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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6月2日星期日

揭秘:死于戒严军人枪下的第一个六四遇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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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9年6月3日22时(续)

  在天安门广场,张伯笠,26岁,北京大学作家班学员、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副总指挥,他兼任刚开始宣布成立即告终结的天安门民主大学校长。天安门民主大学办学的宗旨是:民主、自由、法治、人权。

  数名知识分子赶来祝贺,并对天安门民主大学的成立作了热情洋溢的致辞。“他们感性的演说博得了一阵又一阵热烈的掌声。在一片掌声中,北京的天空变得又红又亮,”张伯笠写道,“我发现,那是带感光的枪弹和地下的火光的辉映形成的。”

  张伯笠“在雷鸣般的掌声和远处震耳欲聋的枪声中”开始了他的短暂演说。“天安门广场是我们的课堂,”他说,“天安门民主大学是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  与此同时,军队边以装甲车、坦克强行开进边开枪射杀拦阻的市民和学生的噩耗不断传来。

 
    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总指挥柴玲,祝贺民主大学开学。并告诫广场上的同学们:“我们是和平请愿,和平最高的原则就是牺牲。”

  同学们就这样静静坐在那儿,躺着等待牺牲……

  外面有几个喇叭的篷子里面,放着《龙的传人》歌曲,同学们和着歌声唱着,眼里含着泪水。大家互相拥抱着、握手着,因为每个人都知道,生命最后一刻到来了。

  为这个民族牺牲的时候到了。(“柴玲忆述屠杀经历”,《悲壮的民运》,明报出版社有限公司,1989年版)

  在人民大会堂,陈光,北京军区陆军第65集团军戒严士兵,此时正在待命。

  后来,他在日记中写道:

  大会堂的一至三层都住满了军人,连楼梯上也都是人。

  上面下令可以原地就坐不能睡觉。因为随时都可能出发。每人发了两匣子弹,子弹要上膛,要把保险关上。气氛太紧张了,每人都处在高度紧张的状态。楼下传来了枪声,说是38军一个士兵枪走火了,打伤了一个人。

  这时,外面广场上学生的唿声一浪接一浪。

  从早上到现在没有吃东西了,大会堂里面更没有可吃的。

  偶而能看到几个女服务员推着餐车往军长住的地方去。军长住在东边的楼梯口拐角的地方,那里搭建了个临时帐篷,往上就通到三层大会堂的露台了。

  看到服务员推餐车经过,有些士兵就开始吹口哨。结果,引来了整个大会堂里的士兵都吹起了口哨。女服务员不好意思地低头推着餐车往前走。好多士兵更是“嚣张”了,故意大敞着厕所的门,在里面洗裸体澡,有意识地要女服务员们看到。

  更可气的是,军长吃饱了饭,挺着大肚子,带着墨镜,身后跟着5个1.9米身高、胸前挂着微型冲锋枪的护卫。还有好几个漂亮的女兵紧跟在后面,在大会堂里走来走去的。

  中间,我和李干事一起去拍照片。我背着一挎包胶捲和照相机镜头。到二楼、三楼到处去拍,甚至到领导们指挥室里。后来,我们爬上了大会堂的楼顶,一眼就看到东、西长安街和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

  广场上已经沸腾了。学生们四处奔跑着。有的聚集在一起高喊着口号。

  这时候,北京市政府和戒严指挥部的“第一号令”在广场上空播放:“广大市民和学生们,北京市已经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一小撮破坏分子煽动学生疯狂地 攻击我人民大会堂,向我人民大会堂和解放军、武警战士投掷石头和燃烧瓶,致使我多名解放军、武警战士受伤!现在请学生和市民马上离开广场,否则一切后果自 负。” (《原戒严部队士兵1989年广场日记》,陈光,观察网,2009年6月4日)

  在北京新华通讯社总社,国内新闻部主任张万舒写道:

  晚十时,解放军分社社长刘回年来到社长穆青办公室,说:“最高层已下命令:鸣枪示警,镇压暴徒。”

  我们一听,面面相觑。

  随后,前线记者来电话说:在军事博物馆路口,防暴队大放催泪弹,一片火光沖天,吓退了人潮,伤了不少人,大部队乘势向木樨地推进了一步。

  紧接着,电传来北京市人民政府、解放军戒严部队指挥部的第二份“紧急通告”:……一些暴徒、流氓、地痞、打砸抢分子乘机扩大事态……引起了广大市民的愤 慨,强烈要求采取强有力措施,绝不能让他们认为政府软弱可欺,对极少数暴徒绝不能手软。(《历史的大爆炸:“六四”事件全景实录》,张万舒,香港天地图书 有限公司, 2010年版)

  屠杀见证人王晓明,站在距西长安街约3公里处的一栋十五层的楼上。

  由于从此楼到西长安街之间没有高层建筑物,所以,他“可以一直看到军事博物馆的顶盖”。

  他看到从公主坟环型交叉口至军事博物馆前腾起了一串烟雾。

  后来,他知道是解放军在发射催泪瓦斯弹攻击阻挡前进的人群。“此时从西长安街方向传来众人的呐喊声,”他写道,“从声音中听得出西长安街上挤满了人。”(《目击实录》,王晓明文,华夏文摘增刊,1994年“六四”五周年专辑)

  根据目前所见到的资料显示,第一个死于解放军戒严部队军人枪口下的六四遇难者是宋晓明,死亡的时间在1989年6月3日晚上10点钟左右,死亡的地点在五棵松路口附近。……

  宋晓明是中国航天部第二研究院二八三厂的技术工人,遇难时年仅32岁。中国航天部当时总共拥有三个研究院,第二研究院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的五棵松附近,主要研究的是火箭的控制系统。(《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吴仁华,香港真相出版社, 2007年版)

  在党的喉舌《人民日报》社,夜班的电话开始不断响起。

  “有记者从街上打来的,有住在城里宿舍的同志打来的,也有一般群众打来的,大都是报告军队进城路上开枪的情况。”副总编辑陆超祺写道,“也有在海外的同胞听了外国通讯社广播后打电话来证实的。”(《六四内部日记》,陆超祺 着,香港卓越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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