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华网滾动新闻

2012年10月11日星期四

解放军“鬼鸟”战机首次曝光 外媒称性能超F-22

    来源:今晚网-今晚报 作者:许五多
   
    原标题:成飞“鬼鸟”战机首次曝光
    
    提要:《简氏》表示,在成功研制歼-20战机后,成飞公司及其下属的飞机研究所已将精力转向歼-25“鬼鸟”的双发型。据报道,该项目被命名为歼 -25“鬼鸟”,它将与沈飞的歼-18“红鹰”项目竞争中国空军第五代战斗机的采购合同。报道称,歼-25“鬼鸟”可能具备超音速巡航能力,最大起飞重量 可能超过20吨。
   
    资料图:网络流传的中国歼-25鬼鸟战机效果图。
    解放军“鬼鸟”战机首次曝光 外媒称性能超F-22  
    中国最主要的两家战斗机制造商——沈阳飞机工业公司和成都飞机工业公司正在为中国空军研制第五代战斗机。中国的第五代战斗机有望在2018年左右进入现役。新战机的发动机和武器子系统的研制工作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
      
    《简氏防务周刊》总编克雷格·霍伊尔在接受法国著名科技杂志《新发现》采访时表示,中国下一代重型战斗机将具备出色的隐形能力,根据《简氏》获得的模型照片来判断,中国下一代重型战斗机的隐形能力与美国隐形战机十分接近。而且它还采用了吸波涂料来加强这一效果。
      
    《简氏》通过对目前所掌握的资料分析之后认为,中国下一代(即第五代)战斗机从总体要求上看,将是一种全新的高性能、多用途、全天候的空中优势战 斗机。这种战斗机将以重型、低成本为主导思想,以高性能、高生存力、高作战效能为设计目标,要求飞机有大推重比,非加力超音速巡航;具有中国特色的隐形性 能;具有很高的敏捷性和失速机动性。
      
    从目前西方媒体的报道来看,他们认为中国下一代重型战斗机的研发工作分为多种不同的型号。目前,沈阳飞机工业公司正全神贯注于一个F-22A级别 的隐身战斗机项目——歼-18“红鹰”战机项目的研制;成都飞机工业公司则在歼-20战机的基础上研制一种双发隐形战机——歼-25“鬼鸟”战机。

薄熙来案内幕曝光 温家宝:我从未背离中央

     近来,中共总理温家宝〝神清气爽〞到某大学非正式演讲,甚至亲往体总球馆参加篮球比赛,引起关注。而最近,大陆流传一份据传是温家宝8月底的讲 话,其中包括他对一些〝不实的严重指责〞、〝人身攻击〞作的回答和6点澄清。有评论分析,温家宝这份澄清,是他对外界的一个表白,对推迟处理薄熙来的一个 交代。
    
      香港《明报》报导,这份据说是温家宝8月30日在国务院党组民主生活会上的讲话,其中提到:不久前,他在北戴河参加党内外会议,听取党内外人 士批评意见后,他深思反省、总结,期待到明年‘两会’交班时能交上一份能经受科学检定、历史考验的总结〞。
   
      温家宝还说,他必须对一些不实的严重指摘、人身攻击作有限回答和澄清。他对以下6点作出澄清,包括:
   
      1,他从没背离党中央决议、决策自己另搞一套;2,他从没政治上的个人野心,对政府总理、政治局常委等职务没有恋栈;3,他从没有违背党的纲 领、党的原则、党代表大会决议发表有关政治体制改革方面言论;4,他从没在国务院内部搞一言堂,搞长官意志,也没有压制不同意见;5,他从没说过自己是个 出色的、不犯错误总理,他说不会掩饰在工作上、决策上、在处理某些事情上的错误、过失;6,他从没向组织提出个人及家庭的特殊要求和照顾。〞他最后还要求 组织有一个调查后的结论。
   
      对此,时事评论员蓝述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分析了温家宝8月底的这个讲话消息,直到目前才传出的原因。
   
      蓝述:〝从温家宝的讲话,可以看得出来他在党内受到了对立的、或者是不同的派系非常严厉的指责,包括所谓的不和党中央保持一致,或者说是家人 的问题、工作上作风问题等等。那指责他的这一些人,毫无疑问是今年薄王事件以来中共的高层严重对立的情况之下,要保薄熙来的那批人。〞
   
      今年3月14日,在两会闭幕后记者会上,温家宝借王立军逃亡美领馆事件狠批重庆,要求重庆市委和市政府领导反思,从事件中吸取教训,并暗示薄 难辞其咎。温还旁敲侧击,暗批薄熙来在重庆市〝唱红打黑〞,搞文革一套,开历史倒车,3月15日,薄熙来被撤职。随后,有关〝保薄派〞和〝惩薄派〞激烈交 锋的消息一直未绝于耳。
   
      蓝述分析,目前流传出温家宝这份澄清,是他对外界的一个表白,就是对为什么推迟处理薄熙来,对外界做一个交代。
   
      蓝述:〝放出风声的消息来源是想告诉外界,中共高层现在在处理薄熙来的问题上还有分歧,怎么样处理薄熙来还没有最后定下来,这中间还有许许多多的变数,包括怎样处理薄熙来,同时它也会影响到中共十八大的人事安排,也存在着很大的变数。 〞

洪朝辉:中共内部已出现两大社会经济利益集团

    时间:2011年3月05日
    
     中共党内权力的制衡与政治体制改革
  
    美国普渡大学(凯优曼校区)历史学教授
  
    洪朝辉
  
    一、 导论:“黎安友转向和反思”
  
    自1989年以来,西方学者出现了认知中共政权的两难困境与困惑。
  
    一方面,他们根据政府统治的理论(The Regime Theory),认定集权制度必定是脆弱的,因为它的合法性虚弱、过度依赖暴力、决策过于集中、以及个人权力凌驾于制度规范等。1所以,在1989年后,许多西方的中国问题专家和民主理论家都预言,属于这种集权制度的中国,将加入世界民主化的第三波浪潮。2而且,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麦克法夸尔 (Roderick MacFarquhar)在1991年认为,中共走向苏联和东欧共产党解体的命运,只是一个时间问题,3并在2006年时,他再度重申,中共大规模崩溃的 所有要素都已具备,而大限的时间不会是几十年,而只是在几年之内。4谢淑丽(Susan Shirk)在2007年也认为,“中国领导人正在被众多的恐惧所缠绕,因为他们的日子已经是可数的了”。5
  
    其他政治学学者(如Arthur Waldron,Jeffrey Wasserstrom和Bruce Gilley)等,也加入这一政治“算命”的行列。6尤其是章家敦(Gordon Chang)在2001年,给出了一个中国崩溃的明确时间,即2011年;7Bruce Gilley也认为,从2005年开始,中共的“残局”(endgame)将开始。8而著名的民主转型问题专家Larry Diamond,在2006则认为,“中国不可能既维持完全而又封闭的政治垄断,又维持(统治)稳定。一些(自由的)东西必将出现。这也许不会在10年之 内出现,但我很有信心地认为,这将在25年内出现,也许10-15年”。9基于西方研究苏联问题的专家,都没有猜中当初前苏联何时崩溃所出现的集体尴尬, 所以,为了防止可能出现的再度尴尬,一些学者就不惜自己一生所积累的学术声誉,冒险对中共崩溃的时间进行算命。尽管学术风险很高,但一旦预言成真,学术收益也极大。
  
    但另一方面,根据中国20多年来的发展,以自由派中国问题专家著称的黎安友(Andrew Nathan)等研究中国政治的西方学者,开始反思当初预测中共政权垮台的误判。10黎安友表示,一些经典的关于集权体制的西方理论,无法适用于中国,因 为中国20多年来的发展已经证明其政权是具有适应和恢复的能力(resilient)。11
  
    针对集权体制能否重获活力和新生的问题,Talcott Parsons曾经认为,全能的专制制度(totalitarian regime)只要满足下列四大条件,是可以适应现代社会并继续生存下去:一是放弃乌托邦式的意识形态和魅力型的领导人;二是促使大批技术官僚掌权;三是引进复杂和专业的官僚制度;四是减少对个人言论和行为的控制。12而Richard Lowenthal则认为上述的适应性行为,并不能改变全能专制制度的特征。13对此,黎安友认为,在不将专制制度过渡到民主制度的前提下,中共已经完成了上述四大改变。14
  
    同时,根据2002年中共十六大的权力更替,黎安友称赞有加,认为十六大增加了权力更替的正常性,在提拔政治领袖时,增加了精英而不是派别的考虑,在政权内增加了体制的多元性和功能的专业性,并为政治参与和民众上访建立了制度,由此加强了中共在公众心目中的合法性。借助这些变化,中共就得以更好地适应和生存(adaption and survive)。15所以,黎安友在2009年承认:“天安门事件过去20年后的今天,中国集权专制适应和恢复的能力仍然使人惊讶”,16并认为,研究 中共专制制度的适应和恢复能力,也许能够有助于推动比较专制制度研究的复兴。17
  
    尤其是,黎安友开始意识到,中共统治的适应和恢复能力之出现,与中共体制内部权力的平衡存在关系,因为在中共选择最高领导人的过程中,派别因素的 减少,有助于产生能力卓越的领导集体,并在党内“平衡”地代表不同的派别;而且由于缺少一个或二个控制一切的人物,所以导致决策过程的日趋集体性。18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共内部的派别不再存在,而是他们的权力是在一个“互相平衡”的结构之下运作,并都从中共的历史中吸取了教训。19
  
    与黎安友的反思相呼应,Bruce Dickson在2006年也表示,“中共并没有处于频临崩溃的危险……尽管中国面临着许多严重的问题,但它已经不断地证明自己是能够适应的 (adaptable),并拥有足够的恢复能力生存下去”,而且,“中共不断强调提高执政能力,已经说明第四代领导人试图在不进行根本性的政治体制改革的 前提下,寻求自我生存的战略”。20沈大伟(David Shamebaugh)也认为,“中共仍然是相当的强大和富有恢复能力的制度”,中共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还不足以展示中共“系统性崩溃的真正的可能 性”。21
  
    黎安友反思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它反映了西方一些学者对过去二十年来中国政治认识的基本变化脉络,也是代表黎安友本人“过去对中共和中国政治改革持 悲观和批判观点的重要变更”。22首先,他们曾经认为,一个具有恢复和适应能力的政治体制必须具有制约和平衡的机制,而中共是一个集权的体制,既没有制约,更没有平衡,所以,中共政权是没有适应能力的,甚至是不可能持久的。
  
    其次,面对过去二十多年来中共政权不仅没有崩溃,而且充满恢复和适应能力的历史事实,这些西方学者一方面没有改变基本的价值和信念判断,即制约与平衡是一个政治体制生存和发展的前提,这是一个普世价值,不能也不应修正;但另一方面,他们的观点中开始出现一个新的学术假设:中共内部也许存在一些具有 中国和中共特色的制约和平衡机制。
  
    最后,为了实证研究中共内部是否存在制约与平衡的机制,其中一个切入点就是研究中共九位常委产生的过程,旨在观察最高中共领导人的产生,是否经过长期的博弈和妥协?尤其是九位常委在担任常委前和担任常委后所表现的执政偏好和政策优先,是否代表不同的社会经济利益集团和特定的区域利益?
  
    对此,Richard Baum认为,“关于列宁主义(国家)转型的成功例子,是史无前例的。所以,就不存在第二手的研究文献(可供参考)。这样,中国和中国政治研究的领域就进入了独一无二(sui generis)的领地。以前集权制度转型的例子,已经不足以解释或预测中国进化的问题。”23
  
    同时,沈大伟列举了前苏联与东欧共产党崩溃的近70个因素,并比较了苏东共产党和中共的异同,试图找出到底有多少可以置中共于死地的因素。其结论 是,在21种经济因素中,中共只有六种与苏东崩溃前类似,占29%左右。在15大政治因素中,中共也只存在5个,占三分之一。但在11个社会因素、8个文化因素、5个压制性因素和3个国际因素(排除与中国无关的3个因素),中国分别占了8个(73%)、6个(75%)、3个(60%)和2个(67%),远远超过经济和政治因素。24所以,中共与崩溃前的苏东共产党相比,最大的不同是表现在经济上(29%的相似度),可见经济是中共不致崩溃的最重要功臣。同时,中共在政治适应方面的成果显著,与崩溃前的苏东共产党相比,只有33%的相似度。但在社会、文化、压制性和国际方面的因素,都超出了60%以上的相似 度。中共的潜在危机主要表现在社会、文化、压制性和国际因素。
  
    二、建立中共内部权力制衡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党务改革和党内民主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点,而建立与完善中共高层权力的平衡与制约机制,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中之重,但这一重中之重的可能突破 点则是允许和建立党内派系的公开化、合法化和制度化,旨在鼓励健康、良性的党内派系之间的竞争与监督,建立制度化的一党多派体制。
  
    列宁主义式的政党存在一个误区,以为党内分派是一种负面的政治肿瘤,因为这是对制度化、一元化和精英合作政治的反动,似乎党内派别越弱化,制度化民主越有效。25其实,毛泽东早就认识到,“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承认和构建党内派别体系,既有助于中共获取活力的新资源,更能强化中国特色的制约与平 衡模式。
  
    笔者曾在2007年10月发文提出,中共十七大所产生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已经出现了党内派系的轮廓。26李成在2009年,也提出“政敌团队”(team of rivals)的概念,认为自从十七大后,中共出现了习近平和李克强双接班的格局,说明中共内部已经出现了一党两派的新活力。27王飞凌也提出,承认党内有派,既是中共政治现实的反映,也有助于推动自上而下的精英民主政治。28尽管沈大伟对这种党内派别民主表示怀疑,因为一个列宁主义的政党已经花费了它们 全部的制度生命,尝试消灭党内的宗派主义,但他并不排斥一种可能性:即在一党体制下,创造互相竞争的选民(competitive constituencies within a one-party system),与香港和新加坡模式类同。29
  
    对此,笔者以为,建立中共党内合法化、制度化的派系体制首先存在三大必要性。
  
    其一,惨痛和残酷的中共党内斗争的历史教训,提醒目前在位的执政者,应该而且必须为党为己留一条制度性后路。当林彪在1966年,帮助毛泽东整掉 反对派刘少奇时,殊不知,在5年后的1971年,自己死得更惨;当华国锋帮助邓小平打倒“四人帮”之后,不出5年,自己也成了党内斗争的牺牲品;同样,赵 紫阳在1986年听任“元老们”对胡耀邦进行非制度性地整肃,3年后,自己也“销声匿迹”,软禁至死。不断重复的党内斗争的零和游戏,应该给在位者一个警示:如果没有建立保护党内不同政见者的制度,明天的你和我,都有可能成为昨日的刘少奇、林彪、四人帮、胡耀邦和赵紫阳。为了避免“残酷打击、无情迫害”的 悲剧再次上演,需要给党内持不同政见者一个制度性的生存空间,你可以活,但不一定要他死。
  
    其二,和谐社会和以人为本的国策也要成为一项党策,必须而且应该落实在党内,而不是仅仅局限于对党外弱势团体的洒泪同情。在理论上,“以人为本” 的实质是,只要是人,不管是好人、坏人、甚至犯人,都需要得到平等地尊重。但在目前,“以人为本”更多地是强调把穷人当作人,而没有把党内的政敌也当作 人,对他们既不人道,更不给尊严。其实,影响和谐社会的要素主要是政治和经济,关爱穷人只能促进和谐的经济社会;只有善待党内外不同政见者,才能建设和谐 的政治社会。所以,建立具有人性、人道、人本的党内派系制度,既是中共党建的必要,也有助于强化国家的“软”“巧”实力和社会的长期稳定。
  
    其三,党内有派,能够最大限度地建立和完善党内的监督和平衡机制。一个党能否“伟大、光荣、正确”,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党内是否存在健康、有效的纠 错机制,而不同派别和不同政见的合法存在,则是党内纠错机制的组织保证和制度保障。毛泽东关于党内路线斗争“七、八年来一次”的睿智判断,深刻表明,中共 的政治生态决定了七、八年来一次内斗的必然性。但这种不断来一次的根本原因,则是党内没有反对派存在的合法土壤,只能导致党内定期性地来一次地震。如果存 在一个制度化与合法化的派系体制,那么,党内的张力就有可能每时每刻得到释放和纾解,也有可能化潜规则为明规则、化阴谋为阳谋、化无序权斗为有序竞争,为 不同政见的党员干部保留知情权、监督权、质询权和组派权。
  
    除了必要性外,建立制度性派系还存在三大可能性。
  
    一是2000年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吸纳资本家入党、中共党内出现阶级分层以来,30以及2002年中共十六大之后,中共第四代领导人提出发 展新战略以来,中共党内已经出现不同利益团体的雏形,为他们的制度化分野提供了组织基础和思想条件。例如,自2002年以来,胡锦涛提出了与邓小平和江泽 民不同的中国发展战略,包括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与和谐社会。于是,超常和超速的发展不再是唯一的硬道理,一部分人的暴富也不能赢者通吃,必须为大众的共 同富裕提供分饼的机会。而且,稳定压倒一切的传统思维,已难以保证社会可持续地高质量和谐。这样,不同的发展战略和思想路线,必然影响和反映在不同的组织 路线和人事安排,为党内派系的出现提供可能。
  
    二是2007年中共十七大之后,中共内部的派系分野日益清晰。2007年10月,笔者认为中共内部已经出现类似美国民主党人vs.共和党人的两大社会经济利益集团,而不再是西方普遍接受的改革派vs.保守派、团派vs.太子派、上海帮vs.非上海帮。根据社会经济利益不同所出现的分歧,中共党内的 分歧主要表现在资本vs.劳动、沿海发达地区vs.内地落后地区、中央大政府vs.地方强政府。具体而言,提倡社会和谐、公平公正、财政倾斜、减轻农负、 干预股市、强调环保、控制房价、照顾弱势的集团,就是中共内部的“民主党人”。作为对比,哪些主张“发展就是硬道理”、拆房占地、扶持资本、改善投资环 境、减少中央和行政干预、促进股市和房市自由发展者,更与美国的共和党人相近。31对此,李成在2007年也认为,现存的政治体制是以两个主要的派别所结 成的“两党”(bipartisan)联盟为特征,一个是精英派(elitists),一个是平民派(populists),这样的体制将导致“政治游说 更具透明,派系政治更具合法性,选举更具规则和真实”。32中共派系的社会经济分野已成可能。
  
    三是根据不同的社会经济利益作为参照,并考察九位常委在担任常委前后所表现的政策偏好和执政优先顺序,就有可能了解九位常委所代表、所侧重的社会 经济利益集团。例如,胡锦涛、温家宝、李克强具有“民主党人”的情怀,更多的是同情弱势团体、追求和谐发展。33加上贺国强,因为受制于中纪委书记的职位,决定了他的执政优先只能是不断地打击贪官、抑制特权。34作为对比,习近平、吴邦国、贾庆林,更类似“共和党人”,他们都曾是最发达的沿海地区的地方 首长(包括上海、浙江和福建),(习近平的博士论文也是论述中国农村的市场化35),自然对市场经济、私有经济、外资开放更加情有独钟,而且倾向弱势的中 央政府、强势的地方政府,更乐于推动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36至于李长春(主管宣传)和周永康(主管政法),由于他们的职务要求,决定了他们的优先只能是维稳,而不是维权,也只能侧重法治和专政,而不是自由与宽松,所以,应该也属于“共和党人”之列。37而且,中共常委的不同社会经济观点已经影响政治局委 员、中央委员和各级省市政府主要官员的政见归属和人事分类。例如,汪洋、李源潮等倾向于平民或“民主党人”,而薄熙来和王岐山等更适合加入精英派或“共和 党人”的行列。38中共派系的雏形已经出现,这是不以人和党的主观意志而转移的。
  
    必须指出,无论使用“改革派、保守派”、“团派、太子派”、“精英派、平民派”,还是“共和党人、民主党人”的观察视角,都应避免强烈的价值判 断。也就是说,无论什么派、什么系,都不存在谁好谁坏之别,它们只是一个社会经济急剧分化和发展的必然产物,任何人为和“党为”地强烈压制,既违反中共文 化运作的规律,又有可能被这些建立在中国社会经济现实之上的规律所惩罚。其实,这些中共高层的立场与观念随时可能发生变动与消长,今天的“民主党人”很可 能成为明天的“共和党人”,反之亦然,没有永恒的派别,只有永恒的利益。
  
    最后,本文想借用一位老同志讲过的一句话,“文化的改变至少需要60年,经济体制变革需要6年,政治体制变革只需要6个月”。39此话的真谛在 于,目前的政治体制改革不再是能不能和行不行的问题,而是敢不敢和愿不愿的问题。比较于文化和经济变革,政治变革见效最大、速度最快,当然政治风险和经济 成本也最高。基于此,在中共党内建立制度化、合法化、人性化的派系体制,体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党内先行、精英民主、自上而下三大走向,而且,其风险最低、 成本最少。(《明鏡月刊》第14期)
  
    于2010年11月20日
  
  
    1 Andrew Nathan,“Authoritarian Resilience,”Journal of Democracy, 14 (January 2003): 6.
  
    2 Arthur Waldron,“The End of Communism,”Journal of Democracy 9 (January 1998):41-47; Robert Scalapino,“Current Trends and Future Prospects,”Journal of Democracy 9 (January 1998):35-40.
  
    3Roderick MacFarquhar,“The Anatomy of Collapse,”York New Review of Books, September 26, 1991, 5-9.
  
    4“Debate #1: Is Communist Party Rule Sustainable in China? Remarks by Roderick MacFarquhar, Harvard University,”in Reforming China Policy: The Carnegie Debate, Library of Congress, October 5, 2006. (http://www.carnegieendowment.org/events/index.cfm?fa=eventDetail&id=916&&prog=zch).
  
    5 Susan Shirk, China: Fragile Superpow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7.
  
    6Arthur Waldron,“After Deng, the Deluge,”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October 1995): 148-53; Arthur Waldron,“A Free and Democratic China?”Commentary (November 2000): 27-32; Arthur Waldron,“The Chinese Sickness,”Commentary (July 2003): 36-42; Jeffrey Wasserstrom,“Beijing’s New Legitimacy Crisis,”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December 2004): 25-30; Jeffrey Wasserstrom,“Will the Party Never End,”Australian Financial Weekend Review, June 11, 2004; Bruce Gilley,“The Year China Started to Decline,”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September 2005): 32-35; Bruce Gilley,“Should We Try to Predict Transitions to Democracy? Lessons from China,”Whitehead Journal of Diplomac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inter-Spring 2005): 113-28.
  
    7 Gordon G. Chang, 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1), 7.
  
    8 Bruce Gilley, China’s Democratic Future: How It Will Happen and Where It Will Lea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4); Bruce Gilley,“The Year China Started to Decline,”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September 2005): 32-35.
  
    9 Larry Diamond,“Authoritarian Learning: Lessons from the Color Revolutions,”Brown Journal of World Affairs 12 (2) (Winter-Spring 2006): 219.
  
    10 Nathan,“Authoritarian Resilience,”6.
  
    11 Ibid.
  
    12 Talcott Parsons, The Social System (New York: Free Press, 1951), 525–35. Cited from Nathan,“Authoritarian Resilience,”16.
  
    13 Richard Lowenthal,“Development vs. Utopia in Communist Policy,”in Chalmers Johnson, ed., Change in Communist System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33–116. Cited from Nathan,“Authoritarian Resilience,”16.
  
    14 Nathan,“Authoritarian Resilience,”16.
  
    15 Ibid, 6-7.
  
    16 Nathan,“Authoritarian Impermanence,”Journal of Democracy, 20 (July 2009): 37.
  
    17 Ibid, 38; David Shambaugh, China’s Communist Party: Atrophy and Adapt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9).
  
    18 Nathan,“Authoritarian Resilience,”11.
  
    19 Ibid.
  
    20 Bruce Dickson,“The Futur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Strategies for Survival and Prospects for Change,”in Charting China’s Future: Political, Social and International Dimensions, ed. Jae Ho Chung (Lanham, Md.: Roman & Littlefield, 2006), 91.
  
    21 Shambaugh, China’s Communist Party, 176.
  
    22 Ibid, 36.
  
    23 Comments by Richard Baum at the conference on“The Overseas Study of Contemporary China,”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November 6, 2005. Cited from Shambaugh, China’s Communist Party, 39.
  
    24例如,经济因素包括:
  
    1)货币不能自由兑换(nonconvertible currencies);
  
    2)在产权上国家垄断的腐蚀(erosion of state monopoly on property rights);
  
    3)不断增加的国家预算赤字(increasing government budget deficits);
  
    4)自经济改革开始以来的路径依赖(因为地方干部和强势公民的新利益) (path dependence once economic reforms had begun, due to new vested interests of local cadres and empowered citizens);
  
    5)随着政府寻租现象的上升,地方党政部门(包括军队)新资源和新财源的出现(new sources of revenue available to local party and state organs [military too], and the resulting rise of governmental“rent seeking);
  
    6)包括马列主义的去合法性(delegitimization of Marxist-Leninist ideology);
  
    7)官员腐败和政党特权(official corruption and party privileges);
  
    8)新政治精英在党外的基层出现(new political elites emerge at the local level outside of party structure);
  
    9)工作单位基层党组织的丧失和消失(corrosion and disappearance of local party cells in work units);
  
    10)以及提供公共产品的国家能力下降(declining state capacity in provision of public goods)。而在社会因素方面则包括:
  
    1)自治或半自治公民组织和公民社会的兴起(rise of semiautonomous or autonomous civic organizations [civil society]);
    2)腐败的发展(rising corruption);
    3)劳工流动和可选择的就业机会的增加(increased labor mobility and alternative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另外,文化因素方面则涵盖:
  
    1)对政府和意识形态产生道德真空和公共质疑(moral vacuum and public cynicism toward regime and its ideology);
    2)全球化影响了流行文化(globalization affects popular culture);
    3)民族主义身份的加强(increasing nationalist identity [as distinct from socialist identity]);
    4)宗教吸引力增加(increasing appeal of religion)。
  
    还有在压制性因素方面(coercive),则包括:
  
    1)对人权问题的关切增加了敏感性(increased sensitivity to human rights concerns);
    2)使用大众恐怖和威胁手段减弱(decline in use of mass terror and intimidation tactics)。
  
    最后,在国际因素方面,主要表现在全球化的出现和增强(globalization)。Shambaugh, China’s Communist Party, 162-164, table 8.1.
  
    25 Shambaugh, China’s Communist Party, 157.
  
    26洪朝辉(笔名张浩),“中共十七大常委的派别新论,” 《世界日报(民意论坛)》(北美),2007年10月30日。
  
    27 Cheng Li,“China’s Team of Rivals,”Foreign Policy (March-February 2009): 88, 90.
  
    28王飞凌:“中国政治长治久安与民主化的最佳途径党内民主和党内派别的合法化”,“中国选举与治理”网,2003年6月13日。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75843。
  
    29 Shambaugh, China’s Communist Party, 175.
  
    30 Bruce Dickson,“Beijing’s Ambivalent Reformers,”Current History: 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World Affairs 103 (674) (September 2004): 252.
  
    31洪朝辉(笔名张浩),“中共十七大常委的派别新论”。
  
    32 Cheng Li,“China in the Year 2020: Three Political Scenarios,”Asian Policy 4 (July 2007): 25.
  
    33 Li,“China’s Team of Rivals,”90-91;洪朝辉(笔名张浩),“中共十七大常委的派别新论”。
  
    34洪朝辉(笔名张浩),“中共十七大常委的派别新论”。
  
    35习近平:《中国农村市场化研究》(2001),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博士论文。
  
    36 Li,“China’s Team of Rivals,”91.
  
    37洪朝辉(笔名张浩),“中共十七大常委的派别新论”。
  
    38 Li,“China’s Team of Rivals,”90-91。
  
    39引自辛鸣:“推动中国政改的四大力量”,《南风窗》(网络版),2010年9月10日。
  
    http://www.nfcmag.com/articles/2338/page/2

争鸣杂志:中共成立打击外逃工作组 李克强坐镇指挥

自2000年底至2011年,中国检察机关共抓获外逃官员犯罪嫌疑人18,487名,其中5年的缴获赃款赃物金额,就达到541.9亿元。每年,中国大量的国有资产、民脂民膏被席卷出境,学者认为,滞留境外的贪腐官员保守估计仍有一两万人,携带的资金不下万亿元。 为打击中共各级官员携款外逃情况日趋严重,近日,中共成立了“反对党政、国家公职人员外逃指挥小组”。

组成阵容最强盛的反外逃领导班子

香港《争鸣》消息称,9月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宣布成立临时性“反对党政、国家公职人员外逃指挥小组”。十八大前夕,23日即启动工作,指挥小组由李克强坐镇,还有李源潮、孟建柱、栗战书等组成阵容最强盛的反官员外逃领导班子。

据悉,反外逃重点有3大地区,20个航空港站,9个港口,12个边境口岸。中央打击外逃指挥小组下达命令要把好四关,并作了有关工作部署。

中央部署打击外逃有关工作

中 共已在重点航空港站、港口、边境派驻重兵把守,并调配了8,000多名特警,分批在28日前报到。地方纪委、保卫、公安奉命令驻守协助防范本地官员外逃。 350多部新型防伪仪器已在航空港、口岸边检安装。公安部在近2个月里,已经为7万余名地厅级以上官员及近44万8,000多名县处级中层干部的身份证、 出国护照、出入境证件等作了更新。

指挥小组下达命令把好四关

中央打击外逃指挥小组已下达命令,要求把好四 关,其中包括:对各部门人员情况、动向要掌握好、了解好;对有关规章、纪律要进行检查,堵塞漏洞,及时更新资料;对上交保管证件要进行复核、校对,防止假 冒或持有多本;对正接受审查人士或将被展开立案调查人士或已列入内控人士要提升警惕、防范,经上报批准有权限制活动范围。

中国资金外流 高官外逃现象严重

据报导,2011 年底,多个外媒都相继报导中国资金外流严重,出现了富人、高官携款外逃的现象。

中国经济周刊曾报导,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调研资料披露: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外逃党政干部,公安、司法干部和国家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高层管理人员,以及驻外中资机构外逃、失踪人员数目高达16,000~18,000人,携带款项达8,000亿元人民币。

2003年9月29日,《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生效。在当年9月30日晚至10月1日晚的这24小时中,就有51名贪官在企图外逃时被捕,开创了一天之内外逃未遂被捕贪官最多的记录。在那个 “十一黄金周”,共抓捕115名企图外逃的贪官。

裸官118万 平均每市县逾50人

另据报导说,一项对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研究发现,204名中央委员当中91%的人都有家人移民海外,甚至加入外籍。即使在中纪委的127名成员当中88%的人都有亲属移民海外。

而网络疯传称据美国政府的统计显示,中国部级以上的官员(包含已退位)的儿子辈74.5%拥有美国绿卡或公民身份,孙子辈有美国公民身份达到91%或以上。

2010年两会上,人大代表、著名反腐专家、中央党校教授林哲披露说:从1995年到2005年,有118万官员配偶和子女在国外定居。118万就意味着每个省平均有近4万个裸官,全中国2,000多个市县平均每个市县也有50多人。

前中共政治改革办公室主任、赵紫阳的政策秘书鲍彤接受采访时曾表示,中共高层腐败是不可避免的,除非这个体制发生根本变化。他说,因为每个人都在同一条船上。如果那条船翻了,每个人都掉下去。这是中共的政治体制。

莫言摘2012诺贝尔文学奖

    中新网北京10月11日电 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于11日颁出。中国作家莫言被授予该奖,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再次与诺奖失之交臂。此前村上春树得诺奖的呼声很高,甚至传出了正在准备新闻发布会的传闻,日媒也将文学奖视为囊中之物,认为必将归属村上春树。
    
    多年来,村上春树一直被冠以“离诺贝尔文学奖最近的人”的称号。他曾多次处于各大博彩公司赔率表前三名,却至今未得奖。有评论称,得奖热门作家往 往最终得不了奖评委会认为,既然这个作家已经被这么多人关注了,那就没必要再给一个文学奖了。中国诗人北岛也几乎每年出现在这个名单里。
   
    翻译过41部村上春树作品的林少华认为,村上春树获或贝尔文学奖的可能性比较大,因为他的作品离诺贝尔文学奖标准比较接近。村上春树在国际上的影 响力也较大,他在美国是“最受欢迎的外国作家之一”,在德国有“日本的卡夫卡”之誉,在英国被誉为“世界文学的原声”,在中国也有最广大的读者,作品在世 界各地已有30余种语言的译本。
   
    而曾经获得过诺奖的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却不看好村上春树,他曾表示,如果继我之后还有亚洲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话,我看好莫言。
   
    在今年的博彩网站赔率榜上,村上春树依旧是得奖热门。然而,村上春树本人似乎对诺贝尔文学奖并不感冒。他曾表示,诺贝尔文学奖政治性比较强,我不 想搅和进去,此外,得奖还会干扰生活的私密性。据悉,日本人获诺贝尔文学奖已有2名,包括1968年的川端康成、1994年的大江健三郎。
   
    本文来源:中国新闻网

中共地方官是高危职业 成批非正常死亡

人民网刊登成批非正常死亡地方官: http://leaders.people.com.cn/GB/70110/239211/index.html

薄熙来案何时何地开审 十八大前粤沪可能性最高

薄熙来涉嫌犯下严重罪行,已路人皆知。但胡温何时、何地开审薄熙来,确是目前外界关注的焦点之一。

何时开审薄熙来

日前,北京一位消息人士对《大纪元》透露,中纪委300多人的调查组经过几个月的工作,查出薄熙来涉嫌犯下的严重罪行有四个:包庇薄谷开来谋杀案,以权谋私的经济问题,涉及其他命案,幕后指使盗取人体器官牟利。

该消息人士称,两个星期之后,公诉方将以包庇谋杀案和经济问题对薄熙来进行起诉。

9月18日,全国上百个城市出现50年最大规模的反日游行,不光有公安冒充市民在游行队伍里打砸抢,还出现大量挺薄熙来、高举毛泽东画像和文革标语的红色狂潮,极左组织“乌有之乡”的核心领导韩德强教授还公然两次动手打老人,毛左的嚣张气焰让人们惊呼“文革又回来了”。

有消息称,胡、温、习已觉察到这背后有人在故意搞破坏,藉钓鱼岛事件挑拨民众反中央。

有接近北京高层的分析人士认为,反日游行中多个城市出现“薄熙来是人民的”标语,使胡、温、习、李感到对薄熙来案子必须速战速决,并且绝不能让他翻身,必须在18大之前解决薄熙来问题,消除党内疑虑,保证18大顺利交班。[泛华网注:泛华网9月29日对此有专门报道:薄熙来现在这个结局的真实原因]

9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中共十八大于2012年11月8日在北京召开,此前外界普遍认为,中共十八大将在10月18日左右召开。

时政评论人士唐靖远认为,中共18大从外界认为的10月中旬推迟到11月上旬召开的原因,估计就是为审判薄熙来预留足够的时间,把薄熙来事件解决在胡温时代,为习近平上台清障,为习近平后续处理周永康减少阻力。

9月20日有知情人对《大纪元》透露说,胡、温、习正在调查反日游行中故意打砸抢是否和周永康有关?“如果属实,原本周平稳下台的协议可能出现变化。”

何地审判薄熙来

2012年8月9日,薄谷开来、张晓军故意杀人案被选在安徽省合肥市审理。

对于谷开来在合肥开审,中共官方称,这是为了有效排除、预防审判干扰,同时落马官员级别越高,异地审理的可能性也就越大。省部级高官腐败跨省异地审理,厅局级干部腐败案件省内异地审理,已是相对固定的司法惯例。

外界认为,薄谷开来、张晓军故意杀人案移至距离重庆一千四百多公里的安徽首府合肥审理,并且谷开来已经接受由当局指派的律师为她辩护,表明谷开来已接受法院的预设的审判结果。

而安徽是胡锦涛的老家,省委书记张宝顺亦是团派人马,对于在谷开来案的审理结果的掌控上,能让胡锦涛放心,这估计是偏偏“安排”谷开来去合肥的原因。

9月18日,王立军却被安排在四川成都受审。时政评论人士唐靖远认为,王立军是前重庆副市长兼公安局长,行政级别为省部级,在成都受审也符合中共的潜规则。但更重要的是,四川省委书记刘奇葆是团派大员,胡锦涛的嫡系,在成都审王让胡锦涛放心。

对于薄熙来会在什么地方受审,时政评论人士张粟田认为,估计在上海或广州的可能性较大,因上海的俞正声和广东的汪洋,都是坚定的打薄派,对于审判结果都能掌控,在这两地审薄,也符合中共异地审判的原则。

而唐靖远认为,在北京附近的石家庄和天津,审判薄熙来的几率较高。河北省委书记张庆黎早在1979年,因借调到共青团中央,令他与“团派”沾上了边,而在 2008年,在拉萨“三一四”事件中,时任西藏第一把手的张庆黎姿态强硬,政治立场“坚定”。而天津的张高丽,近来积极向胡温靠拢,天津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另有分析认为,由于近来薄熙来案件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变化,有消息称胡温将以谋反罪审判薄熙来,而目前牵涉谋反的各界人士估计有八九十人之多,因而不排除中共会参照审判“四人帮”一样,在北京组织“特别法庭”,对薄熙来进行审判。

来源:大纪元记者金睛报导

太极拳大师李经梧后人称将逐闫芳出山门

【多维新闻】10月10日是一代太极拳大师李经梧百年诞辰,中国太极拳高手近百人聚集“夏都”北戴河进行纪念,并为大师铜像揭幕。同时,李经梧后任及众入室弟子将怀有“隔空打人神功”的闫芳逐出山门,称“维护国粹尊严,荡涤门内浊流”。

图为梅墨生(左)与太极拳名师项国员(右)一起在铜像前合影。

当日,来自美国、俄罗斯、新加坡、香港的海内外百余位太极拳大师级高手、李经梧后人及亲传、再传弟子,汇聚北戴河奥林匹克公园,纪念李经梧诞辰百年。同时中国当代著名书画家梅墨生捐资铸造的“太极拳大师李经梧”铜像也于当日揭幕。

对于近日太极拳出现“怪象”,众参与者纷纷表达对此现象的不满和驳斥。据了解,所谓“怪现象”是指2012年6月24日网上流传的一段名叫《经梧太 极第一代传人闫芳老师收徒仪式上推手》的视频,这段全长8分半钟的视频展示了闫芳“隔空打人”的神功,即数位年轻人轮番上阵,面对一身白色练功服的闫芳, 有的站着就跌出两米开外,有的伸手就上蹿下跳地大叫。



这段女大师不需肢体接触就能用掌风将多名男子击打得上蹿下跳的“功夫”,被网友讽刺为“像摸了电”、“这不是武术,是妖术”。著名主持人白岩松评闫 芳太极推手隔空打人是熟人间的游戏;也有太极拳爱好者评价闫芳是“皇帝的新衣”。一些质疑者认为,这段视频是师徒之间演练好的,“有本事换外人试试,别自 己人作秀”。有的认为,“气功不是这样的,太极更是以柔克刚为主,以力借力。学过物理的一看都知道是假的”。

身为书画家、李经梧大师入室弟子的梅墨生驳斥当今太极拳“怪”象,称这是功利化的社会、功利化的时尚造成了许多急功近利的现象。真假虚实、鱼目混杂,把真正的太极功夫搞成了云山雾罩,把真的隐藏了,把假的凸显了。他提醒人们有必要辨别真伪、辨别是非,不违背道理去做一些事情。

河北省武术协会副主席、秦皇岛太极拳研究会主席贾仲满则表示,他对“女大师”闫芳的“隔空打人”假推手是否是真的,有自己的看法,也很反感。实际上,即便人具备一定功力、懂太极以后也做不到。把一堆人全给推的东倒西歪,这个谁也做不到,不可能做到那种程度。

唐山市武术运动协会主席项国员痛陈“假推手”事件将中国的太极拳推向了深渊,而且在世界上产生恶劣影响。李经梧次子李树峻等后人委托项国员等入室弟子向社会公开声明:“因为闫芳的假太极拳推手,把中国的太极拳推向了深渊,而且造成的影响极其恶劣,我们一致同意将闫芳开除山门。”

李经梧是20世纪中国杰出的太极拳代表人物,是吴式太极拳、陈式太极拳正宗传人,兼采孙式、杨式劲法,融会贯通,造诣极高。中华全国体育总会顾问、亚洲武术联合会名誉主席徐才评价李经梧是位“深谙太极思想,深研太极拳艺,深修太极道德的太极拳大家”。

闫芳,河北省石家庄人,师从著名太极拳家、新中国第一部简化《太极拳》科教片的演示者李经梧,是经梧太极拳第一代传人,为经梧太极拳著名代表人物之一。因网上流传的一段拍摄于2012年6月24日视频为人所知,被称为“最强太极推手”,掌风能击倒人。


(子清 编辑)

十八大權力斗爭︰還有最後兩個翻盤點

蘋果日報

  對中共高層人事異動多有準確消息的明鏡網,昨日以「驚傳李源潮從常委名單中被剔除」為題報道,中共十八大政治局常委的爭奪戰異常慘烈,原本被看好的李源潮,先是失去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國家副主席之職,再失去中紀委書記之位,最終被剔出政治局常委名單。

  傳李源潮被剔出常委名單

  中組部部長李源潮是胡錦濤嫡系的團派干將,原本是接替習近平現職的大熱人選,但早前傳出中宣部部長劉雲山將取代他,出任國家副主席。劉雲山被視為中共新聞自由的最大殺手,他的晉升是中共對他的獎賞,也打破外界對新領導班子的政治取態將趨向開明、開放的幻想。

  不過,今次中共高層的權力斗爭是1989年後最慘烈的一次,雖然明鏡網報道驚傳李源潮已出局,但不見得是最後定案。參照中共十七大的日程,今屆人事安排至少還有兩個翻盤點,包括可能于本月19日舉行的政治局常委會及31日的政治局會議。

  2007年10月,中共十七屆一中全會選出新一屆領導人後,官方曾披露「中央領導機構人選建議名單」的產生過程,其中最後拍板的是當年9月27日的政治局常委會及10月8日的政治局會議,分別在十六屆七中全會前11日及前夕。其實,這份名單不只包括中共政治局委員、常委,還涉及全國人大、國務院、全國政協、中央軍委的領導人分工,只不過還要留待明翌年3月的人大、政協「兩會」投票確認。

  下周政治局常委會是關鍵

  由于十七屆七中全會定于11月1日舉行、十八大定于11月8日開幕,高層權斗越是激烈,相關會議的日期、議程更改的可能性越小,否則一旦有一方突破死線,人事安排就有破局的危險。因此,新一屆「中央領導機構人選建議名單」勢必仿照上屆日程,由上至下,經政治局常委會、政治局會議、十八屆一中全會通過,李源潮能否翻盤,主要取決于下周的政治局常委會,此後的政治局會議還有些微機會,而一中全會基本上是橡皮圖章。

主刀薄案立功 马馼冲刺18大接掌中纪委

【大纪元2012年10月11日讯】(大纪元记者文君综合报导)中共十八大临近,人事布局受关注,各派角力下,常委人选难产,据信政治局委员也有变数。,胡温习(胡锦涛、温家宝、习近平)做实薄熙来案的背景下,因查办薄案不留情的马馼立功,据海外中文媒体报导,中纪委常务副书记一职很可能落到她头上。

马馼查办薄熙来案得力 冲刺接掌中纪委

10月10日海外中文媒体爆料,马馼在温家宝支持下,向出任中纪委第一副书记的位置发起冲刺。由于中纪委在中共体制内的特殊性,谁能成为中纪委委员,意味着仕途看好;而谁能接替何勇成为中纪委的实权人物,一直是外界关注的焦点。

香港媒体先前也有消息称,马馼因为查办薄熙来案得力,或接替何勇出任中纪委第一副书记,成为在台后掌握中纪委实权的人。

据知情者透露,马馼在中纪委,属于典型的实权派。2010年以后,何勇基本不管中纪委的人事安排问题,一切都由马馼主理。在温家宝支持下,马馼在人事安排上越来越独挡一面。

另有海外媒体披露,1989年8月,从南开大学转入中央政府机关工作的马馼,是被时任天津市委书记李瑞环赏识而带到北京,进入中央机关的少数人之一。马馼是继邓颖超、刘丽英之后,第三位女性担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副书记。

据报导,中纪委及监察部的中高层,都有大批马馼的部下,今后无论谁掌中纪委,都会继续仰重她。

马馼被胡、温、习看中

在查办薄熙来案中,马馼以中纪委副书记的身份担任专案组组长,对薄熙来、周永康等江派人马不留情,因此被胡、温、习看中。十八大后,胡习或将中纪委的实权委以马馼,同时还意味着马馼将出任中央书记处书记。

分析认为,在发生重庆事件之后,中共政局出现了很大的动荡,何勇退休后,胡、温、习为保证薄熙来、周永康等江派人马不会翻身反噬,仍会安插亲信接替何勇掌握中纪委实权,从而对江派余党形成威慑之势,也显露出胡、温、习要将薄案办成铁案之意。

胡温在上台之初,通过收编中纪委副书记、时任监察部部长何勇,很快就掌握了中纪委的实权。

自1997年中共十五大以来,历任中纪委书记尉健行、吴官正、贺国强均是中央政治局常委。而中纪委委员均为副省部级以上高官或军队中的副大军区级以上的高级将领。

中共政权延续到今天,常以收放贪腐来管治官吏。中纪委实际已成为中共政权要挟各级党、政高官的一个机构,一旦掌握了官员的“黑材料”,也就扣住了官员的命门,在生杀予夺之中,使其俯首称臣为己效命。

(责任编辑:肖笙)

习近平已接管最高权力 港媒:翻盘18大布局

【大纪元2012年10月11日讯】(大纪元记者文君综合报导)中共18大前夜,人事布局越发受关注。中共“王储”习近平自“神隐”后亮相,中共政局发生巨大变化,对薄熙来的严惩,和江派近期不遗余力的放风入常名单,到中共大佬近期不断现身力挺胡习中央,外界通过蛛丝马迹,对18大布局有不同猜测。

港媒:十八大常委、委员名单预测

据香港等海外几家中文媒体爆料,中共政治局会议后,十八大政治局的组成人员的基本框架已经成形,常委及委员名单将在本周(10月9日这一周)讨论通过。

爆料还称,外界此前各种猜测都不能为准。常委人数是7人还是9人、汪洋、俞正声、刘延东等热点人物能不能入常,都将在这一周出来最终结果。

目前多家海外主流媒体报导,流传最为广泛的十八大政治局常委名单及职务版本为:习近平: 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李克强: 国务院总理;张德江: 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刘延东: 全国政协主席;李源潮: 副主席;王岐山: 常务副总理;汪洋: 中央纪委书记。

习近平已接管最高权力

习近平已经全面接管最高权力,主持十七届七中全会和十八大的筹备。

中共18大于11月8日举行前,中共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人选可能名单已传出多个版本,除习近平、李克强外,现任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副总理兼重庆市委书记张德江、中组部长李源潮、副总理王岐山、天津市委书记张高丽、中宣部长刘云山、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等人,都是“入常”的热门人选。

而在港媒提供的名单上,以往入常热门人选俞正声,汪洋和刘延东均不在其上,代之的是有江派色彩的张高丽、张德江、刘云山。

这家港媒10月9日报导称,中共大佬们围绕十八大人事布局出现严重分歧,原定政治局常委人选又出现新版本,有“铁定”入局者可能“出局”。

有分析称,入常热门人选汪洋未在此常委名单中,但随着薄熙来被“双开”,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团派大将汪洋在薄熙来问题上立场坚定,率先表态“坚决拥护”中共高层倒薄,政治上给自己加了分,十八大入常仕途看涨。

据消息,胡锦涛已经掌握了六成以上的人事主导权,加上中共元老愿意帮忙,汪洋入常还是有很大机会。

习近平“神隐”14天 18大布局大翻盘

9月1日,中共王储习近平被传出“背部受伤”,不能会见包括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内的三个重要国际访问,到9月15日习现身农业大学参加科普日活动,整整14天的“神隐”引发外界猜测不断。

大纪元报导,习近平的消失是因其在8月底的政治局会议上正式向中共中央请辞,并称只愿意做中央委员,参与党建。此决定震惊中南海,经各派评估习请辞的后果,得出的结论是,如果习近平真的不干了,中共将立即崩盘。

习近平请辞的消息就像是一个巨大的炸弹,中共元老们开始纷纷出面调停。乔石、李瑞环、朱镕基和在党内相当有势力的叶家代表叶选宁等都罕见达成默契,纷纷出面对习近平做“思想工作”,并表态支持习近平。

在习近平“神隐”的14天内,最终定下的内容有:“十八大”时间表、无论从政治还是其他方面薄派都不能再“翻身”。同时,习近平中止了“京西宾馆协议”。

今年5月初,200名中共高官参加了京西宾馆的会议,胡锦涛在这个会上定下了方针,周永康形同“裸退”,交出权力,失去了指定政法委接班人的权力,让周永康与薄案切割,只等着“十八大”后下台。同时,中南海高层达成“默契”,周永康可高调露面来营造表面的“和谐”、“稳定”,以确保“十八大”权力顺利交接。

周永康表面“答应”了,但背后一直暗算习近平、胡锦涛,让习近平一度非常被动,钓鱼岛事件让胡、习与周永康之间的“协议”流产,周永康面临再“定位”,薄熙来受审的情况,随时会延烧并抓捕周永康。

9月7日,通过路透社向国际社会传递出中南海新的政治信号,习近平在和胡德平会面时候宣称“不是薄熙来朋友”、“强调改革”。胡温和习李的联盟更紧密、中共幕后主要大佬达成一致支持习近平接班。

李瑞环等元老打响18大前哨战

10月7日,支持倒薄的中共元老李瑞环和原中共国务院副总理吴仪现身2012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决赛现场,现任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北京市代市长王安顺分别陪伴左右。

作为中共体制内的元老,李瑞环被外界称为江泽民的“克星”,在中共十六大上受江泽民蒙骗退休之后,李瑞环在公开场合对江泽民的态度表现强硬,并在2009年帮助胡锦涛阻击了江泽民仍想主导十八大人事布局的意图。

法广10月7日引述法国的中国问题网站就此议题发表署名让‧保罗‧亚星的长篇社论称,重庆事件薄熙来案发后,就在江派人物呼吁从轻处理薄熙来时,乔石则要求杀鸡儆猴、以此为戒。

大纪元报导,在习近平即将接任中共总书记前夕,“太子党的精神领袖”叶选宁同习近平结盟,并宣布将3,000太子党伏兵移交给习近平指挥。据悉,习、叶两家两代交好,当年叶剑英之子叶选宁是习近平父亲习仲勋的下属。上下属加之两代交情,小叶对小习倾力相助,帮忙拉拢众多军头。

大纪元报导,在胡、温、习中央宣布对薄熙来“双开”处理前几天,海外几家亲江系媒体突然高调报导,江泽民9月22日晚“现身”国家大剧院观赏戏剧,亲江媒体还给此假新闻配了两张图片,被外界分析认为是极粗糙的PS假照片。

(责任编辑:肖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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