,均不饶放”,明令要“康有为回国治罪”,在一些顽固派的指 使下还一度冲入宫禁要捉拿光绪皇帝,外国使馆和外交人员自然受到威胁。在这种情势下,西方列强以“保护使馆”的名义组成“八国联军”发动又一次侵华战争。

雷颐还说:

义和团反侵略斗争无疑是正义的,但其社会政治诉求却非常落后,反对社会发展,阻挡历史进步。建立现代化的经济、政治、社会制度,实现现代化转型,是近代中国 的历史主题。义和团排斥、反对乃至仇视一切现代文明,坚决反对现代化,与现代化这一历史主题背道而驰的。这种仇视当然事出有因,如中国文化中“华夏中 心”、盲目排外的传统,更有近代中国屡受“洋人”侵略的背景。不过唯其如此,使人更感“戊戌维新”的难能可贵。……先进的中国人认识到只有向日本那样“维 新”才是中国的出路,中国才能强大。他们不因日本侵略中国、残酷屠杀国人而反对“维新”,怒斥“维新”的种种不是,反而明确提出要学习敌国日本的“维 新”,这不仅需要冷静的理性,更需要极大的勇气。因为维新派提出向敌国学习,承认敌国的社会政治制度优于被侵略的祖国,很容易被指为“汉奸”“媚敌”“卖 国”,所以只有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那样有胆有识者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在甲午战败后提出“借法自强”。而义和团运动则明显是维新运动的反动,因此 才能被以慈禧为首的封建统治者中最愚昧、顽固、落后、受旧者所利用,成为他们手中反对社会进步的工具。

更难能可贵的是,雷颐指出,“正由于义和团非常正义,所以更容易极端、过激,而批评者对种种危害不浅的极端、过激行为甚至无法启齿,因为这种批评很 容易 被指为站在正义的对立面。义和团运动表明,民众的保守情绪与统治者的保守思想一旦结合起来,后果是非常可怕的。义和团的悲剧说明,仅有正义远远不够,因为 仅有正义并不能救国,甚至可能‘误国’。”

雷颐的下面这番话,好像就是对今天所讲:

当民众的怒火被点燃后,政府便很难控制其方向、规模,最终很可能是自己被灼伤。所以“民心”“民气”固然可贵可用,但对统治者而言这却是柄双刃剑,稍有 不慎就会伤及自身,所以定要慎之又慎。从义和团方面来说,本来就有满腔怒火正待喷发,一朝得到官方支持更一发而不可收,而没有想到自己只是清政府的一种工 具,一旦情况有变或超出官方允许的范围,自己首先会成为牺牲品。因此,面对官方的支持,民众也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要以为有官方的支持就可为所欲为, 其实到头来自己很可能成为“替罪羊”!

雷颐的话說得比较全面、也非常深刻,不过我们在学界更多看到的是各执一端。我读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侯宜杰尖锐抨击义和团的《义和团——在“灭洋”的 旗帜下》,以及周育民对侯宜杰名为“商榷”,实为反驳的《我看“义和团的真面目”》,两篇文章针锋相对,互不相让,而且都各自举出了大量史料作为论据。两 篇文章都让我感到很有收获,深化了我对义和团问题复杂性的认识。比较起来,我觉得第二篇文章所持的观点,更值得引起我们深思!

我将兩文转贴如下,因为都比较长,我都做了个别枝蔓的删节。读者诸君您会赞成谁的观点呢?

义和团——在“灭洋”的旗帜下

侯宜杰(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炎黄春秋》2012年第5期



表面看来,义和团“扶清灭洋”的口号确实充满了反帝爱国精神。但判断口号的真假,不是看其说得如何动听,主要是看其实际行为。在中日战争和德国派兵 强占 胶州湾时,见不到他们抵抗列强武装侵略的影子;在八国联军之役之前,他们也从未将打击的矛头直接指向列强,例如把列强的势力从割让的领土上、租借地和势力 范围中驱逐出去。其所从事的贯彻始终的“灭洋”活动并非反对帝国主义,而是打洋教。

义和团如何打洋教?有关记载不胜枚举,限于篇幅,仅举几例。

1899年11月至12月,团民抢劫勒索山东长清县教民40余家,平民十几家。其中勒索教民赵蓝田、郝丙义两家京钱40吊,徐长明、李达两家银40两, 宋彦臣家京钱20千,王鸿庆等6家银83两、京钱41千,王京坤等6家京钱120千,李秉贵等3家京钱120千,马存盛家银80两,曹文霞家京钱25千。 抢劫教民郑继先等3家钱文、衣物,牵去牛马,砸毁器具,烧毁郑继堂家草房3间;朱宴阶、朱永玉两家粗重器具;李公堂家银钱、衣物、车辆、牲畜,烧毁房屋 10间,掳去其父与弟,用京钱20千赎回;丑玉福、丑学礼两家粮食、衣被,牵去驴头,并将丑玉福掳去;陈大礼等7家粮粒、衣物、器具,烧毁房屋4间;李王 氏家衣服、粮粒;李玉安家衣服、耕牛,用银赎回。抢勒陶李氏等家。抢掠平民郑继清等4家粮食、衣物;孔兆凤、孔兆吉、关禄兴、魏贞银、房庆台5家钱文、衣 物,砸毁器具,并将关禄兴之弟捆缚,逼去银两,牵走魏贞银骡驴;刘存榜家车辆、衣物、器具,掳去其弟,勒令用银200两赎回,殴伤工人张希苓等。勒索张立 伦家银80两。抢勒马庆荣等家。1900年,团民声称赵蓝田、赵希功曾习洋教,将2人杀死。声称平民曹文贵习洋教,劫去其家衣物、钱文,房屋烧毁,并将其 绑架,勒令用钱赎回。抢劫平民金云凤家。《长清县志》记载说:“拳匪四起,倡言保清灭洋,横行劫掠,架户勒赎,河西被害者不计其数。”

直隶一些地方,“凡有富厚之家,指为教民,则所掠无算。过往之客,指为间谍,则所杀滋多。盗贼所不敢为者,彼乃公然为之。”青县团首王之臣率万余团民进入沧州,“凡地方富室,概指为洋教,焚劫杀掠,凶横异常。”

北京“各处城厢大小街巷,所有天主、耶稣奉教之人,尽被团匪搜拿砍杀不绝,而家产皆抢掠焚毁一空。”“京畿村市,无论民教,概被团党抢劫焚毁。”

天津的团民“初犹勒民供给,并索官饷,久之众谤沸腾,不能自立,乃欲示威于民,杀戮日甚。……旋以示威不足以充囊橐,乃肆意抢掠。”清军与八国联军激战时,依然“抢掠商家,勒索财贿。”
义和团为何要打洋教?恩格斯指出:“鄙俗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起推动作用的灵魂;财富,财富,第三还是财富――不是社会的财 富,而是这个微不足道的单个的个人的财富,这就是文明时代惟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鄙俗的贪欲”就是对义和团“起推动作用的灵魂”。只因烧杀抢 掠、绑票勒赎向为社会所不齿,并为历代官府所不容,义和团的头目们害怕清政府派兵剿灭,才利用当时部分平民仇恨洋教的情绪,特创了“扶清灭洋”的口号。

大量史料清楚地表明,团民打洋教的对象不仅仅限于教堂和“二毛子”教民,同时有大量并未入教的平民和“三毛子”回民,还有官署、官员;其行为就是抢掠、 勒索、敲诈钱财,银钱、衣物、车辆、牲畜、粮食等等固然在所必得,甚至连犁、磨、锄和锅碗瓢盆等粗贱之物也在抢掠之列。绑架人质更是为了勒索赎金,不遂所 愿,则“撕票”继之。焚烧杀人同样如此,“凡稍殷实者皆目以教民,杀其人而分其财”,“以焚杀为敛财之具”。用护理陕西巡抚端方的话来说,就是“借仇洋教 之名,而遂其发洋财之愿。”

义和团头目们就是以“发洋财”诱 惑煽动团民跟着他们行动的。景州的义和团在各种旗帜上都写着“助清灭洋”,而实际的动员口号则是“打洋人,发洋财。”拳首刘胜先也以发洋财动员同伙:“今 焚烧教堂,收没二洋人(指教民)资产,报仇泄恨,以图富贵,千载一时也。”张三等人供称:他们这一股义和团分立红、黄、蓝色旗帜,旗帜上写的是“保清灭 教”,真实目的则是“练成出外抢劫,得钱分用。”山东大刀会的头目在群众中公开扬言打洋教就是为了发洋财:“咱羊山的穷哥儿们不要怕,咱们是占团地的,肉 肥汤也肥,我们吃肉,大家也能喝汤。”团民也是为了“发洋财”跟着头目们行动的,如通州坛口镇的团民就集体“公议,定要把本村和贾家疃天主教人完全灭尽, 均分他们的财产。”更有许多头目和团民供认,他们打洋教就是为了掠夺钱财。

最著名的张德成也最贪婪,“初在居民处苛敛,以作用度,次则蔓延四处,又在河道私设关卡,凡过往船只,肆行讹索,否则以借查奸宄为名,肆意劫掠。”他到 天津并不是出于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反帝”觉悟,而是更加疯狂地抢掠。即使在清军与联军激战之际,他仍率人将三井洋行抢掠一空;将萨宝实洋行掌柜及其兄 弟子侄9人擒去欲杀,经人说合,罚银1万两,才饶他们一命;又将仁记洋行抢掠一空,擒去伙计7人,罚银5000两。天津陷落前夕,他“亟席卷所有逃去”。 其后仍然疯狂地聚敛财富:“每率众拳匪向各号讹索银钱,或数千两,或数百两不等,有不从者,则指为奸细,焚杀抢掠。”最后终于因为贪得无厌,勒索巨款,被 王家口镇的绅民乱刀剁成肉酱。曹福田也参与抢掠了天津各洋行和恒庆钱局。

团民最恶洋货,但“惟见洋钱则色喜,不复害之矣。”何以出现如此奇特的现象?根本原因正如马克思所说:“货币不仅是致富欲望的一个对象,并且是致富欲望 的惟一对象。”为了发洋财,团民在战场上也拼命争抢敌人故意散布的洋钱及其他物品,不顾丧命;向逃难的人们出卖“护照”;有时各坛之间大打出手。

团民拼着性命抢掠得来的钱财用于何处?当然都私分肥己了(笔者仅在调查材料中看到一个团民说过把抢来的、穿不完的鞋子分给村里的穷人)。一些团民的供词 证明了这一点。如大头目朱红灯等供称:1899年11月,他听说山东巡抚毓贤不咎既往,令他们解散,“遂将连日所得银钱,按人均分,拟暂分散。”没隔几 天,他就“因分赃不均,被同伙砍伤头颅数处,并身受枪伤二处”。拳首邢兆陆供认:先后抢劫11家教民,杀害教民2人,绑架3人勒赎。所劫衣物、粮食、牛 马,“分别存留变卖,得钱分用。”拳首李从善供认:“抢得钱物,用车载回?分。”大刀会头目陈萌雪供称:领人强讹教民、平民,“所得钱文,均先后?分花 用。”

当时直隶普遍流传着一首歌谣:“义和团,快上法,瞅瞅 银子假不假。义和团,快上法,有骡子,不要马,有银子,不要粮食。”北京流传着一首童谣:“大师兄,大师兄,你拿表,我拿钟;师兄师兄快下体,我抢麦子你 抢米。”这些均反映了社会上对义和团掠夺财富最直接最本质的认识。甚至连团民都直言不讳,不以为耻,公然唱道:“大师哥,快上堤,抢完麦子抢大米。”

正因义和团所从事的活动就是抢掠钱财,大饱私囊,那些饥饿穷困的农民见他们发了大洋财,便眼红起来,纷纷加入到义和团抢掠的行列。“乡农见村人自贼中归者,卤掠所得,囊橐甚丰,相率辍耕从之。”

如果说烧杀抢掠无辜的教民还打着“灭洋”的幌子,实际干的是盗匪勾当,那么,烧杀抢掠无辜的平民、回民和官署官员则是赤裸裸的强盗行径了。即使极力庇护 义和团的山东巡抚毓贤也无法掩饰,他曾亲自提审大头目朱红灯、心诚和尚及于清水,不得不承认他们是“匪首”,“胆敢纠胁人众,抢劫各处教民财物,放火杀 人,波及平民,复抗官拒捕,伤毙勇丁,实属形同土匪,不法已极”,将他们斩首示众。

一些盗匪闻知义和团“何人打死洋人、教民,其财物均归何人所得”,也“起意假冒拳民,搜杀教民,得财均分”。这又从另一方面证实了义和团的性质。

只看“灭洋”的口号,不去正视或故意回避大肆烧杀抢掠这一最基本的事实,自然看不到义和团的真相和本质。任何文明社会都需要用法律遏制人们与生俱来 的贪 婪和私欲,维系人们生存和发展的正常社会秩序。除了野蛮社会,从无认定烧杀抢掠无辜人民是正义的文明国家。决不能盲目推崇暴力,对非法的暴行一味赞扬。



肯定义和团打洋教就是“反帝”,其前提只能是被义和团烧杀抢掠的教民和平民均为帝国主义的走狗,否则,“反帝”便无从谈起。被烧杀抢掠的平民并非帝国主义的走狗,大约没有异议,下面专论教民。

义和团运动爆发时,中国的基督教徒有80余万,多为社会下层劳动人民。他们入教的动机各种各样,其中确有坏人。问题不在于有无坏人,而在于坏人在全部教民中有多少,是否均罪恶滔天,理当受诛。

考察史实,绝大多数教民皆为安分守己的良民。理由与证据如下:第一,1840年前中国的基督教徒有20多万人,此时非但没有帝国主义侵略,教民反因政府 禁教而处于受压迫的地位,可是他们仍然坚持自己的宗教信仰,一代一代秘密地传下来,可见他们并不是企图依仗洋人的侵略得到特殊利益和欺压平民的坏人,均为 虔诚的信徒。第二,据《清末教案》所载1842至1861年各省封疆大吏8次所奏之案,各地皆未发现教民有不法行为。第三,广大教民是爱国和反对帝国主义 侵略的。如中法战争时许多教民站到了反侵略的爱国军民一边。第四,许多地方的教民皆能与平民和平相处。这说明教民没有劣迹,融入了平民社会。第五,教徒中 有一些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改革派以及同情他们的先进人士。

义和团运动时期的民教纠纷,从法律角度看,绝大多数属于财产方面的民事纠纷或口角微嫌,属于社会生活层面的细枝末节问题。笔者或许孤陋寡闻,尚未发现教士教民 无理杀伤平民、强奸妇女、抢劫财物等等刑事犯罪。对做了坏事的教民,也应看属于什么性质,不能统统视为“反动”;即使“反动”,也未必罪该至死。

历史的生命在于真实,肯定义和团烧杀抢掠教民正义,必须拿出令人信服的确凿证据,经得起客观事实的检验。以直隶一省来说,据总督李鸿章奏称,全省被杀害 的教民“多至数万丁口,所毁房屋多至数十万间。”有学者估计约有2万教民被杀。但从未见哪一位论者拿出确凿的证据,证明这些被杀害的教民,包括许多妇女儿 童,均罪该至死。

在义和团运动期间,除了1899年12月卜 克斯遇害外,山东的洋教士在袁世凯的极力保护下未有一人丧命;直隶的洋教士死亡人数未见到准确的统计,估计不会超过20人。而两省教民被杀害的却有2万多 人,此外尚有无法统计的平民、回民和官员,财物被抢掠焚烧的人更多。事实说明,义和团打洋教或“灭洋”并非要消灭帝国主义,而是烧杀抢掠无辜的同胞,这一 场斗争几乎可以说完全是在中国人民之间进行的,怎能称为“反帝”呢?如果称作“反帝”,这里所指的帝国主义显然不是外国侵略者,而是中国被杀害抢掠的2万 多教民和与帝国主义毫无关联的无数平民、回民和官员。

基督教不是侵略者的宗教,传教士不等于侵略分子,亦未主动拿起武器杀害中国人民。不分好坏地用暴力手段从肉体上消灭他们,亦称不上“反帝”。

至于抗击八国联军,首先应该看到,义和团原先没有预料到打洋教会招致列强出兵干涉,没有打算同洋兵作战;其次应该看到,战争开始以后,绝大多数团民仍在 到处打洋教,没有投入抵抗八国联军的战斗;再次应该看到,投入战斗的一小部分团民也没有做到真正抵抗(参见拙文《义和团的战场表现:从无畏到怯懦》,《炎 黄春秋》2012年第 2期),在清军与联军激战之时,仍然烧杀抢掠。总之,贯彻运动始终的是众多团民参与的以掠夺财富为目的的打洋教,不是抵抗联军;少数参与抵抗联军,并非头 目们的初衷和主要目的,亦非运动的主流,并不影响对运动整体性质的认定。

认定义和团运动是反帝爱国运动,遵循的是这样一个逻辑推理:列强是侵略者,派出的传教士是侵略工具,传教士吸收的教民都是“洋奴”、“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反过来,烧杀抢掠教民,就等于反侵略、反帝。

这个逻辑不是根据大量的审查过的历史资料得出的正确抽象,而是将个别或少数例子视为普遍现象,以偏概全,得出的错误抽象。

洪秀全是在鸦片战争后接受洗礼的基督教信徒,并依照该教教义和仪式创立了中国的洋式宗教拜上帝会,广泛吸收教徒,领导起义,占据半壁江山,与清政府对抗。

孙中山15岁开始热衷于读《圣经》及参与宗教活动,17岁加入基督教,是个笃诚的信徒,思想深受基督教的影响。他自己曾说:“予深信予之革命精神,得力 于基督教徒者实多。”仅他领导的兴中会中有明确记载的基督教徒,即有陆浩东、区凤墀、郑士良、左斗山、王质甫、何启、赵明乐、赵峄琴、苏复初、苏焯南、毛 文敏、胡心澄、胡心泉、吴羲如、练达成、宋少东、毛文明、黄旭升、邝华汰诸人。他从事的革命活动,“乙未(1895年)九月广州之役,大得其力。”“庚子 (1900年)九月,史坚如在广州谋炸两广总督德寿之役,参加的……均属基督徒。”赞助革命的传教士和教徒更多,不少教堂和教会学校成为革命机关。

按照上述的逻辑推理和思维方法,若说拜上帝会、兴中会、同盟会均是由基督教创立并领导的,教徒都是革命者,为太平军起义和辛亥革命做出巨大的贡献;基督 教非但不是从事侵略活动的宗教,反而大大有功于中国,亦言之成理。孙中山亦直言不讳地承认传教士有功于革命,他在1912年说:“吾人排万难,冒万死,而 行革命,今日幸得光复祖国。推其远因,皆由有外国之观感,渐染欧美文明,输入世界新理,以至风气日开,民智日辟,遂以推倒恶劣异族之政府,盖无不由此观感 来也。而此观感,得力于教会西教士传教者多。”

洪秀全和孙中 山笃信洋教,与义和团的“灭洋”不共戴天;孙中山的“排满”和洪秀全要诛除的“满妖”,同义和团的“扶清”水火不容。如果说义和团烧杀抢掠教民是值得称赞 的反帝斗争,孙中山在义和团运动时就该被处死。因为他不仅笃信洋教,而且在1900年夏天领衔致书香港总督,“呈请助力”,“平匪全交”,即请洋兵帮助剿 灭义和团,中国允许列强“分沾利权”。其后也一直争取列强的支持,主张保护教堂、教民,是个地地道道的“二毛子”、“洋奴”、“汉奸”。若论“反动”和 “罪行”,不知要比一般教民严重多少倍。

可是,某些论者大讲特讲团民烧杀抢掠教民正义,却对洪秀全、孙中山的洋教徒身份讳莫如深,反而歌颂他们为起义和革命领袖。评价同一性质的信奉基督教,必须坚持统一的标准,不能采取双重或多重标准,搞实用主义、机会主义。

我看“义和团的真面目”——与侯宜杰先生商榷

周育民,《炎黄春秋》2012年第9期

侯宜杰先生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也算卓然大家,关于晚清新政和袁世凯的研究,也是攻此课题的学者必读之作。我无幸拜读《神拳》一书,但粗阅这篇文章,仍然大跌眼镜,实在不能相信这竟出自侯先生的手笔。

侯先生开篇即承认,以前他所发表的涉及义和团的观点,都是“人云亦云”,现在改变观点,否定义和团运动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运动,当然是他 “考察了相关资料和论著后”得出的结论。不看全书,本无资格说三道四,但好在侯先生不失史家风范,在文章中不乏列举史实,以为证据,那么我们不妨就侯先生 的证据进行讨论,看看这些证据是否足以颠覆以往的结论,使侯先生得出义和团运动兴起是出于拳民“鄙俗的贪欲”。

一、为什么千千万万的分散小农会群起“打抢”教民?

“义和团,起山东。”稍有治史经验者,首先就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千千万万分散的小农,会在19世纪末不约而同地打抢教民,掀起声势浩大的义和团运动?

侯先生在他的仅举几例中,第一例就是1899年11月至12月义和团民勒索山东长清县教民40余家、平民十余家的例子。这条材料出自《义和团档案史料续 编》上册《张瑞芬禀报县属各教案情形清折》。为了加强这条材料的分量,侯先生还引用《长清县志》“拳匪四起,倡言保清灭洋,横行劫掠,架户勒赎,河西被害 者不计其数”,似乎坐实了山东义和团打砸抢的罪状。其实,要找到这类“罪状”,岂止长清县,山东几乎到处都有。这份清折,不过是袁世凯于1900年1月 19日上报的诸清单的一份,袁世凯综合济、东、泰、临三府一州各清单,匪徒滋扰案件总共146起,内中扰害教民案件127起,共328家,民人案件19 起,共28家,共烧毁、拆毁大小教堂10处,架虏、伤毙教民23名,民人7名。作为袁世凯研究的专家,侯先生应该知道袁世凯对这些案件的基本看法和结论: “实由民教积怨构成,而巨盗奸民,因而从中煽惑。”也就是说,导致这些案件的基本原因是民教冲突,而在民教冲突过程中,有些“别有用心”的盗贼奸民混入其 中。

袁世凯的这个判断是否正确?需要历史工作者认真研究。如 果基本正确,我们就不能不承认义和团运动是激于洋教压迫而起;如果错误,我们也不妨接受侯先生的新论断,是出于“鄙俗的贪欲”。上述这些清单并未提供教案 发生的具体原因,我们无从分析,但是,其他档案文件仍然非常清晰地证明了袁世凯的判断是言而有据的。我就这个问题曾撰写过《义和团运动兴起初嘉祥县民教冲 突形态研究》一文,详细分析了1899年由德国传教士通过北京公使团向总理衙门提控的嘉祥县11宗教案,济宁府、嘉祥县奉文调查,详细禀报了各案的实际情 况原委,教民、教士上报,案情及损失与实际情况差异很大,有兴趣的可以从网上搜看此文。我这里仅将署济宁知州汪望庚的禀报摘录如下,读者就不难明了在19 世纪末山东为什么会普遍出现平民“勒索”、打抢教民的情况了:

“教民倚势欺凌,借端讹勒,或罚银钱,或罚屋宇,或罚酒席,或罚钟,或罚席,或罚油,不厌不休。其罚数之多寡,视力量之丰啬,虽父兄子姪不顾也。今 略一 询问,卑职耳所及闻者,虽卑州西北一隅,受其罚者已不下百数十家,而此外未及知者不知凡几。良懦饮恨,求泄无从,求避无门。年复一年,日不聊生。稍有身家 者,咸懔懔焉无以自保。适有延师习技者,天主教民见而异之,为之装点情节,怂恿教士,思有以迫之抑之,以遂其欺讹之欲。民乃不胜其扰,有逼而往索其前日之 所罚者。……习拳者本为保卫身家起见,并非利人财物,其所以向教民索还前罚之物,求一平衡天之冤气而已。……拳民之所索,索其原物而已,并无奢愿。其毫无 影响及索而不偿者无论矣。如教民张瑞茂等呈报共计京钱三千九百吊有零,兹经详细查明,统计閤境教民所偿罚款不过京钱二千五百吊有奇,较之天主教原讹良民之 数,十仅二三。嘉祥大致尚相同。”(《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上册第488-489页。)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教民教士的控告大多失实,各县据以汇总的清单未必就是历史真相。济宁州、嘉祥县地方县因奉命复查,所以揭示了教民长达二三十年欺凌勒 罚平民钱财的实情,是导致平民习拳抗教、普遍索退罚款的主要原因。我们不能否认在这索退罚款的运动中,的确存在着一些打砸抢的情况,但从打击的主要对象是 教民和教堂看,不能否认这场运动的基本性质和主流,即由于在洋教支持下数十年来教民对于平民的欺压引发了这场千千万万农民参加了这场规模空前的反洋教运 动。

是教民“鄙俗的贪欲”激起了平民反抗外国教会势力的义和 团运动,还是平民搞义和团以一逞对于教民“鄙俗的贪欲”?读者是相信以前众多历史学家得出的“人云亦云”的“陈词滥调”,还是相信侯先生的新发现,尽可以 自作判断,自少在我看来,历时百年之后的今人,见识仍不如百年之前的袁世凯。

二、“扶清灭洋”口号起于何时?

为了说明义和团运动只是为了抢劫,而不是“灭洋”,侯先生在他的文章中是这样阐述义和团“扶清灭洋”口号产生背景的:“只因烧杀抢掠、绑票勒索向为 社会 所不齿,并为历代官府所不容,义和团的头目们害怕清政府派兵剿灭,才利用当时部分平民仇恨洋教的情绪,特创了‘扶清灭洋’的口号。”也就是说,至少在他说 列出的1899年11月长清县团民“打抢”教民之前,义和团并没有“扶清灭洋”的口号。得出这样的结论,一没有证据,二没有对他以前“人云亦云”的观点没 有驳论,这种“拍脑袋”式的“考察”,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义和团首先兴起于山东冠县的梨园屯,起因是平民与教民对于村内玉皇庙基地的争执。而“灭洋”是一个特定历史条件下在山东民众中出现的具有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性 质的口号,它的出现是义和拳转变为义和团的一个标志。1897年德国出兵胶州湾是整个事态发展的转折点。长期研究中国义和团运动的日本学者佐藤公彦在他的 《义和团的起源及其运动》一书中引用了传教士范迪吉的1898年的一封报告说明了胶州事件的影响:“德国人对胶州的侵略行径在中国官员和易变的民众的思想 中产生了恼火的反感。”克赖神父在书信中写道:“德国人(制造的)事件在一些地区使传教士深受其害。……除了侵犯他人的权利以外,侵占胶州不仅对中国,而 且对居住在中国内地的外国人会产生严重的后果。”山东在胶州湾事件中首当其冲,民众对于外国侵略者的仇恨首先在长期积累的民教冲突上爆发出来,也就不可避 免。围绕着梨园屯玉皇庙基地的争执最终引起了义和拳到处打教堂的风暴。1898年10月,河北威县赵家庄教堂的教士伊索勒亲眼看到了义和团的旗帜上写着 “顺清灭洋”的字样,准备发动普遍的起义,“他们同官吏妥协,只进攻基督徒。”在这种背景下,到1899年,山东平民利用义和团打教堂的声势,兴起了大规 模索还罚款(也就是侯先生所谓的“抢劫勒赎”)的运动。

是义和团“抢劫”在先“灭洋”口号在后,还是“扶清灭洋”口号提出在前向教民索讨罚款在后,侯先生似乎应该按照历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做个二三年的“史料长编”,应该不难得出许多数十年研究义和团专家们得出的大体相同的结论。

三、如何正确认识义和团运动中的消极面?

我想,上面短短的文字,大概把学术界以往的义和团运动基本性质判断的基本理由讲清楚了。肯定义和团运动具有反帝性质,并不是完全否认义和团运动存在 诸多 的落后面和消极面。侯先生在文中所列举的京津直隶一带义和团大量有关“抢劫”的记载,我也没有那么多精力一一核实,逐一分析,即使这些材料完全真实,作为 一个专业历史工作者,也必须根据一些基本的“常识”进行具体分析。

脱离乡土社会而设团打教,必然会发生义和团民的生活供给和组织活动经费问题。红军当年打土豪,分田地,曾被国民党和地主们污为“赤匪”,义和团打教堂、 分教产、剥夺教民之类的行动,进而派捐商铺、设卡抽捐、抢夺富户,从而出现大量的负面记载,情同此理,丝毫不值得奇怪。奇怪的倒是一位学有素养的历史学 家,是不是能够假设:大批设坛立团的下层农民、手工业者和流氓无产者,能够自备数周乃至二三个月的口粮,对他们认为是“敌对势力”的财富毫不染指,个个成 为“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红军战士。

作为19世纪末20世纪 初一场下层民众自发的反帝运动,很难做到“分清敌友”。我完全同意侯先生的观点,山东直隶被杀教民甚多,并非都罪当该死。但是,我不能同意侯先生的结论, 即义和团并非要消灭帝国主义,而是烧杀抢掠无辜同胞。教民的背后是外国教会,外国教会背后是帝国主义列强。这个事实,当时的清朝地方官员都有切身感受,他 们在教会“干涉词讼”的情况下,不得不在民教纠纷中“袒教抑民”,使平民普遍陷入了有冤难伸的困境。当众多平民长期遭受一些无良教民的敲诈勒索而奋起反抗 时,身份识别是他们最简单的区分敌我方法。我们不可能脱离当时的历史条件,要求知识水准十分低下的下层民众能够准确地把教民中的善良分子与无良分子区别开 来,把主要矛头对准主要敌人。侯先生有足够理由嘲笑这个简单的“逻辑推理”,但不能否认这却时当时义和团民观念中的“事实”。分清敌友,这个革命的首要问 题毛泽东早在1926年就指了出来,纵观20世纪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我们不难发现这个问题不断成为问题,有的甚至还很大,冤死的无辜革命者和普通群众 恐怕远不止两万之数,我们能够因为革命运动中的这些错误,甚至是严重错误而否定革命运动本身的性质吗?揭露义和团运动的这些消极面,有助于我们认识历史的 本相,从中吸取历史教训,而不是抹煞中国人民正义的反帝斗争。

在一场大规模的自发的群众运动中,难免鱼龙混杂,大批抱有各种动机的各色人群混入其中,以牟取各种政治和经济的私利。太平天国运动兴起,领导人后来大多 养尊处优,争权夺利,乃至自相残杀,后期洪秀全大封诸王,失败后不少卷款而走。这种农民运动的局限性,我们早已有充分认识,但谁能相信凭着洪秀全的“三寸 不烂之舌”就能掀起一场席卷南中国的民众大叛乱呢?还不是受压迫和受剥削的民众无法继续承受而不得不鋌而走险吗?如果以太平天国的一些领导人养尊处优,争 权夺利等等进行评判太平天国运动的性质,历史学研究还需要专业工作者干什么?侯先生根据义和团运动中的一些团首的行为而对整个义和团运动基本性质作出的评 价,不就是这种简单劳动操作的方法吗?在清王朝的腐朽统治下,社会治安本身就十分差,团民一起,社会失控,匪徒盗贼乘机而动,也并不值得大惊小怪。

至于侯先生最后引用洪秀全是基督徒、孙中山称赞基督徒和传教士贡献革命甚多而来否定义和团反帝性质,提出一个所谓“统一的标准”,也有一点莫名其妙。首 先,洪秀全的基督徒的身份,基督教会并不承认,洪秀全也不可能与半个世纪以后的义和团上演一场“关公战秦琼”的闹剧。其次,孙中山称赞基督徒和传教士贡献 革命甚多,也并非全称判断。第三,史学界肯定义和团的反帝性质,并不否定义和团运动存在着严重的消极面;肯定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也并未同时肯定他“平匪全 交”的主张。把反帝和反封建有机地结合起来,是在20世纪20年代国共合作实现以后才逐步成为中华民族共同奋斗目标的。侯先生想架构不分历史阶段、历史条 件的“统一标准”,似乎也超出了历史学的范畴。如果义和团运动是对的,那么洪秀全、孙中山就是错的;如果洪秀全、孙中山是对的,那么义和团运动就是错的。 这种不是好人就是坏人的判断,是不是失之简单?

在极左思潮盛行的年代,对义和团运动的评价的确存在一些扬美掩丑的过甚之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历史学界对于义和团运动的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对于义和团运动中的消极 面的揭露和批评也越来越多,包括扶清灭洋口号的局限性、盲目排外的破坏性和受统治者利用的愚昧性等等、使我们对义和团运动的积极面和消极面有了比较全面的 认识。但对这些消极面的揭露和批评,并没有使任何严肃的历史学者否定义和团运动兴起是根源于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甲午战争失败以后严重的民族危机是 导致19世纪70年代以后连绵不断的反洋教运动走向义和团运动高潮的基本原因这一判断。这场运动的失败,证明这种落后的反抗方式根本不可能达到抵御帝国主 义侵略、挽救民族危亡的目的,但这却是中华民族争取民族独立道路上不可逾越的一个发展阶段。我们肯定义和团运动的反帝性质,并不是肯定和赞扬义和团运动中 的一切;我们揭露义和团运动的消极面,也不是取消和否定当时的中国下层民众的反抗权利。如果侯先生有翔实的史料和严谨的分析推理,充分证明他在这篇文章中 显然无法证明的结论,义和团运动只是出于团民们“鄙俗的贪欲”,那么我也十分愿意“随之改变”我的观点,从这篇文章所用的史料和行文逻辑来看,实在无法让 人信服。


两年轻男女现身联合国会议 掀中共高层博弈惊天黑幕

作者:周晓辉   


 
眼前是一张来自日内瓦人权会议的照片,照片上坐在话筒后的一男一女两个中国年轻人,乃是中共派出参加中共活摘器官研讨会及讲述法轮功学员受迫害 与器官被活摘及盗卖的电影会的代表。然而,与其他会议中共派出的成熟稳重的代表略有不同的是,他们的面容显得格外青涩,很明显离开校园的时间并不长。一方 面,对于刚刚离开校园、步入外交领域的他们而言,能够到日内瓦出席会议无疑是件荣光的事情;但从另外一个方面而言,他们所接受的“任务”可说是吃力不讨 好,而明眼人都明白,他们被委以如此“重任”的背后折射的正是中共高层博弈的结果。 
 
自今年2月王立军投奔美领馆踢爆中共高层内幕后,中共高层博弈异常激烈,而核心正是法轮功问题。在1999年7 月,江泽民发动全国性的针对法轮功的迫害后,以江泽民、曾庆红、周永康、罗干等为首的“血债派”,为了维持迫害、不被清算而一直肆意提拔在法轮功问题上有 血债的人执掌实权乃至最高权力,并意图捆绑整个政府体系为其罪行买单。于是才有了薄、周密谋推翻习近平进而夺取最高权力的计划,才有了薄熙来被免职后周永 康的逼宫,才有了周、曾利用胡锦涛出访香港之机、利用习近平受伤隐身之机、利用钓鱼岛等问题兴风作浪。

而不甘为其挟持的胡温习等没有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中共高层,则与“血债派”展开了殊死的较量。随着时间的推移,胡温习在军队、武警、公安系统,在北京 市委市政府和北京媒体,在举足轻重的统战部……,都占据了上风,不仅周永康权力被削、被边缘化,江系人马被贬,而且还相继审理了谷开来、王立军案件,针对 薄熙来的审判也呼之欲出。此外,胡温习均公开提出了政治改革。虽然迄今为止,胡温习出于“保党”的需要,不敢公开周、薄夫妇、王立军背后隐藏的活摘法轮功 学员的滔天罪恶,但中共高层博弈真相和 “血债派”走向衰败各级官员都看在眼里。中共高层下一步如何走,法轮功问题如何解决,各级官员心里也都在盘算,因此在高层没有定论之前,他们在法轮功问题 上也改变了以往的做法,选择敷衍了事,这自然也包括外交部在内。

根据2011年维基解密(WikiLeaks)网站公布的多份美国外交电文披露,中共自 1999年开始镇压法轮功以来,就不断藉由外交途径污蔑和打压法轮功,将迫害延伸至海外,并迫使其他国家成为帮凶。不仅中共领导人,如江泽民、李岚清、罗 干等出访时要诬蔑法轮功,而且中共外交官员也肩负着诋毁法轮功的任务。比如一份由美国驻曼谷大使馆于2004年10月20日建档的电文引述泰国消息人士的 话说,泰国前总理他信于2003年APEC领袖会议前下令单独驱逐法轮功人士,是直接受到中共领导人的压力。他信一直接受来自北京的指示,企图为其家族 企业赢得合约。还有据美国驻金边大使馆于2007年7月10日建档的电文指出,柬埔寨已经成为中共在东南亚的最亲密盟友之一,仅次于缅甸。该国曾于 2002年拒绝达赖喇嘛的签证申请并取缔当地的法轮功活动。

除了四处诬蔑法轮功外,中共外交人员还会针对海外的法轮功修炼者、与法轮功有关的人员采取行动。比如拒绝给法轮功学员更换护照、延长签证等;对容许 有法轮功背景的记者参加的记者招待会表示不满,如在第27届欧中人权对话会议上,中共外交人员就抱怨与法轮功有关系的记者获准出席新闻发布会,进而拒绝回 答问题。

当然,中共亦利用外交手段迫使其他国家撤销对江泽民等迫害法轮功人士的中共官员的提告。2003年,时任中共驻美大使的杨洁篪就江于2002年10 月被告上美国伊利诺伊州北区联邦法院一案,向美方施压。杨声称,中共当局相当关注本案“危及”美中关系的可能性,它希望美方努力确 保本案被撤销。2006年,中共前外交部副部长何亚非也曾就时任商务部长的薄熙来被法轮功人士告上美国法院一事,要求美国政府表态,中共当局还声称薄具有 豁免权。

中共外交官员中最为积极在海外迫害法轮功的当属中共前驻法兰克福总领事李海雁和中共前驻加拿大多伦多副总领事潘新春。李早在汉堡领事馆里当商务参赞 时,就极度仇视法轮功,对于有法轮功学员以商务名义申请一些证件的事,他一概不批准。在升任总领事后,他还拒绝给法轮功学员更换护照。 2009年1月,为阻挠神韵在德国法兰克福演出,李海雁以国家外交信函形式直接致信德国黑森州州总理办公厅,污蔑诋毁神韵艺术团。可惜,在干上总领事没几 个月,他就患上了脑癌,并很快死亡,时年五十几岁。

而潘新春则于2003年5月1日在《多伦多星报》上发表了一封为中国当局掩盖萨斯行为作辩护的信,信中用恶毒语言攻击法轮功学员契布卡及其他法轮功学员,并因此在同年8月被以诽谤罪告上法庭。之后被判诽谤罪成立,被迫离开了加拿大。

此外,还有2006年刺探消息面临被驱逐 的慕尼黑中领馆领事纪武民、慕尼黑中领馆副总领事王彦敏都是走在海外迫害法轮功最前沿的外交官。

然而,随着江的“死去活来”,随着薄熙来的落马,谷开来、王立军的被审判,周永康等江系残余势力的衰落,中共外交官员也懂得了自保,谁也不想再在法 轮功问题上成为打手。于是,我们看到了在日内瓦人权敏感会议上,资深的中共外交官派出的是刚刚入职的青涩的大学毕业生来为中共“背书”,为中共站台,但也 不敢如以往一样谩骂法轮功。更有意思的是,在欧洲电台Radio 92.2通过对大纪元主编郭君女士进行专访而制作的专题报导中共活摘器官事件的过程中,也曾询问过当地中共使馆,但没有使馆人员愿意出面来说法轮功的事, 只应付欧洲电台记者“稍后给回覆”,但一直也没有回覆。

毫无疑问,中共外交部以及外交官员的反应再次验证了镇压法轮功的“血债派”正面临着全面的崩溃,而其在崩溃前,注定还要想方设法折腾。究竟会折腾出怎样一出大戏,各位不妨往下继续看。

國安局報告:驚爆習近平強硬 不是友台派

記者洪哲政

國家安全局長蔡得勝27日上午在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進行閉門秘密業務報告上指出,中國最可能擔任新領導人的習近平雖是個知台派,但不見是友台派,在中 國各領導人間,習近平更重視共產黨的利益,但對台政策雖不見得有重大改變,但不管對外或對台關係,習近平將會比過去領導人強硬。

蔡得勝同時表示,未 來這段期間,台灣必須關切的不應是大陸領導人的改變,而是涉台系統正在大量換血,大陸對台領導小組十個主要人物當中,有七人面臨職務調整與屆齡退休的問 題,幅度很大;國台辦主任會否異動,現正在角力中,起碼四個副主任有個要屆齡退休,海協會也面臨陳雲林一定會退休的問題,兩岸事務的執行者都大幅換血,這 些人在默契與思維上是否契合,也會影響未來兩岸對話的運作。

國安會的報告還指出,根據2012年最新資料統計,台商到大陸投資的獲利已大幅下降,有三成台商面臨倒閉,有三成台商正在苦撐。國安局也在秘密報告中披露,大陸對台灣經營的兩岸關係只經未政的局面相當不滿,希望有更多政治談判。

民進黨立委邱議瑩質疑,大陸第一線兩岸系統人馬換血,台灣也由馬英九總統親信與心腹王郁琦與金溥聰接任陸委會與駐美代表,馬換親信去處理兩岸問題,顯然要加速與對岸政治談判。

蔡得勝表示,兩岸包括海協會與海基會主導者未來都將換人,人與人要重新調整,建立互信,他不認為國民黨會改變相關運作。對於層峰部署王郁琦與金溥聰與對中國展開政治談判有無關係,蔡得勝沒有正面回應。而他從來沒有否定與大陸經濟互動帶來的好處,只是把要做風險評估。

世界新聞網

中国40%铁矿停产

【多维财经】中国铁矿石及钢铁业为自己描绘了一幅黯淡的前景,据透露,由于价格偏低,中国大约40%的铁矿已经停产。

中国最大上市炼钢企业宝钢(Baosteel)昨日宣布,面对疲弱需求,将进一步减产,这个消息强化了中国钢铁工业协会(CISA)主办的年度会议上的悲观基调。宝钢的减产计划似乎表明,行业对北京方面本月批准的1,500亿美元基建项目计划没有什么信心,认为其最多只能提供暂时的缓解。

铁矿石和钢材价格在上述支出增加计划获得批准后一度上升,但自那以来已经回落。过去10年期间,中国的钢材需求以两位数增幅不断增长,但今年已降至个位数增幅。其结果是,官方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炼钢企业(包括宝钢、鞍钢和武钢)的总利润同比下降50%。

中国钢材需求下降,已进而引发铁矿石和炼焦煤消费量下降,从而打击一些全球最大的矿业集团,包括巴西的淡水河谷(Vale)、力拓(Rio Tinto)、必和必拓(BHP Billiton)以及英美资源(Anglo American)。

曾在2011年初达到每吨近200美元史上最高位的铁矿石价格,近期跌至每吨89美元的三年低位。价格下跌已促使一些矿商叫停澳大利亚(全球最大铁矿石出产国)的一些巨额投资项目。

但是,一些利好因素可能即将显现。随着铁矿石价格跌至低于生产成本的水平,中国铁矿石企业开始让一些矿山停产。

中国冶金矿山企业协会(Metallurgical Mines Association of China)执行副秘书长刘效良在上述会议上表示,价格滑坡已迫使中国约40%的铁矿石矿山暂停生产。


(董绍毅 编辑)

泛华网:章子怡可能会撤消在香港和美国的诽谤案

泛华网9月28日从消息人士处得知,章子怡今天正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状态,可能将不得不撤消在香港和美国的诽谤案诉讼。与薄熙来专案组有接触的消息人士对泛华网透露,专案组已经在一个小时前正式通知章子怡,从现在开始政府将不会再过问章子怡的诉讼案,这将会是她个人的事。

今年5月下旬,博讯网未向章子怡本人核实,发布一篇章子怡遭禁止出境的消息,被香港《苹果日报》《壹周刊》等多家媒体转载传播,引发社会公众关注。随后,章子怡团队发表公开信,指责该网站造谣,形容该报道为“荒诞至极”,称其是“居心莫测的诽谤”,并要求网站公开道歉。谁知,此要求却遭到拒绝,6月12日,该网站委托律师发表言论,称“不道歉也不赔偿”。此事引发章子怡勃然大怒”,除向《苹果日报》《壹周刊》等香港媒体提告外,又通过美国律师,起诉传播源头博讯网。章子怡对该网站提出六条控诉,包括“诽谤”、“具有误导性质的对隐私权之侵害”、“有意施加悲痛情 绪”、“有意干预可预期的经济获益”、“疏忽干预可预期的经济获益”、“违法商业经营行为”。

泛华网首发。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11月8日在北京召开

      新华社北京9月28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28日召开会议,研究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和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备工作,审议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向党的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稿。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主持会议。
    
      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于2012年11月1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将向党的十七届七中全会建议,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于2012年11月8日在北京召开。
   
      会议强调,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攻坚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 的大会。大会将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认真总结过去5年的工作和党的十六大 以来的实践,回顾总结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和宝贵经验,全面审视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发展大势,全面把握我国发展新 要求和人民群众新期待,科学制定适应时代要求和人民愿望的行动纲领和大政方针,对全面推进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 程作出战略部署,进一步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继续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继续改善人民生活、增进人民福 祉,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
   
      大会将选举产生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会议指出,目前大会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要继续扎实做好大会筹备工作,确保大会胜利召开。
   
      会议同意将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向党的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稿提交党的第十七届七中全会讨论。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中共开除薄熙来党籍公职 移送司法机关

9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薄熙来严重违纪案的审查报告》,决定给予薄熙来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对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犯罪问题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2012年4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听取了对重庆市原副市长王立军私自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滞留事件(王立军事件)调查和对薄谷开来(薄熙来之妻)涉嫌投毒杀害英国公民尼尔·伍德案件复查情况的汇报。鉴于薄熙来在王立军事件和薄谷开来涉嫌故意杀人案件中的错误和责任,且在上述两起案件(事件)调查和复查过程中还发现了薄熙来的其他违纪线索,中央决定,停止薄熙来担任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职务,并由中央纪委对其立案检查。

经查,薄熙来在担任大连市、辽宁省、商务部领导职务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兼重庆市委书记期间,严重违反党的纪律,在王立军事件和薄谷开来故意杀人案件中滥用职权,犯有严重错误、负有重大责任;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利,直接和通过家人收受他人巨额贿赂;利用职权、薄谷开来利用薄熙来的职务影响为他人谋利,其家人收受他人巨额财物;与多名女性发生或保持不正当性关系;违反组织人事纪律,用人失察失误,造成严重后果。此外,调查中还发现了薄熙来其他涉嫌犯罪问题线索。薄熙来的行为造成了严重后果,极大损害了党和国家声誉,在国内外产生了非常恶劣的影响,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了重大损失。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的有关规定,给予薄熙来开除党籍处分,待党的十七届七中全会予以追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有关规定,给予薄熙来开除公职处分;将薄熙来涉嫌犯罪问题及犯罪问题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中央强调,对薄熙来严重违纪问题的查处,进一步体现了我们党从严治党的根本要求和依法治国的执政理念,进一步表明了我们党反对腐败的鲜明立场和坚定决心。全党必须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把反腐倡廉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与腐败现象进行坚决斗争,在党内决不允许腐败分子有藏身之地。各级党组织要以薄熙来严重违纪案为反面教材,加强对领导干部的教育、管理和监督,严明党的纪律,改进党的作风,加快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不断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必须加强党性修养,使领导干部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权力观;必须自觉遵守党的纪律,始终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必须认真贯彻民主集中制,主动接受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监督;必须严格执行党的干部路线方针政策,坚决纠正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必须切实增强法治观念,坚决维护法律的尊严和权威;必须坚持从严治党,坚定不移地惩治和预防腐败。要坚决查处违纪违法案件,不管涉及到谁,不论权力大小,都要一查到底,决不姑息、决不手软,决不让任何腐败分子逃脱党纪国法的惩处。

中央号召,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要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不断取得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新成效,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而奋斗。

本文来源:新华网

达赖喇嘛为李江琳《青藏高原上的秘密战争》作序

达赖喇嘛尊者推荐序

华人历史学家、作家李江琳女士在2010年出版的《1959 拉萨》一书中,就有关1959年西藏人民的自由抗暴起义、我本人从首都拉萨出走流亡的原因、当时西藏的严峻状况,以及中国政府官员的想法等深钻细研,并以公平正直的方式将当时的情况作了详细的叙述。这大有助益于以华人为主的所有历史研究者和读者了解历史真相。

她的这本新书《青藏高原上的秘密战争》,也是华人研究者首次从上世纪50年代---即近代西藏史,对中共军队在西藏实施镇压的真实状况进行全面客观、无偏见的研究所取得的成果。

她不仅阅读和研究了很多公开与不公开的档案及书籍,还通过采访多位与历史相关的人士等,对当时诸多事件的疑点作了澄清。正如我平常所说,十三亿中国人有了解真相的权利,如果中国民众了解了事实真相,相信他们有辨别好坏真假的智慧。 通过这一证实真相的历史著作,我希望所有华人知识分子和读者在了解真实状况的同时,实事求是,面对和深入思考西藏问题。我对作家本人历经千辛取得的成果予以赞赏和表扬。


释迦比丘达赖喇嘛

藏历绕迥2139水龙年,公历2012年3月30日


李江琳付印补记:

本书完稿后,我回国探望母亲。到家后不久,我再次向中国政府某机构提出申请,要求得到去拉萨旅行的许可,申请当即被拒。然而,在法律上,西藏周边四省藏区,即安多和康区,仍然是开放旅行的。于是,我收拾简单行装,驱车在云南、四川、甘肃、青海藏区旅行。

就这样,几年来从资料和采访中熟知的地点,一一出现在我的眼前。在高山、深谷、草原,我寻找那些饱经沧桑的村寨部落,那些曾经辉煌的神圣寺院。我看到了设在寺院大门里的公安派出所,看到以震慑为目的的无数标语和宣传。朋友们曾再三关照我,涉及西藏的话题如今在国内是最为“敏感”的,弄不好就会有人为此进监狱,说话一定要小心。但是,每到一处,我依然随缘顺性,向萍水相逢的藏人老少问询,同体制内干部、生意人、退休老人、活佛僧侣、农夫牧民聊天。我能感受到素不相识藏人的疑虑,他们的恐惧、压抑、悲哀和怨屈,清楚地写在脸上。我用以打破隔阂的工具,是对当地历史的熟悉,特别是1958年“宗教改革”时毁寺事件的了解。

1958年,四省藏区几千座寺院被毁,几无幸免。僧众被批斗,被驱散,被迫还俗,甚至被杀害。藏人以全民族之力,竟一千多年时间积聚于寺院的财富被劫掠,被毁坏,被盗运到不知何处。藏民族千年文明的物质载体,几乎被毁灭殆尽。

藏区从八十年代初开始修复寺院,历经三十余年,尽管各地政府把一些重点名寺作为发展旅游业的“面子工程”,投入一定数量的资金,尽管藏民族的普通民众又一次倾力捐款捐物于寺院,如今藏区寺院,仍然不及1958年毁寺前规模的四分之一。在深谷高山或偏远草原上,大片寺院废墟至今仍清晰可见。藏人作为西藏周边四省藏区的主要民族,如今仍然生活在严密监控之下。中国政府强力推行的“爱国教育”、“安居工程”、言论禁忌和逮捕监禁的危险,在威胁着藏民族的生活方式和藏文明的生存。

但是,藏民族并没有屈服,他们的精神并没有死亡。在几乎所有寺院,在很多藏人的家里,我都看到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尊者的照片。高压之下,人们依然在向他们的精神领袖顶礼致敬。这是一个信仰佛教的民族,只要佛法不灭,这个民族就不会灭亡。

作为这段惨痛历史的研究者,我无法像一个普通旅游者一样,心情轻松地在藏区旅行。一路上,历史与我形影相随,满目皆是半个世纪前那场惨烈战争的遗存。

途中,我特地来到四川和甘肃交界的欧拉草原。连续几天的秋雨使道路泥泞不堪,汽车在寒风冷雨中艰难前行,像一个伤痕累累,举步维艰的部落汉子。我站到高坡上,遥望远处的黄河大湾,不禁悲从中来。五十多年前,几个牧民部落的近万男女老幼赶着牲畜聚集在这里,欲图渡过黄河逃往安全的地方,却遭到中共军队的包围屠杀,曾经有数千藏人倒卧在这片丰美草滩上。

我来到附近的一座寺院。除了新建的经堂之外,这座偏僻寺院仍是一片废墟。连绵细雨中,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妇人弯着腰,步履艰难地围着佛塔转经,一圈又一圈。她,想来就是那场大屠杀的幸存者。她的父兄和丈夫在哪里?半个世纪过去了,除了她,还有谁记得他们?

冰冷的雨水顺着我的头发和脸颊往下淌。我将一条来自达兰萨拉,尊者亲手挂在我颈上的哈达系在经堂门环上,默默告慰五十年前那场战争的亡灵:我已经将你们的苦难告诉了世界,你们,不再会被遗忘了。

2012年8月29日,青海

《当铁鸟在天空飞翔——1956-1962 青藏高原上的秘密战争》终于由联经出版社出版,这是相关信息: http://www.linkingbooks.com.tw/lnb/top/9789570840629.aspx

纵览中国

首曝内部文件:钓鱼岛和8964及江泽民机密联系

——何清涟:中国民族主义的两大危险倾向
 
2012年,对于中共政府来说,本来是个相当难过的坎:政治上,高层权力斗争使其丧失政治 公信力,权力分配至今还未定局;经济上,过去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齐齐失灵,企业破产风潮再起,失业严重。中共用来代替“民主”安慰中国人的“民生”牌 本已不灵,但一场人为的钓鱼岛争端却化腐朽为神奇,民族主义适时出场,所有关于民生的话题退居媒体次要位置。更滑稽的是,众多本该为生活焦虑的无业青年都 仿佛在这场爱国主义“国家游戏”中找到了自己的新位置。

民生淡出,民族主义登场

话 说孙中山先生针对中国国情提倡的民权(其主张接近民主)、民生、民族三大主义在中国的命运也真是非常坎坷。“五四”运动开启的新启蒙本来有民主的一席之 地,北洋军阀统治下的中国都可自由办报、自由结社与游行示威。但30年代日本入侵改变了中国的命运,救亡压倒了启蒙;抗战胜利后是国共内战,专制的国民政 府败给了极权的中共。中共建政后在毛统治的17年间,无产阶级专政将民主彻底污名化成“资产阶级的虚伪说教”,民生满足不了,则用“穷则革命富则修”、 “越穷越光荣”来抚慰民众,“文革”时发展到用“斗私批修”让民众来克服物质匮乏的不满足感。直到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民生话题才算是堂而皇之出现在中国人 的日常生活中。胡耀邦、赵紫阳对西方文化的开明态度,使中国在80年代曾有过一段“新启蒙:为西方的资本主义民主在中国正了名,中国人可以公开讨论并追 求。

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之后,政府又成功地用“民生”代替了“民主”,并将民生作为中国人社会生活中的唯一选项,多数中国人 接受了“面包契约”,一心向钱看。到了胡温后期,改善民生无望,腐败已成政治之癌,民怨四起。如今经济恶化、高层政治动荡,民生不仅无法改善,失业噩梦还 纠缠着中国人。在这种情况下,将一直灌输给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激活,矛盾外引成了治国者的唯一选项。于是一场钓鱼岛事件魔幻般地将国人民族主义情绪激活, 此前的热门话题,如就业、通胀、物价、税负等民生话题终于退位,现在充斥中国国内网站的全是中日关系话题与打败日本的煽情文章。

在集体 主义意识根深蒂固的中国,加上政府操控媒体极富经验,在洗脑教育中完成社会化的中国青年一代,本来就具有盲从特性,加上中国人爱跟风这一特点,民族主义短 时期内亢奋有其社会基础。但在我这种过来人的眼中,民生退位,民族主义亢奋,这是继1989年之后民生取代了民主之后的又一次思想退步。因为民生涉及到人 民的经济权利,21世纪零年代兴起的维权运动只讲与民生有关的财产权与经济权利,不谈政治权利,原本就是维权人士避免当局残害的权宜之计。如今连民生都退 位,只能说是中国人的悲哀——最可悲的是还有部分知识分子与民众配合当局这种谋党大计。

民族主义登场的危害
这次思想退步还包含着两大危险倾向:第一,狭隘民族主义思潮与毛左的结合,表现为国内政治复归毛左的倾向;第二,民族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结合,具体表现为寻找并制造外敌。而毛的统治就是这两大倾向的结合体。那个时代的愚昧与黑暗,至今未被中国人好好清算。

先 说第一大危险倾向。从这次“保钓”游行的录相与各种图片中,我发现最有组织的人群竟然是毛左。录相显示了不少人高举毛像游行的镜头,其中的经典口号是“钓 鱼岛是中国的,薄熙来是人民的”。让我最惊讶的是毛左游行的道具之完备:除大量毛像之外,还有部分地区的大批游行者身着旧式绿军装,即“文革”时红卫兵最 喜欢穿着的那套行头。这些行头并非当下流行商品,需要特别制作。由此可见,毛左的组织活动由来已久,一逢适当时机,便可粉墨登场。

第二 大倾向则是这次游行中随处可见的好战标语。这次已经不是抵制日货这种常见的标语,而是有明确战争诉求的标语,如“全球华人大集结,彻底干净地消灭日本军国 主义”、“对日宣战”、“踏平东京”等等,更有宣示不怕付出代价的“哪怕华夏遍地坟,也要杀光日本人。宁可大陆不长草,也要收回钓鱼岛”。最奇怪的是,最 后这条标语竟然在西安等好几个城市同时出现,仿佛事先有人颁布了游行时统一使用的口号。

这总让人联想起当年希特勒鼓励日耳曼民族仇恨犹太人的历史场景。

    1989年11月,邓小平同江泽民

1989年之后民族主义成为意识形态替代品
在1895年至1971年之间,中国大陆 政府从来不曾闻问过钓鱼岛;1972年中日建交也是搁置争议。本世纪零年代以来的所谓民间“保钓”也未获政府赞襄。何以这个岛屿如今变得如此重要,以至于 一听有人说要“暴力革命”推翻现政权,就变得无比珍视生命、害怕流血的人(支持反日游行的知识人有这号角色)竟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掀起如此亢奋的民族主义 浪潮?以至于愿意付出“哪怕华夏遍地坟”的代价也要与日本人打上一仗?说起来,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兴起,还得归功于中共政权的深谋远虑。

这本是一个可以做长篇文章的话题,在此还是长话短说。紧随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就是冷战结束,中国当时面临严重的意识形态真空与价值观危机,执政者需要找到一种新的价值观作为替代品来凝聚民心,部分高干子弟当仁不让地提出建议。1991 年,一篇题为《苏联剧变之后中国的现实应对与战略选择》出炉,该报告分析了苏联解体的原因,认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合法性的丧失,为中国拉响了国际环境恶化 的警钟,因此“我们必须现实地承认过去的意识形态至少在相当一部分群众中号召力已经很低,强化老式的意识形态教育往往引发的是逆反心理”,该报告建议共产 党应该完成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并明确提出,要以国家民族主义来填补官方意识形态衰落导致的信仰真空,运用国家利益为中心的民族主义以及整合儒家价值的文化保守主义,从而形成一种有凝聚力的、反西方的力量。其具体主张是:在内政上强调要终止党政分开之类的政治改革设想;由共产党直接控制国家资源,但要把党从经济管理的琐务中解放出来;在外交上则主张搁置意识形态争论,建立一种完全基于国家利益的外交。

我当时得到过一份复印件,据送复印件给我的朋友说,作者是北京一些高干子弟,邓力群的儿子邓英淘参与其中。但多年后我看到一篇介绍潘岳的长文,其中提到,1989 年12月潘岳到《中国青年报》做副总编辑之后,曾支持《中国青年报》理论部主持召开了一系列座谈会,并写出长达一万四千余字的研究报告——《苏联剧变之后 中国的现实应对与战略选择》。该报告完成后在第一时间直接送呈中央高层,得到了高度重视,中央办公厅把这份报告打印成内部文件供中共高级干部传阅——这才算是知道这份报告的真正源头。至于潘岳后来因为将报告中的一个观点发展成一个专项报告《对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思考》,导致他的政治上升之途受阻,此是后话不表。

应该说,潘岳报告中提出的战略是得到中共高层认同的。现年40岁以上的人可能还记得:90年代中后期开始,民族主义成为主流话语,媒体大肆宣传美国的“中国威胁论”和“遏制中国论”等观点,为这种反西方的民族主义的兴起提供了足够的养料,《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不高兴》、《货币战争》等都成为反西方的民族主义的经典读物。新左派得以在中国坐大的原因,也是因为新左派理论的一个主要观点,即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是资本主义尤其是美国推行全球化战略引致的,这很符合中共政府的政治需要。

爱荷华大学的唐文方和洛拉斯学院(Loras College)的本杰明·达尔(Benjamin Darr)两位教授曾利用大规模的社会调查对中国人的民 族主义进行分析,得出一个看法:中国人的民族主义起源不是来自于文化,而是来自社会和经济的原因。我认为这一点有助于解释中国的民族主义与中东地区穆斯林 原教旨主义的民族主义之间的差别:二者虽然都反西方,但在穆斯林世界里,源于文化的民族主义可以成为“第四宗教”,并让青年人自愿充当“人肉炸弹”,但源 于经济与社会原因的中国的民族主义者不会有这种牺牲精神,更多地体现为今年9月反日游行中的痞子式抢劫破坏。

在今后一段时期内,民生诉求继1989年民主诉求退位之后,反西方的民族主义将会成为中共政权反对人权和民主的有力武器,它能压制公众对政治自由化的需求,对稳定中共政权有显著效果。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88期   2012年9月21日—10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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