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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5月24日星期五

叶永烈曝江泽民“001工程”内幕 被列入“内控”名单

《真实的江泽民》(7)
叶永烈曝江泽民“001工程”内幕 被列入“内控”名单

第一章第六节 “此地无银三百两”

江是第一个在位出版传记的中共总书记。一般铁幕后面的独裁者很少有在世时出版传记的,因为这会涉及“党和国家的最高机密”。要给江泽民写传,需要深入上层,需要阅读若干材料--包括一些不准让普通中国人知道的“机密”材料,还需要采访一些高层人士或亲近人士。

还是洋人好忽悠

奇怪的是,江的传记要外国人来写。而且不怕“泄露党和国家的最高机密”,并且“主动配合”,两度由西方人撰写传记。

第一本《江泽民传》是由明镜出版社出版、由中国问题专家加拿大人杜林撰写的。他开始写这本书是因为在厕所里碰到江泽民一回,”激发了“能说一口流利中文的杜林要写《江泽民传》。

杜林在“前言”中说:虽然我不能说这本书瓜熟蒂落在那间厕所里,但我和江的偶遇的确让他在我脑中鲜活起来,单单追踪官方色彩甚浓的中国媒体,有时是难以形成这种印象的。那时我正在考虑探究这个人的一生,他在位六年,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生活的轨迹却鲜为人知,记者学者们都很少涉及。而我和他的一面之交,督促我快马加鞭。我完成这本书的时候,江已经执政十年,邓小平早已故去,很少有什么可以指引我们去了解江泽民。

杜林还说:为谨慎起见,我仅采用(中共)官方消息来源和第一手资料。我经常引用的两家香港杂志,《镜报》和《广角镜》,都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员出版,有官方背景支持,它们也是唯一两家在大陆发行的香港杂志,我视它们的消息具有可靠性。我将这两本杂志和中共在香港开办的《文汇报》和《大公报》当做“官方”消息来源。

事隔几年,2001年再次由美国人库恩为江泽民立传。库恩既不是传记作家,也不是记者,更不是中国问题专家,他是美国花旗银行执行董事,花旗银行在中国开设了分行。

穿帮

《亚洲周刊》刊载了传记作家叶永烈写的“我和《江泽民传》书内书外的秘密”一文,披露了其中的内情和写作的前后经过。叶永烈说,2001年3月12日,他接到北京的长途电话,自称是中共中央直属机构的某办公室Y先生,有要事相谈。叶即赶往北京,被告知将与美国人库恩一道共同写作《江泽民传》,由于这是一个很敏感的任务,以“001工程”作为代号。现在库恩想找一位中国作家合作,叶被当局物色为第一人选。

叶文中说,Y先生谈了写作《江泽民传》的缘起,说目前海外出版的各种各样的《江泽民传》很多,但内容不是东拼西凑,就是反华反共,影响很坏。必须在海外出版一部观点正确、史实准确的《江泽民传》。他们办公室负有对外宣传的责任,但不能以官方的身份直接出面组织写作《江泽民传》。正好库恩作为美国的友好人士,主动提出写一部英文的《江泽民传》,由美国出版社出版。于是某办公室便挑选叶永烈作为合作者,以便使书具有民间色彩。

从Y先生的谈话中,叶永烈以为写作《江泽民传》的始作俑者,并非江泽民本人,而是中共中央直属的这一对外宣传机构。他们“自下而上”进行操作,希望能够得到“江办”的默许。这与当年毛泽东直接与斯诺谈话、江青直接接受维特克夫人采访全然不同。

叶永烈随即花了两天时间和库恩及其助手讨论了《江泽民传》写作计划和采访名单。随后,叶返回上海又起草了有关《江泽民传》的设想、3000字提纲和15页年谱,大量参考书目及百余人的采访名单。库恩对此表示满意。双方的合作最初是很顺利的,不过在起草计划书的过程中产生了分歧,上面写明“库恩是单独的作者”,而叶永烈只是“首席采访者兼首席研究员”。

叶永烈认为他是上海作家协会的专业作家,应该坚持中国作家的尊严,他和库恩是对等的合作者,而不是“雇主”和“枪手”的关系,所以无法在《江泽民传》的计划书上签字,双方的合作也就此中止。事后有关人士告诉叶永烈,其实这不是库恩的意思,而是“上面的意见”,因为上面认为由一个外国人出面写《江泽民传》比较合适,希望叶不要再坚持两人共同署名。

据叶永烈透露,库恩曾跟他有过这样一段谈话:“‘你的谈话,你提供的《江泽民年谱》以及其他许多资料,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不过,后来我们没有合作下去,原因错综复杂,并不都是他所能左右。”“说到这里,库恩叹了一口气,说了句真话:‘中国是一个黑箱子!’他对于‘黑箱操作’,无可奈何!他表示,彼此不能合作下去,不是他的原因,而是那个‘黑箱子’。”

库恩的上述言词,无疑在告诉叶永烈,整个传记的写作过程就是一场黑箱作业──欺骗世界的。那么一个喝着民主自由奶水长大的人,这位国际知名的投资银行家、企业战略家突然对写作传记发生了兴趣,而且要通过该传记颂扬一个在中国上下人人皆骂的东西,明知是黑箱作业却还要违心地与中共继续合作下去,其中内由就不能不令人深思!

写《江泽民传》是无法回避赵紫阳的,按理说作者就该采访采访赵紫阳。赵紫阳“去职赋闲”,就住在北京市富强胡同六号,很好找,又有的是时间和你聊,可是库恩就是不去惹那个麻烦。库恩也决不去采访天安门母亲丁子霖,不去采访异议人士和维权活动的代表人物。镇压法轮功是江泽民在任内干的一件大事,但作者也不去采访采访受迫害的法轮功。作者的“觉悟”高到这个份上,这本书还能有多少价值,有的是什么样的价值,也就可想而知了。

北京政界权威人士透露,叶永烈文章模糊提到的“中央某部门”系国务院新闻办(对外叫中共中央对外宣传局,一套班子两块招牌),Y先生的真名是新闻办辖下的局长杨扬。杨扬是高干子弟,曾留学美国。

据一位公检法要人披露,《亚洲周刊》叶永烈文章引起一场政坛风波,上面“龙颜大怒”,叶永烈旋即被列入“内控”名单。

能骗一时算一时

《九评共产党》里有句名言说中共“以谎言为暴力的润滑剂”。今天中共统治的合法性需要从西方来证实。一方面用定单,公关手段讨好西方;一方面要玩起“出口转内销”的宣传手段。这比传统意义上的原教旨主义的中共更狡猾,更与利益相关。

江无疑娴熟“出口转内销”的宣传手段。2005年初由库恩(RobertLawrenceKuhn)撰写的《江泽民传》中英文版同时在海内外推出。果然,大陆媒体广为宣传,上海《解放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用一个整版摘载《江泽民传》,称库恩为“新时期的斯诺”,一语道出了大陆媒体炒作的玄机。库恩用充满人情味的描述把江的历史功绩与邓相提并论,然后说“他有时会作出过度的反应,就像在对待‘法轮功’问题上。有时他的反应又力度不够,就像刚开始对待‘非典’时那样”。好像轻轻一句话就可以把一场文革式的迫害带过,几万活摘器官的罪恶就可以“忽略”了。

当然中文版对英文原作有许多删节,应该把这两个版本叫做国内版和海外版,一个是骗中国老百姓的,一个是哄骗老外的。

现在是互联网时代,这种掩耳盗铃的小把戏有什么用?这点江当然明白,反正是能骗一时算一时,能骗几个算几个吧。

由前所述,中国二战史学者吕加平自2003年起揭露江泽民的生父是日本侵华期间的汉奸,江泽民本人也做过日伪汉奸;五十年代留学苏联期间,江泽民还被克格勃发展成线人。

2003年3月12日,出席中共人大会议的江泽民参加了湖北省代表团的讨论。江泽民说:“1966年至1970年我在武汉锅炉研究所当所长,当时正值文革,……,造反派把我的档案查了个底朝天。也好,证明了我历史清白。”身为总书记,他有必要表白自己“历史清白”吗?这是在说自己历史清白还是不清白呢?

1999年12月11日《人民日报》报导,江泽民同叶利钦在北京签署了中俄边界议定书。库恩写的传记中却找不到这次会晤的一丝踪影。大家知道,江泽民是连何时何地给谁唱了一首什么歌儿这些鸡毛蒜皮的事都要在传记中隆重写下一笔的,他跟其他国家领导人的会面更是一个不落了,为何偏偏漏掉了同叶利钦签署领土边界这样有关民族社稷的大事呢?

流亡在美国的民主运动人士伍凡先生说:“怎么可以证明这一点呢?我们看,到了中国和俄国签订边界条约的时候,他和俄国总统叶利钦签订了条约,把中国北方的领土,大面积的150万平方公里,拱手出卖给俄国。他是最大的卖国贼,并且这件事情他没有向全国公布,也没有向中共党内广为传达。”

江泽民在传记中为自己贴金的词汇里,出现频率最高的就是充斥满书的“爱国”二字了,甚至他上日伪大学的那一段历史的题目就叫“我是一个爱国者”。一个基本事实是,江的生父是替侵华日军做事的汉奸。在江泽民参加工作后的一生中,甚至他让人写的传记里面,都对他的生父唯恐避之不及,只有寥寥一句“生父于1973年去世”。

前面提到江泽民在13岁时被过继给了已经死去的共产党员叔父江上青。江泽民21岁大学毕业,13岁到21岁这“被过继”的8年间,是谁供养着江泽民呢?按江上青女儿江泽慧对库恩所说,江泽慧一家是“无尽的贫穷饥饿”,那么是谁替江泽民交纳高昂的学费去读贵族中学和南京中央大学,是谁让他在兵荒马乱物价飞涨的年代能够去学琴棋书画,是谁让他在离开校门不久,就可以在上海滩开着美式吉普车狂兜(库恩书中所言)?在这二十多年中养育他的,难道不是他的汉奸生父吗?

(节选自《真实的江泽民》第一章;作者:《真实的江泽民》联合写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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