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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5月21日星期二

平安可能遠不僅僅是溫戴兩大家族的金庫

《大事件》特約記者  胡光偉



平安平安,溫戴族無恙

   由於公司戰略調整,2012125日匯豐控股有限公司與正大集團簽訂協議,正大集團購買匯豐所持15.57%國平安H股股權,交易規模折合93.85元,此舉將使正大取代匯豐,為平安第一大股東。匯豐從2002年入股平安,持有其10%股份,此後,通過陸續增持,成為持平安15.57%的第一大股東。

 

   正大集團。

    2012127日,平安發布了《簡式權益變動報告書》,這份文件透露了股東股權交易資安排方面的重大變化。這份文件說,交易分兩步走,第一步152億港元(約合18.77億美元)的現金交易已完成,及股權約3.5%;第二步交易總額為575.36億港元,將由現金加國開行的貸款完成,但交易需要得到中國保監會的認可。就在這筆交易進行的同時,財新記者獲知:國開行發現正大集團背後的其他資金另有其人,斷叫停了440億港元貸款貸款。隨後按照內部程序,國開行就貸款發出風險提示,並將情況告知保監會。據20106月開始實行的保監會《保險公司股權管理辦法》第八條明文規定,何單位或者個人不得委託他人或者接受他人委託持有保險公司的股權。

    20121224日,財新《新世紀》刊出封面報導“誰買平安”,捅出在匯豐和正大的平安股權交易中,正大集團後另有其人,這個人叫肖建華。《時代週報》的《明天系掌門肖建華調查》介紹說,“少年才子”、“中國金融大鱷”肖建華15歲考上北大法律系,18歲成為北大學生會主席,27歲成為上市公司總經理,30歲掌控四家上市公司,成就了明天系資本帝國。法廣的報導中特別提到肖建華繼湧金系掌門人魏東之後,益著力栽培的第二個“學生”,王益曾任薄一波的秘書、證監會副主席與國開行副行長,而20104月,王益以受賄罪,判處死刑。

 

   肖建華是曾慶紅的家族利益的代

   家媒體也提到肖建華背景神秘,市場上幾乎無人知道肖建華的底細。他旗下有信託、銀行等多個金融機構照,從事跨境金融交易,近年來與平安集團董事長馬明哲過從甚密,也與許多太子黨交好。肖建華有句口頭禪:“每個人都有價碼,北京每個太子黨都有價碼。”許多別人操作不可能獲批的,他卻可以成功達成,“很多大佬準備好的併購,都在他插後迅速退出,給他讓路。”
  華早報》110日的報導說,匯豐可能沒有想到的是,售賣平安股票一事,正把自己推向北京權力鬥爭的中心。《南華早報》的這篇報導還披露,就在125日匯豐宣布這筆交易後二個星期,來自正大的深喉給一位香港記者打電話,披露這筆買賣的真正買家不是正大,而是肖建華。這位深喉說,肖建華是曾慶紅的家族利益的代表,此外,香港的另外一位記者也收到了同樣內容的電話。在推特上一直關注平安動向的推友“平安保險員工新豪時維權@xinhaoshi”說:“如果是真的,那麼財新最近關於“誰買平安”的報導,應該是王岐山借胡舒立放風!山雨欲來、風滿樓。”
   就在《新世紀》報導揭示肖建華參加此一交易後,正大集團副董事長謝炳於20121226日專門約見了財新記者,稱正大集團完全具備資金實力,可從“全球15個國家調集資金”。謝炳還透露,他認識肖建華,肖氏也曾有意加入此次收購,但正大最終未接受其要求。
   在意識到國開行中止貸款已成定局之後,正大集團宣布四家附屬子公司“以自有資本金購買匯豐持有的15.57%中國平安12.328H股股份”。這四家公司為正大集團於20129月,為收購平安股權專門在英屬維京群島(BVI)註冊,各自資本金均為五萬美元,總額20萬美元。不足一月後,這四家子公司的註冊資本迅速從各自五萬美元,躍升至20億至35億美元不等,這就是正大購買中國平安股股份的“自有資金”。但據《新世紀》追蹤正大集團近年的財務報表發現,這實際上像是一樁蛇吞象買賣,正大集團以自有資金無法完成平安股權交易,這是市場的普遍看法。正大2011年總資產折合62.32億美元,淨資產美元42.73億美元,營業收入5.46億美元,淨利潤1.45億美元。
  查辦溫戴家族是天方夜譚
  《新世紀》引述來自不同大型機構投資者的數個消息源稱,在第一筆152億港元資金中,有三分之一左右來自泰國他信家族,其餘部分來自由肖建華領銜的中國內地投資者。
21日,中國平安保險發布公告說,中國保監會已經批準同意匯豐保險控股與香港上海匯豐銀行將所持的9.76H股讓售予卜蜂集團屬下的四家公司,而正大集團是卜蜂集團的母公司。匯豐在獲得批覆之後通報香港證券交易所,交易已在26日完成交割。
     115日,美國的中國數字時代披露的消息,中宣部下令:“對正大收購平安股份相關問題,請各媒體包括網站、微博一律不報導、評論。”
   分析人士認為,從匯豐─正大─平安股票交易的故事看,此前香港《太陽報》披露的國務院已派遣相關人員入駐平安集團進行檢查之事難以為真。從《紐約時報》的報導到最新匯豐平安股票的交易,都說明一個道理:平安這個池塘的太深,平安這顆大樹下乘涼的權貴太多,而且,平安還可能遠不僅僅是溫家寶、戴相龍兩大家族的金庫。如果平安平安,指望當局查辦溫戴家族成員在平安股票買賣中可能涉及的犯罪絕對是同天方夜譚。
 
  “六四”衝擊波導致中共發出《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近期做幾件群眾關心的事的決定》。

   權貴們這樣才能倒下 
    1989年,在經歷天安門廣場一場血的代價之後,中共在728日 發出了《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近期做幾件群眾關心的事的決定》。在這個《決定》中,有權貴們經營的五家官倒大本營公司受到致命打擊,其中康華髮展總公司、 中國工商經濟開發公司、中國農村信託投資公司被撤被合併,中國國際信託投資公司被重新核定經營範圍和資金,光大實業被整頓。此外,也嚴格禁止幹子經商。首當其衝的是中央政治局、書記處成員和國務院常務會議組成人員的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他們被禁止不得從事流通領域的經營活動、不得在流通領域公司任職、兼職,凡有任職、兼職的必須於198991日前退出。
   現在回想起來,如果沒有天安門那場運動、如果北京的天空中沒有仍未散淨的百姓的鮮血味道,康華公司絕對是中國目前最大的權貴公司。(《事件》第18期)

孔庆东六四时曾当中共线人 赵紫阳大秘曝内幕

    “六四”纪念日临近,新一轮舆论风波再起。虽然“六四”相关词汇还是中共当局的重点监控对象,中国大陆新浪、腾讯等微博平台继续严密屏蔽,但各种说法和平反的唿声还是通过各种渠道从港媒和西方媒体流出来。好比在应验一个亘古不变的箴言——越是敏感的,越是吸引人的,也越传播得快。
      
    最新两个比较刺激眼球的说法,一是来自于前“六四”学运领袖封从德,一是来自于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政治秘书鲍彤。曾在“六四”期间当选北京高校自治联合会主席、绝食团及广场指挥部副总指挥的封从德,在20日出版的《六四日记——广场上的共和国》增订版中透露,中共曾派员到他身边或逼他身边的人做线人“工作”,部分人还向他承认了。此外,封从德还以“内蒙古开鲁县公安局长3%是线人”为由头,推算出中共应有4,000万线人。
      
    4,000万线人,刺激眼球的数字,加上能充分表达中共暗度陈仓的“线人”举措,自然很快引来了西方媒体的疯传。早在“六四”事件发生后,动用武力清场的行为令中共形象跌入谷底,国际形象大为受损。此后很长一段时间,稍有关乎中共专制的风吹草动,便会很快掀起一阵旋风。每一次,“六四”都会被提及,被推至前台。
      
    中共当局对“六四”闭口不谈,封从德可以尽情发挥。这还不够,封从德还揭开了北京大学教授孔庆东的老底。按照封从德的说法,孔庆东“并非学运最初站出来的同学,而是中途在一次代表性及程序皆有问题的选举上,忽然现身,却能以最高票当选北大筹委会召集人,随后就拼命阻拦四二七大游行”。学生到后期才知道,孔庆东是中共党员,且是官方学生会主席。封不敢断定孔庆东是否线人,但质疑孔为何在“六四”后未受牵连,且能留在北京教中学,“积极参与组党”,许多与他一起组党的人被判刑五至十七年,但孔庆东不仅无事,后来还能成为北大教授。这下,曾经被孔和尚以“港狗论”侮辱的香港民众,总算可以挺直腰杆口水与唾沫齐飞了。
      
    另外一个数字,出自赵紫阳政治秘书鲍彤之口。鲍彤在一段已被运出境外的视频中直言,“六四”惨死人数高达2,000多人。同时还将愤怒的口水吐向了诟病不断的中共身上,“中共用武力镇压手无寸铁的学生是犯了‘反人类罪’,而且是一‘天大冤案’,不能一句‘平反’了之,不能由决策者自己改正自己。”
      
    借此契机,这位政治秘书还不忘替“主子”赵紫阳喊冤。而被鲍彤形容为冤案的“冤”,包括了赵紫阳被污蔑向到访的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出卖”邓小平、被指暴露邓小平是出兵镇压学运的决策者的实情,以及其本人被指向天安门学生泄露“军队要戒严”的机密。
      
    在当局的强力舆论管控下,民众已经练就了如何使用暗语,以及如何借零星消息读出中央意旨的本领 。前有大陆电影网现平反“六四”剧照的乌龙,后有央视剧目被指寓“六四”的揣测,再加上中共官媒集体在胡耀邦逝世24周年之际发出悼念之词,于是,新一波“六四有望平反”的民众期待,瞬间爆发并急速散播开来。
      
    究竟是中共有意释放平反信号,还是从一开始就只是围观民众一厢情愿的想法?在各大门户网站的微博搜索栏中输入“胡耀邦”,得到的结果仍然是“依照政策规定不予显示”的温馨提示。新华网、人民网、《解放日报》、《中国新闻周刊》等虽则先后以组图或长文表达对胡耀邦的纪念之意,但面对与胡耀邦捆绑出现的“六四”问题,众媒体要么避而不谈,要么顾左右而言他。如《中国新闻周刊》长文提到了“六四”民运人士王丹、方励之等,但通篇却并未直言“六四”之如何,绕道而行的意向昭然若揭。所以,从解禁和悼念胡耀邦的事实出发,并不能天然地推出“平反六四”的结论。
      
    至于封从德及鲍彤之言,只不过是信息饥渴阶段的必然产物。一方面,“六四”纪念日临近,海外民意声音如期而至;另一方面,发声者也在借“六四”之际狂揽眼球和民意,这也是为何封从德会在五月底推出新着增订版的原因。总结一句话:各取所需,“六四”只是个屡试不爽的幌子。
      
    围绕中共在“六四”问题上会否态度转向的讨论,早在异见人士方励之去世时就曾掀起一阵热烈讨论。彼时,正当大陆媒体集体噤声之际,《环球时报》首开“绿灯”,针对方励之逝世牵出的敏感问题进行评说。此举被外界冠之以“难得的进步”的同时,也引发中共或将转变在“六四”问题上一贯立场态度的广泛讨论。时隔一年之久,相关讨论还在继续,被寄予厚望的既定立场和态度却还如铁板一块。
      
    一波三折。好比中央定调“六四”时的数次变化,即从反革命暴乱、动乱,到最后的严重政治风波。不过,距离“六四”周年纪念日仅剩半月时间,不仅惯于在此事上发声的西方媒体热情骤减,更遑论中国国内的讨论了。
   
    本文来源:多维

朱令案:互联网救助——童话还是骗局?

张耀杰:普世价值的内在逻辑

所谓“人权”,就是主体个人充分实现自己以人为本的价值要素、价值谱系、价值信仰的主体权利,包括个人生活领域的自由自治、财产私有;当事双方的意思自治、契约平等;公共生活领域的一人一票、民主授权;政治制度领域的宪政限权、依法监督;人类共同体超越国界的自由交往、博爱大同;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生态平衡。人类共同体的普世价值六要素之间环环相扣、相辅相成,构成缺一不可的内在逻辑。

马国川先生编著的《中国在历史的转折点:当代十贤访谈录》,是反复采访十位年逾八旬的历史老人的文字记录。这十位老人分别是生于1929年的茅于轼、高尚全;生于1930年的吴敬琏、厉以宁、江平、资中筠、余英时、李泽厚、许倬云;生于1931年的袁伟时。他们都曾经在民国时期接受过相对自由的学校教育,站在新一轮的历史岔路口,他们所面对的共同问题,却依然是100多年前的“中国,该何去何从?”

在访谈录《重启改革议程》中,经济学家吴敬琏给出的主要是技术操作层面的改革路径:建立法治、推进民主和实行宪政。

在《我与股份制》中,经济学家厉以宁给出的同样是技术操作层面的改革建议:计划经济体制有两个重要支柱:一是政企不分、产权不明的国有企业体制,二是城乡分割、限制城乡要素流动的城乡二元体制。这两个支柱支撑着计划经济的存在和运转。对前者的改革还没有完成,对后者的改革刚刚破题。所以要继续进行改革。

在访谈录《中国法治30年》中,法学家江平给出的主要是价值层面的路径药方:“改革开放30年,无非就是两个主轴:一个是市场,一个是法治。……我认为,在今天,市场经济和法治更多是在和国际趋同。……我觉得法治精神中最基本的无非是民主和自由这两个基因。……对我来说,60年前是要为民主自由而努力奋斗,今天这个任务还仍然存在。当然,我认为中国的民主进程只能循序渐进,只能在目前的体制内来进行。”

既然有“体制内”,自然就有“体制外”。那么,“体制内”与“体制外”要不要共同遵守现代工商契约及民主宪政社会所普遍遵循的契约面前甲乙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价值信仰和价值常识呢?体制外更加广大的本国民众,难道就是只能遭受制度性身份歧视而没有资格享受体制内民主权利的贱民么?自称“我只坐在法律一边”的江平教授,为什么转过身去就坐到了“目前的体制内”的另一边呢?难道所谓的“民主进程”,可以撇开遭受制度性身份歧视的体制外民众去单边片面地加以推动吗?

作为一名曾经在“反右运动”中遭受过残酷迫害并且为中国的法治建设做出过重大贡献的法学家,有一些话江平教授可以不说或者不敢说;但是,公然歧视出卖体制外广大民众的人权尊严的背叛价值常识、突破文明底线的低级话语,是无论如何不应该从一位法学泰斗的嘴巴里面说出来的!

与江平明确表现出“体制内”的身份优越感不同,茅于轼在《自由的扩大与中国改革30年》中自我介绍说:“我是一个民间的学者,我的印象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感受到的一些问题。改革有什么不足?第一个问题是人治还是法治的问题。如果我们法治同样跟经济改革一样进步的话,今天大部分的社会问题就不存在了;第二个问题是舆论监督。我们的言论自由还存在一些障碍,所以不能充分发挥舆论的正常作用;第三个问题就是地方政府的趋利化。地方政府特别关心自己的利益,有点儿权就拿来为自己的利益服务。……真正的经济学家一定是一个自由主义者,赞成控制的经济学家不是真正的经济学家,是冒牌的。”

“真正的经济学家一定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同样道理,真正的法学家也必须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公然强调“只能在目前的体制内来进行”所谓“民主进程”的江平先生,至少在屈从于现行体制的身份歧视方面,是严重违背真正的法学家的职业伦理的。正是基于自由主义者的“民间”立场,茅于轼为中国改革提议的路径方向是:

“从计划经济的不自由、不平等,变成一个自由、平等的文明国家,我们现在还没有走完这段路。改革的方向是什么?在我看来,是继续扩大人们的平等,也就是对人权的尊重。”

“如果用一句简单的话来猜测,我认为取决于政权和人民双方如何处理彼此的关系。如果政府对变化采取宽容态度,人民有足够的耐心,这个过程在中国也许能在三四代人之间完成。操之过急只会把事弄糟,民主既要清除任何超越于法律之外的特权,也要建立一套对话解决的规则,在发生矛盾时通过谈判解决。民主的精神实质是在平等基础上的妥协折衷。”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哲学名著《美学》中谈到包括中国戏剧在内的东方戏剧与以古希腊悲剧为经典源头的西方戏剧之间的本质性区别时,给出了一个本体论意义上的以人为本的戏剧定义:戏剧表现的是“自由的个人的动作的实现”。在黑格尔眼里,中国社会只有“一种戏剧的萌芽”,这种处于萌芽阶段的戏剧“不是写自由的个人的动作的实现,而只是把生动的事迹和情感结合到某一具体情境,把这个过程摆在眼前展现出来”。古希腊悲剧所表现的“对自己的罪行负责正是伟大人物的光荣”的悲剧性崇高,在中国特色的曲折传奇、委曲求全的情境剧及情节剧中,是完全不存在的。

黑格尔所谈论的不仅仅是东西方戏剧之间的本体论差异,同时也是中国特色的价值观念与西方社会以人为本的价值要素、价值谱系、价值信仰、价值常识之间的本体论差异。中国传统的农耕游牧及宗法专制社会,一直是以族长或家长专制的家族实体为基本单位,而不是以自由自治、财产私有的主体个人为基本单位的。在孔学儒教持续2000多年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政教合一、独尊儒术的奴化教育陶冶下,几乎所有个人都习惯于等级森严地依附于自己的家族尤其是族长或家长。即使无家无业或离家出走的江湖中人,也习惯于依附于等级森严的行帮会党的大家庭。在孔学儒教的纲常礼义中,国家被认定为家族之上更加强大也更加需要依附效忠的等级森严的大家庭;所有依附于家庭、家族、官府、国家的奴性个人的最高诉求,就是走出小家庭去直接效忠于以天子皇帝为权力中心的家天下的大家庭。所谓的忠孝不能两全的传统美德,讲的就是这样的奴性逻辑。

在中国社会既等级森严又相互依附的人际关系中,作为效忠对象的强权人物尤其是专制皇帝,是可以战无不胜地推卸罪责的特殊材料。以奉天承运、替天行道的天子自居的专制皇帝,总是自称为独一无二的孤家寡人,就是对于自己既拥有最高权力又不承担最大罪责的特权地位的最好标榜。在古希腊悲剧里面,主动承担危害城邦国家及人类共同体的各种罪责的悲剧性英雄人物,往往是城邦国家的国王元首或者高踞天堂的高贵天神。与中国传统儒学的天道、天命、天理、天神,总是站在自相矛盾、自欺欺人地打着奉天承运、君权神授、神道设教、替天行道、天命流转、天下为公、天诛地灭、吊民伐罪、改朝换代、一统江山的专制皇帝一边不同;在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和英雄悲剧之中,相当于中国传统儒教中的天道、天命、天理、天神的不可抗力,总是保持着一种超越人间是非成败的公正中立的永恒态势。

在胡适的话语体系中,对于黑格尔所说的“自由的个人”另有一个更加准确的称谓,即“健全的个人”;相应地,自由主义也另有一个更加准确的称谓,即“健全的个人主义”。(3)概括了说,胡适直接学习汲取自杜威的实验主义哲学、易卜生的现代戏剧以及18世纪以来西方现代工商契约及民主宪政社会的这种“健全的个人主义”的价值谱系和价值信仰,主要包含环环相扣、相辅相成的六个层级的价值要素。

第一层级是主体个人以人为本的自由自治、财产私有、自主选择、自食其力、权责明确、自我健全。简称自由自治。

第二层级是以人为本、自由自治的甲乙双方自然人及实体法人,在社会化扩大再生产的文明财富创造过程中,通过意思自治、契约平等、互惠互利、合作共赢、协商一致、量化细分的合同条款以实现公平交易的良性契约关系。简称契约平等。

第三层级是各种自然人及实体法人的公民自组织及其联合组织,建立在以人为本、自由自治、契约平等的基本前提之上的一人一票、权为民所赋、少数服从多数、程序正义优先于实体正义的民主参与、民主选举、民主授权、民主自治的直接民主。可以简称为民主授权。

第四层级是国家及地方政权建立在以人为本、自由自治、契约平等、民主授权的前提之上的治官安民、宪政限权、依法行政、多元共和的政治制度,尤其是立法、行政、司法各自独立相互制衡的分权限权制度。简称宪政限权。在以人为本的现代工商契约及民主宪政的共和国里,无论是经过直接协商程序还是经过代议制的立法程序所制订的宪法及法律,都是国家及地方政权与民间社会反复博弈并且充分量化细分的契约性条款。

第五层级的价值要素,是主体个人在人类共同体超越国界的国际性交往过程中,全方位实现以人为本、自由自治、契约平等、民主授权、宪政限权的价值要素和主体权利的博爱大同。

第六层级的价值要素,是主体个人在力所能及的时空及地域范围里,把以人为本的博爱大同从人类社会扩展延伸到自然界的动物、植物以及自然风光方面,同时对于大自然的各种不以人类意志为转移的不可抗力表现出一种理性的敬畏和适度的预防,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平衡。简称自然和谐。

这样一种多层级、多元化的环环相扣、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价值谱系和价值信仰,在以英、美等国为榜样的现代工商契约及民主宪政社会里,早已成为老幼皆知的文明常识。为了便于记忆和传播,可以把上述六个层级的价值要素、价值谱系、价值信仰、价值常识,合称为人类共同体的核心价值六要素,或者说是普世价值六要素。

作为一名坚持民间立场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茅于轼对于上述几个层级的价值要素,是有着自己的独到理解的。用他自己的话说:“一个权利平等的社会,财产得到保障的社会,必然发展为市场经济。在权利平等的社会,具有独立人格地位的人,可以自由地与他人订立契约,实现有利于双方的事情,这就是市场制度。可以说,市场制度的基础就是人与人的平等,就是人权,保护产权、自由竞争等无不建立在这个基础上。”

“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机制,要求每个人应该拥有同等的竞争和选择权利,反映到公共领域,就是以投票表决为中心的民主程序。因为公共事务的决策会影响到每个人的利益消长,所以民主的作用就是保障每个人拥有平等的经济权益和交易地位。”

所谓“人权”,就是主体个人充分实现自己以人为本的价值要素、价值谱系、价值信仰的主体权利,包括个人生活领域的自由自治、财产私有;当事双方的意思自治、契约平等;公共生活领域的一人一票、民主授权;政治制度领域的宪政限权、依法监督;人类共同体超越国界的自由交往、博爱大同;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生态平衡。茅于轼在上述话语中对于自由自治、契约平等、民主授权的理解大致上是准确的,只是他把“人权”等同于“人与人的平等”,就显得过于片面和狭隘。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他对于人类共同体的普世价值六要素之间环环相扣、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内在逻辑,缺乏一种全面理解和整体把握。在这种情况下,他的经济学研究明显违背文明常识,把自然人及实体法人之间最为基本的意思自治、契约平等关系,误读成为“人与人的等价关系”;也就是他自己所说的“我认为经济学关于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必须推广为‘每个人追求自身利益到极大限度,该限度就是别人同样的自身利益。’”举例来讲,假如我与茅于轼先生合作经营一本图书的出版销售,我在这单合同交易中获得了最大限度的赢利额1万元,茅于轼先生获得了最大限度的赢利额5万元,我们之间显然不是什么等价关系,而是可以通过意思自治、契约平等、互惠互利、合作共赢、协商一致、量化细分的合同条款达成公平交易的良性契约关系。

张耀杰,民主中国

《六四日记》修增推出 内容增加作者感悟


《六四日记--广场上的共和国》一书的封面和封底。

(自由亚洲电台)流亡美国的1989年北京学运领袖之一封从德六四镇压24周年前夕,在香港推出他重新修订的《六四日 记---广场上的共和国》一书,记录当年在北京的经历以及后来流亡海外的历程。他还随书发表增订手记《史实与史识的求索》。

八九北京学运领袖封从德对《六四日记——广场上的共和国》做出修订,增补版的新书于本周一在香港上市。随着这个增订版将首次与读者见面的4万余字增订手记《史实与史识的求索》,是目前所见近几年以来六四”事件当事人、亲历者所写的最尖锐、最细致的有关“六四”的文章之一。

作者封从德周一向本台记者表示:

“我 自己在89年的时候可能只有我一个人有这种经历,就是所有的核心组织我都有参加过。我作为一个历史见证人,我应该原原本本的把这件事写出来,到90年的时 候我已经写了三十多万字。之后我整理了十八年,到2009年六四20周年的时候就出版了。时隔四年我对它进行了一些修订,而且不单单现在要修订,过几年我 还会对它进行更多的修订。因为会有一些新的史料出来证明我写的东西有些不是很准确,尤其是我引用的资料会有一些新的发现。现在李鹏的日记也出来了,赵紫阳 的回忆录也出来了,还有陈希同的,这些新的资料会使得我们对这场运动的了解逐渐加深,有这么一个过程。”

《六四日记——广场上的共和国》全 书详细的介绍了1989年天安门广场爆发学运的过程,到最后当局下令血腥清场,最后学生被抓捕和流亡海外的过程细节。4万余字增订手记《史实与史识的求 索》,内容共分为三部分,包括,作者对八九民运的总体看法;对此书客观性、史实细节以及作者的勘检进行辨正;以及对一些极具争议问题展开回应。

对 于八九学运在历史中的定位,作者表示,因为“六四”屠杀,让北京当局暴露是一个屠杀自己孩子的政权,使之失去正当性,不再会有改良中转站。目前中共一党专 制只是靠暴力与欺骗下的“绩效合法性”来维持,但由于缺乏真正的公开选举的程序合法性,又早就丧失了意识形态合法性,所以很难维系。

封从德在书中有一节专门提到,香港《开放》杂志执行编辑蔡咏梅当时如何帮助封从德采购广场需要的广播器材,蔡咏梅告诉本台记者:

“当 时的情况是这样的,我在天安门广场上看到了封从德和柴玲,于是就认识了他们。封从德当时是负责一个广播站,他们于是就要去买广播器材,就要借钱。我印象是 我当时只有1000块钱,所以我就和他一起去买的。我当时供职于香港时报,是一家国民党的报馆。当时两岸才刚刚开始交流,到大陆采访还是非常的敏感,所以 我们领导告诉我一定不要去介入这些敏感的事情。”

封从德1989年北京学运期间曾当选北大筹委会常委、高自联主席以及任绝食团和广场指挥部副总指挥。当局血腥清场之后,他开始逃亡。十个月后,经由香港到法国再到美国。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驻香港特约记者心语的采访报道

牛刀:黄金储备会成为本世纪最大的笑话

    来源:牛刀博客 

      被宋鸿兵等人炒的火热的黄金储备,目前处于什么状态呢?说来说去,就是盲人骑瞎马,谁都不知道。我在找本世纪全球经济界10大的笑话时,突然发现,第一大笑话是中国的GDP,第二大笑话马上也要诞生,那就是美联储的黄金储备,第三大笑话嘛我就不再说了,卖一点关子吧。

      话说黄金储备,大家都知道,那是二战以后,美联储就在纽约一个山里面挖了一个洞,告诉其他工业国,把你们的黄金一起运过来,按照黄金数量与美元确定汇率,怎么样?大家一起同意了。简单的说,这就是当时的黄金储备。现在时过境迁,那么多的黄金一直在睡大觉,这么多年,也没有带来什么收益,最后,总要有一个解决的办法。

      德国说,我要把黄金拉回去?美联储说,你拉回去也没有关系,但是,你拉回去后,还得花钱挖一个山洞,把黄金埋起来,还得派人守护,何苦呢?这一切我都是现成的,你的黄金放在我这里,我又不会收你的租金。德国说,那也有道理。这事就僵持下来。试想,如果其他国家一定要运回黄金,又不去挖山洞,那么,就只有一个办法,卖掉黄金,换回美钞。

      我们的宋鸿兵先生在炒作黄金时,有三个笑话:一个是黄金要涨到2800美元;一个是美联储把黄金都卖空了;还有一个是中国大妈买走300吨黄金。第一个笑话,我就不再揭短了。第二个笑话,只有中国人相信,被美国人笑掉大牙,说明宋鸿兵对美联储的地下金库一无所知。第三个笑话,与中国海关编造进出口数据一样,胡乱编了一个300吨。一是这个数据根本无法统计,也不可能马上统计出来;二是中国一年的黄金消费总量只有830吨,你一天就可买走300吨,不是荒唐的事吗?

      很多财经评论说,黄金大跌后,中国央行应该去增持黄金。首先这些人就不知道增持黄金是什么意思。伯南克说,美联储要增持黄金,只有一个办法,去南非的山洞里挖出黄金,然后运回美国又埋进另一个山洞里,这就像中国搞GDP,完全是穷折腾。这个意思是,无论如何增持黄金与在市场上去买黄金完全是两个概念。中国也是如此,如果要增持黄金,我们自己有那么多金矿,何苦去进口黄金?更没有谁去期货市场买头寸。

      说起期货市场,实际上就是一个充满血腥的资本市场,和中国目前的房地产差不多。2009年开始,中国政府将所有的住宅都当作金融产品来炒作,这必然就是充满血腥的绞杀。很多人因此而升官,很多人因此而发财,可大家千万不要忘记,很多将军都是短命的,三国时周瑜,清朝的多尔衮,民国前的蔡锷,不都是能征善战的大将军吗?然而,他们都只活到36岁,34岁,33岁,一个比一个短命,为什么?杀人太多,日夜不安。现在在房地产投机赚钱很多的人,千万记住,你们赚的是谁的钱?

      再往后看,未来黄金储备完全是个笑话,一个国家货币的信誉将来与黄金储备完全没有关系。在这个地球上,未来只有两种国家,一个是自由市场经济国家,一个是中央集权经济国家。自由市场经济受制于美元的霸权,没有谁去超发货币,因为超发货币兑美元只会大幅贬值,也就是想要加大流动性只要兑美元贬值就够了,无需去加大印钞;而中央集权经济国家动辄加大印钞,最后只能危及政权,这是谁都明白的事。

      现在黄金储备怎么办,完全是一个煳涂账。中国喜欢往后看,复古的情绪越来越主导市场,这是很危险的。当年袁世凯不就是死于要恢复帝制吗?然而,只要往前看,你们觉得黄金还有货币的价值吗?

慢慢扒了朱令案真凶的皮

前言

要想找真凶,就必须让谣言、传言、流言滚得越远越好,就必须让可靠的证据站出来说话,推理要站在证据的基础之上,证据就必须要有明确的证据来源,这是最基本的证据要求。我看了张捷、童宇峰等人炮制的号称十几位专家历时1年多写就的,但是又对参与写作者保密的所谓《真相调查报告》,文中所主张的事实竟然可以毫无可靠证据支持,通篇的“经调查证实”、“据了解”,却不说明具体的证据来源,好像只要加上一句“经调查”之类的就都是证据,这样的话世上还真就没有破不了的案子了,也不知要出多少聂神探,我真不能相信这是一个据称有法律专家参与写作并发表出来的东西,而且我也不能相信这样无证据支持的胡编乱造是真的想调查出个什么真相来,也许掩盖真相才是这篇鬼文字的真正目的。先不理这个鬼报告,我从有限的资源里整理出以下有真实来源的证据,先做一些去伪存真、抽丝剥茧的工作,再来扒这个“真相调查报告”的皮不迟,也许一不小心就扒了真凶的画皮也未可知。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出在清华学生中一直有一个(或几个?)神秘人物不断地匿名向外界发送与物化2班及朱令案有关的消息,这些消息对于整个案件的侦办及舆论走向都起到了产生了重要影响,我估且称这种来自清华内部对外匿名提供消息者为“潜水者”,虽然潜水者提供的消息不能证明来源,但因其实际影响力而不能不提及,我且称其为“潜水者证据”,以方便观察其行为轨迹。

以下是本人收集整理的证据目录,凡是来源不明的证据恕不收录,如果有未收录的有可靠来源且具有证明力的证据,欢迎补充,但如果提供的证据没有可以证明的来源,比如像“经调查”、“某专家称”、“早已证明”、“公认”、“有网友称”等弱智证据,恕我不予以理会:

1、新民周刊2006年1月18日文《清华女生铊中毒事件调查:网络让朱令受到关注》

2、新闻晨报2006年1月11日文《11年前清华女生离奇中毒真相至今仍扑朔迷离》

3、南方人物周刊2006年1月11日文《谁是投毒者-重访10年前清华女生朱令“铊中毒”案》

4、新快报专访朱令母亲文章《看了晓薇(孙维)声明,更怀疑她》

5、法制早报2006年1月22日文《朱令事件再起波澜》

6、北京晨报2000年12月31日文章《探访当年奇异“铊”中毒的清华女生朱令》

7、羊城晚报文《清华朱令"铊"中毒案悬疑重重缘何不了了之》

8、贝志城接受网易采访记录

9、央广采访朱令母亲记录

10、凤凰Uradio采访童宇峰、张利记录

11、贝志诚文《朱令案件的一些情况》

12、贝志诚文《关于朱令事件的几点说明》

13、贝志诚文《关于朱令事件的声明》

14、贝志诚文《对物化2班部分同学的道歉和呼吁》

15、贝志诚在Yahoo群上的发言

16、童宇峰2004年3月13日BBS回贴文章

17、薛钢文《25个矛盾点---谈贝志诚对朱令中毒事件的论述》

18、童宇峰2006年3月12日BBS发贴致薛钢文

19、童宇峰百度吧贴《关于我和薛钢被暴光的私人通信》

20、孙维的声明

21、孙维的再次声明

22、天洼社区孙维声明贴中被证实发贴人身份的相关讨论回贴

23、黄光锐博文《清华文艺社团的“集中班”及朱令案侦办的巨大漏洞》

一、关于铊毒接触者的范围。

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与犯罪现场的确定一样对缩小犯罪嫌疑人的范围起着重要作用,主要争议是孙维是不是清华学生中唯一有机会接触铊的人。

我所看到的能证明孙维是学生中唯一接触者的证据如下:

孙维在其声明中称:“我4月2日被讯问时第一次从公安那里了解到的情况竟然是:我是唯一能接触到铊的学生,而且实验室的“管理非常严格””。

朱令母亲朱明新称“1997年4月28日,清华大学总务处杜总长、办公室马主任,保卫处陈处长,教务处李处长等会见朱令家属。杜处长说,学生正常学习环境中没有铊盐,包括朱令在内的本科生和研究生都不接触铊盐。清华大学对化学药品的管理很好。”这两个证据一个说没有学生接触,一个说只有孙维可以接触,这两个证据前后矛盾,但都具有维护清华管理形象并力求免责的作用。

还有一个证据是贝志诚说的,但不能证明证据来源,他在《对物化2班部分同学的道歉和呼吁》称“你们中已经有同学改变了原来的想法,给我写信,告诉我当年的种种情况,她告诉我在案发前,你们做为和朱令孙维同宿舍和经常来往的女生都没有听说过铊盐。包括清华大学之所以开始告诉警方和协和没有铊,也是根本不知道孙维所在地课题组在使用铊”。贝志诚在这里提及一个女性潜水者。

另外,在最近,化名为“王一风”的一朱令班同学在最近接受《羊城晚报》采访时称:“当年一共有七个人可以接触到“铊”,分别是两名教师(李隆弟和童爱军)、三名女研究生(87级女生陈某、88级女生赵某、89级女生朱某)和两名本科学生。其中一个为90级男生吴某,另一个就是孙维,女研究生住在别的楼。只有孙维可以近距离接触朱令的日常用品。”这个“王一风”有人认为就是童宇峰,我未见童宇峰公开予以承认,故该证据只能归于“潜水者证据”。

再来看看相反的证据。

先看看学生“能够接触”铊盐的证据,毕竟“管理不严”与“能够接触”是不同的概念,“管理不严”只是为“能够接触”创造了更多可能,而非必然。

2006年1月12日,在接受《新民周刊》记者采访时,当年指导孙维本科论文的童爱军教授承认,当年自己和孙维因为课题需要都接触了铊盐,但童爱军教授强调:“仅仅说只有我和孙维能接触到铊盐是不对的,当年我只是一名讲师,参与的是一个大的课题组,有其他教授和同学参加这个课题组,而且这个课题组也不止我们清华一家单位。”

贝志诚在《朱令案件的一些情况》一文中称:“我所知道的是朱令被确诊后,清华的校方先是矢口否认有任何学生可以接触到铊的来源(当时的意思是我们清华和朱令中毒没关系),后来在警方调查下,承认只有孙某曾和一名教授做过的一个课题可以合法接触到铊。这里面是否存在学校为了掩盖毒物管理不严,其实很多学生都可以获得铊的事实,导致了误导警方,我就不得而知了。”对此薛钢反驳称:“这连贝本人也明确表示不能确信的传言是近十年来芸芸众生要把孙维推上绞架最直接最重要的依据。我们的同学,很多校友,以及化学相关背景的网友都以实情证明了这不是事实。”

其后,童宇峰在与薛钢的BBS讨论中,也提到合法接触这个问题,他称:“我们班别的同学没有一个人的课题要使用铊盐,任何其他同学是可以去拿那个铊盐的瓶子,但是都是非法的。我问是不是咱班唯一合法的,是从客观角度去问的,难道唯一合法就是凶手?你何苦这么敏感“合法接触”这个词呢?其实,童宇峰在强调合法接触这个概念的同时,也承认了存在“非法接触”的实际情形。

另外,在据童宇峰称被非法暴光的私信中,童宇峰与薛钢也谈及合法接触问题,童宇峰称:“我觉得你比我知道的更多关于她被调查的原因。我觉得人人皆知她是我班唯一一个可以合法接触到铊的人。”薛钢反驳称:“这点我不同意。我记得李隆弟的荧光和磷光实验室是仪器分析课的开放实验室,就在罗国安的小小GE实验室的对过儿。只要有人在,一般都不锁门。我不同意她是我班唯一一个可以合法接触到铊的人。”

关于“管理不严”的证据如下:

与童爱军同一实验室的另一教师李隆弟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也称,“我和童爱军老师是同一个实验室的,孙维当时是在童老师名下到实验室做毕业论文。朱令不在这个实验室里。同学们是可以随便进实验室进行实验的。”

朱令同学李现平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告诉记者,“在当时的清华,学校鼓励一些学习比较优秀的、学有余力的本科生提前介入一些教授、副教授课题的研究,当时物化2班有很多同学在参加这些课题,每个人的课题都不同。“高校对化学药品的管理并不严格,肯定有漏洞,管理也是有时松、有时紧,那时做实验时,本系的学生、外系的学生想进实验室去基本上都能进去。”

另外还有官方的证据。

1998年8月25日,北京市公安局与朱令家属的一次正式会面中,确认了以下事实:“确认朱令是铊盐中毒;确认清华大学实验室购买过铊盐,对铊盐的使用未经严格管理和登记”。

国家教委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加强学校实验室化学危险品管理工作的通知》(教备厅(1997)13号),指出:“1995年5月,1997年5月,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先后发生了两起学生铊盐中毒案件。除涉嫌人为作案外,铊盐未按剧毒品管理是其重要原因。”

从以上证据看,清华出具的证据具有自我证明以达到免责的性质,连主张孙维为唯一嫌疑人的贝志诚都怀疑其客观性,“潜水者证据”因不符合证据要求则根本不具有证明力,其它证据均为证明接触者不唯一或管理不严的证据,因此,以上证据不能证明孙维为学生中或物化2班学生中唯一可以接触铊盐的人。另外,童爱军和贝志诚提出的合法接触与否的问题,因为非法接触的铊盐同样可以用于投毒,因此并不影响嫌疑人范围。综上,现有证据并不能从接触者范围证明孙维是唯一犯罪嫌疑人。

二、关于投毒犯罪现场的确定。

这是缩小犯罪嫌疑人范围的另一重要问题,主要争议为朱令所住的女生宿舍是否为已证实的或唯一可能的投毒犯罪现场。

先说唯一可能的问题,这个问题对于证伪并不难,只要举出一个可以成立的除外情形就可以否定,就以社团集中班宿舍为例。

据《新民周刊》2006年1月18日文章《清华女生铊中毒事件调查:网络让朱令受到关注》报道,朱令母亲朱明新称:这时(结合前文指开学返校后)的朱令,大多数时间是呆在宿舍温习功课、准备补考,早餐吃家里带过去的壮骨粉、面包,每天跑到乐队同学那里用电炉热家里带过来的瓶装中药。朱令在电话里跟母亲说:“乐队同学要帮我打饭,我不要他们帮忙,我自己打饭。”该证据因出自于朱令妈妈,故可信度很大,它证明朱令在2005年2月20日开学返校以后,朱令并非只待在女生宿舍,而是每天跑到乐队同学那里用电炉热中药,且在乐队吃饭。

另据当时为清华学生的黄光锐的博文《清华文艺社团的“集中班”及朱令案侦办的巨大漏洞》介绍,“在清华学生当中被称为“集中班”的文艺社团专用学生宿舍,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已经非常成型,对此有所了解的同学不在少数,但却也不算非常普遍。应该说,以当时清华文艺社团的发达程度与文艺社团组织活动进行排练等各方面的需要,“集中班”的出现是有其内在合理性的。以清华课程的繁重,文艺社团在白天搞这些显然是不切实际的;而到了晚上,学生宿舍都要按时熄灯,而且一天繁忙下来准备休息的同学们也不可能接受文艺社团的积极分子们在宿舍楼里吹吹打打鼓乐喧天。为文艺社团特别是其核心团队成员提供具有专用性的场地是必然的无法回避的要求”。该文并说明社团宿舍无用电限制及管理宽松等特点。该证据进一步证明朱明新证据的真实性。另外提一下,朱令律师张捷发出的“真相调查报告”称,朱令是在团委热中药,且不是用电炉,只是泡在开水里,不知是不是说“经调查”发现朱令母亲兼其委托人是当着媒体面说谎呢。

在孙维声明中她称“我和朱令没有任何过节,但确实和另外的舍友们更亲密,主要是因为朱令交游广泛,社会活动非常多,又是校文艺社团的积极分子,在社团的时间多,在宿舍的时间少,即使是在朱令第一次生病后返校期间也仍然每天去文艺社团的宿舍楼煎药”。虽然有嫌疑的人的自证不具有说服力,但如果立场对立的双方对同一事实均予认可,则该事实足以认定。

那么,朱令实际活动场所就不仅限于女生宿舍内,既然社团与女生宿舍相距并不远,人员进出管理宽松,朱令常在此处热药和吃饭,从投毒的便利性和隐蔽性来看,这里更应是投毒的理想地点,这足以证明女生宿舍并非唯一可能的投毒场所,进而不能以此为由将嫌疑人范围缩小至与朱令同室或同楼人员或女生之内。

那么,是否有足够证据证明朱令所在宿舍就是确定的投毒地点呢?

与证明此问题有关的热点事件有:宿舍失窃事件、咖啡杯事件及分吃面包打电话事件,现逐一分析如下。

(一)宿舍失窃事件。

法制早报《朱令事件再起波澜》一文引朱令父亲吴承之的陈述称,1995年5月7日,北京市公安局开始立案调查,这之间吴承之在家接到了匿名电话,来人声称朱令的宿舍被盗,清华在管理上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另据《新闻晨报》报道,吴承之称:“据当时勘察现场的民警后来跟我们说,钱撒了一地,其他同学的东西都没丢,唯一不见的是朱令曾经用过的一些洗漱用品。”又称“朱令用过的不锈钢杯子也被扔到了床下,我们怀疑凶手在消灭投毒证据。”另据央广新闻近期对朱明新的专访录音,朱明新对于所丢物品是这样表述的:“被偷的是两件东西,一个是装洗澡用品的小蓝子、一个是水杯”,这两个证据对于被偷物品的表述存在出入。根据童宇峰所称被曝光的与薛钢在BBS上的私信,薛钢称“琪还是那个向警察报告宿舍盗窃案的人!”

上述证据,没有可以证明盗窃案发生的准确时间及被盗物品的详细情况的内容,对于被盗物品的表述存在不一致。但从上述证据可以很容易地做出如下判断:“钱撒了一地”,且无人报称有贵重物品丢失,则告诉大家,盗窃目的不是钱;被偷物品只有朱令物品,无人报称有他人物品丢失,则告诉大家,盗窃目的与朱令有关;发生在投毒案刚刚立案后不久,则告诉大家盗窃目的与投毒案有关,而且这种判断是唯一合理的。从以上判断最容易得出的推论是盗窃是为了消灭投毒证据,进而证明投毒案发生在被盗宿舍内,而同室女生成为最大嫌疑人。如果这个推论是唯一合理的,则这个推论可以做为一个结论。但还存在另一个可以成立的推论,就是转移视线和栽赃。如果是同室人员投毒后以上述行为消灭证据,则无疑于告诉大家我这个投毒者就在这个房间内,且就是在此地投毒,如果同室人要消灭投毒证据,完全有时间有条件以更隐蔽更安全的方式进行,按照常理,如果疑似行为人智力正常,且该行为明显不利于疑似行为人,则行为人另有其人的可能性更大,就本案盗窃行为而言,更合理的推断是,非同室人员为了消灭证据或达到转移视线的目的而故意伪造盗窃案发生。结合证据中所反映的潜水者以匿名电话方式通知朱令家人的情况,可以判断,潜水者对朱令及盗窃案十分了解,潜水者不愿暴露自己身份,因此不能排除该潜水者即为盗窃行为人甚至即为投毒者的可能性,并以此行为转移视线进行栽赃。

综上所述,对于刑事案件犯罪事实的认定,在证据和证明过程上要求具有排他性,显然,仅凭该盗窃案的发生,不但不能认定朱令女生宿舍为唯一投毒现场,且更有可能是一种栽赃和转移视线的行为。

(二)咖啡杯事件

该事件是由贝志诚首先提出的,他在2002年发表《朱令案件的一些情况》,提出“凶手一定是非常接近朱令的人,可以送给她食物和饮料,饮料还会以咖啡这样掩盖性强的可能性为大”。2005年12月31日,在孙维声明发表后,贝志城借用朋友“花沐兰”的ID在天涯网发表“转贴贝志城关于朱令事件的声明”,在该声明中,他称:“朱令和朱令家人都深信孙维是凶手,记得多年前我去朱令家看望朱令时,朱令曾经喃喃自语说:我还把孙维当好朋友......难怪她在我休息(至第一次中毒后回清华)的时候老给我送咖啡喝。”另在回贴中称:“关于咖啡杯,公安去朱令宿舍搜查,结果是在孙维床下的箱子里找到了朱令的咖啡杯,而且被彻底清洗过。孙维的解释是:朱令一直不在怕杯子脏了,所以就给洗了,然后怕在落灰所以放到自己箱子里保管”。从公开的文字材料看,贝志诚的言论,是咖啡杯事件最初的消息来源,贝志诚称该信息来自公安朋友。

对于贝志诚提出的在孙维床下发现朱令咖啡杯一事,朱令同学薛钢在《25个矛盾点》一文中反驳称:“对于咖啡杯我一无所知,无法评论。但“太阳正暖”(金亚已承认为自己ID)作为孙维和朱令的同班女生,目击了派出所来取走朱令物件的全过程,特转贴于此。而我非常清楚“太阳正暖”的真实身份,可以负责地说绝不是有网友所言孙维的马甲。另12/31/2005好象是贝第一次提及咖啡杯,但我不确定。”金亚的回贴称:““不错,派出所来取走朱令的东西的时候,我就在旁边看着,还“帮忙”来着告诉他们那些是朱令的东西,而且在场的还有别的同学。当时没告诉我们是"搜查”,也没有出示搜查证,所以我不知道这叫不叫“搜查”。在整个期间根本没有“从孙维的箱子里找到朱令的咖啡杯”这回事,我的确记不清楚咖啡杯在哪里,但除了朱令的东西,派出所的人没有“搜查”其他人的东西,开箱子的事从何说起?说“因为发现杯子被清洗过,问孙维,孙维说怕落了灰...”,更全属杜撰。这些我都可以和派出所的同志对质,相信他们有记录!这不是推断,是我对当时情况的叙述,我想也是众网友希望看到的发言类型。”

另外,北京晨报2000年12月31日文章《探访当年奇异“铊”中毒的清华女生朱令》报道,朱明新说:“朱令现在的智商有时就像几岁的孩子,对过去不幸的一幕她也似乎没有留下什么痛苦的记忆,但她对上学仍是念念不忘。”另据,新快报专访,朱明新说:“贝志诚是朱令的中学同学,他在朱令出事后,1996年来看望过她一次,之后就再没出现”。而《新民周刊》2006年1月18日的报道,“在朱明新的印象中,最后一次见到孙维是1996年初,她和宿舍另外两个女孩——新疆的王琪和陕西的金亚一起到海军总医院去看望正在做高压氧舱治疗的朱令,那天,朱令笑的声音格外响亮”,该证据证明了前述北京晨报报道的真实性,也证明朱令当年并未对孙维心存怨恨与反感。因此无论从朱令当时的智力情况和记忆情况看,还是贝志诚看望朱令的次数看,朱令根本不清楚自己被人下毒的情况,则贝志诚所言听朱令说“我还把孙维当好朋友......难怪她在我休息(至第一次中毒后回清华)的时候老给我送咖啡喝,”这句话实在无法令人相信。因此咖啡杯问题最初由贝志诚提出,但贝志诚始终不能证明该信息来源的真实性,因此,无法得到证实。

(三)分吃面包打电话事件

这个事件我在初稿中没有提及,因为开始我认为可能就是个小小的误会,但是在分析案件线索时,发现这个事件也有其参与价值。

新民周刊报道,“在朱令住院不久的1995年3月底,朱令的一名女同学给吴承之打电话,告诉他“朱令还剩下的面包,我们几个分了吃了”。“很明显,有人在销毁证据。”吴承之向记者回忆这个细节时强调。”但是吴承之没有讲这个电话是谁打的,以后也没有讲过,应该是匿名电话。

另外,在陈震阳作完检测确定铊中毒后告诉朱明新,铊盐无色无味,“搁在面包里都察觉不出来”。也就是说,在面包里投毒是可能的,而《南方人物周刊》报道称朱令父母回忆朱令在2005年2月开学返校后,每天早晨吃朱令母亲带去的面包和壮骨粉。那么,就不排除在宿舍朱令吃的面包里投毒的可能性。

这个电话的奇怪之处在于,在1995年时,打电话并不像现在这么方便,尤其是学生打电话,可能要到学校内的公用电话打,或找关系借用学校办公电话,在这个情况下打电话而不表明自己身份多少有点奇怪,而且朱令住院是在3月3日,打电话是在3月底,放这么长时间的面包还想着分着吃了,不但吃了,还要打电话告诉朱令家,这个情节不符合常理?这也是吴承之对该电话印象深刻的原因吧。这个电话与宿舍失窃时给朱家打的电话一样,都没有表明自己身份,都起到提示朱令家人投毒发生宿舍的作用,而且正在销毁证据,应该都是与朱令关系较近的人,区别在于吃面包打电话发生时,还没有确诊为铊中毒,这个事件也被作为投毒发生在宿舍内的证据。

但是把这个作为证据有一点说不通,就是朱令吃的面包是每天带过去的,每天带几个面包过去呢?不详。且为了隐蔽、缩短投毒时间,投毒只需投在一个面包里即可,投在多个面包里是不必要的行为,而朱令中毒说明已经吃了那个被投毒的面包,就算没吃完,更没有必要把吃剩的面包分吃,扔掉不是合情合理吗。所以把这个作为销毁罪证的证据,也有些说不通。另有一种解释,投毒者不是同宿舍女生,但是了解朱令生活细节,以此电话转移视线,那么这个投毒者就很有远谋了,不过这一假设倒是把电话奇怪之处解释了,这个电话姑且称为疑似潜水者电话。

综上所述,从失窃事件、咖啡杯事件及吃面包打电话事件,都无法肯定投毒地点就发生在朱令宿舍,且宿舍也不是唯一可以投毒的地点,如果系同宿舍人投毒,更不是投毒的最佳地点,因此如果将嫌疑对象缩小为同室女生或同楼女生,显有不当。

三、关于犯罪动机

犯罪动机是行为人的主观因素,本身带有隐蔽性,外向的人可能会表现出来从而被人感知到,内向的人不会轻易表现出来从而被人忽略,对于嫉妒、自尊心被伤害、失恋等等这些普遍存在的负面心理活动,如果不能与特殊的社会关系、特定事件、自身人格障碍等因素结合,是不能转化为犯罪动机的,所以一般性的负面心理活动不等于就是犯罪动机,也不能以简单外在表现判断犯罪动机的有无,正如北大与复旦的投毒案,表面看投毒人与被害人并无明显的足以引发投毒行为的严重冲突,但事实上两起案件的当事人存在着同性恋这种特殊的关系,并都以感情纠纷为诱因,如果不是行为人提供毒源情况的行为,就不会这么快被抓获。在朱令案件中,有人认为因为朱令的优秀导致孙维嫉妒,所以孙维具有犯罪动机,并举出朱令各方面的优异表现加以证明,且不说“嫉妒”是如何加以证明的,其实这种指证本身就毫无意义,如果这种指证可以成立,它同样可以适用于别人。

在孙维犯罪动机的说法当中比较有影响的是乐队竞争说,因为这种说法将孙维与朱令放在一种竞争关系当中,并以129演出作为激化矛盾的特定事件,所以较有说服力。

乐队竞争说最初也是由贝志诚提出的,他在2002年所写《朱令案件的一些情况》里称:“但我听说的一个情况很有意思,据说朱令和孙某因为都是北京考来的,关系不错,朱令介绍孙某也参加了民乐团,而且练习的也是古筝,由于朱令的水平高,孙某几乎不可能有演出的机会。考虑到朱令第一次中毒是在一二九清华民乐队在北京音乐厅演出前夕这样一个日子里,这个情况就很有意思了。”在此,贝志诚同样没有说明可靠消息来源,但结合贝志诚在其《说明》中对消息来源的解释,该消息应该也是清华内的潜水者提供给他的。

对此,薛钢在2006年的《21个矛盾点》中进行了反驳,“正如许多网友所述,尤其是清华文艺社团“一路倾情”“迷你猫”校友的介绍,作为中阮伴奏的孙维与担任古琴独奏的朱令竞争是无稽的。而贝在12/31/200513:21:54贴子中承认“我对民乐完全不了解,乐器的说法可能有误”而且“这个能不能算动机,现在的我和三年前的判断也有不同了”。可是贝当年此番论述成为了多年来舆论斥责孙维加害朱令的唯一动机。如果贝如其发贴所言,觉得自己“可能有误”,认为“不能算动机”,我想希望贝能就这一点清楚地为孙维澄清一下应该不为过。”

此后,贝志诚再未以古琴竞争说作为指证孙维具有犯罪动机的理由,也未如薛钢所希望的加以澄清。其后,贝又据潜水者信息修改为中阮竞争说、乐队替补说,但古琴才是朱令的主要项目,中阮只是多人伴奏项目,上与不上对朱令并无意义,故以中阮竞争作为动机可能性不大,乐队竞争说根本不能成立,但是有一点是需要注意的,贝志诚提出的古琴竞争说及中阮竞争说,倒底是谁提供给他的,那个匿名提供谣言的潜水者到底是谁,动机是什么?

四、关于侦破工作受高层干扰的问题

对于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通常情况下,其背景问题只有在证据确实充分的前提下,出现有罪不究,重罪轻判等枉法裁判、循私舞弊行为时,进行讨论才有实际意义,如果没有确实充分的证据,则枉法裁判、循私舞弊行为也无从谈起。但是对于朱令案这样一个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案件,在中国的特殊国情之下,在朱令及其家庭的不幸遭遇引起公众的强烈同情的情况下,对于犯罪嫌疑人因家庭背景而可能逃脱法律制裁的消息,毫无疑问会引发公众的普遍而强烈的义愤,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在这样的普遍义愤之下,对于孙维而言,所有对她的不利信息,只能被公众无条件的普遍接受、放大,贝志诚提出的乐队竞争引发孙维犯罪动机的说法才能被公众多年来普遍接受,乃至虽然贝志诚早已不提,但仍然有人相信。

最早在公共信息平台上提出家庭背景干扰案件侦办说法的,也是贝志诚,“他的爷爷孙XX参加过辛亥革命,曾任民革副主席。据说他死前,江泽民去探访他,他的要求就是把他孙女放出来。又据说当时的北京市公安局长大发雷霆说:放他妈什么放,打死了装在麻袋里放出去。”在2006年,贝志诚在《说明》中又称:“关于她爷爷托话、高层干预,这个事情朱令的父母和我都从公安部门的不同渠道得知过,绝对不是空穴来风或者有意造谣。而且朱令父母今年上访希望重查此案,公安部门私下给的答复也是上层当年有过批示,不可能重查。孙维关于此事的描述肯定有问题。”

每个人的家庭背景是不能选择的,就像最近被暴光的贝志诚也同样有高干级别的直系长辈一样,如果认为人不能仅因为其出身而承担罪责的道理是正确的,那么,这个道理对孙维和贝志诚应该平等适用。那么,就应该回到实际的问题上来,即孙维在被调查过程中是否有被放纵的事实,如果没有,则家庭背景干扰办案。

先说清华大学对孙维是如何放纵的,如前所述,清华对公安出具的孙维是学校唯一能接触铊毒的学生的证明,是后来将孙维作为唯一嫌疑人的重要原因,孙维哥哥为了证明其不是唯一,亲自去偷清华化学系实验室中的有毒试剂并拍下录像,并以该录像为证据要求清华实事求是地向警方说明毒品管理的真实情况,但是清华始终拒绝,孙家只好将该录像交给警方,所以没有证据显示清华受到干扰,反而是清华向警方提供了对孙维最为不利的证明,而且这个唯一接触的证明,如前所述,与当时化学实验室老师及学生所提供的证据完全不符,也与国家教委文件中提到的清华毒品管理问题完全不符,可以说,在这个毒品管理问题上,当时清华为了保护自己的形象,不惜出具不符事实的证据,完全不顾对孙维可能造成的影响。

另外,贝志诚自己的说法也存在自相矛盾之处:

在2006年贝志诚发布在天涯网上的《关于朱令事件的几点说明》中称:“2005年的时候,朱令的妈妈还去市公安局信访,市局口头答复,此案上级早有批示,不可能再查了。”

同样在天涯网,他在与孙维同学论辩的回贴中称:“她爷爷曾任民革副主席,其实应该说不能叫做真正又有影响力的高干。客观地说,高层的批示就是要秉公办案。”

这两个不同说法的提出前后不到一个月时间,到底上层的批示是“不能再查了”,还是“秉公办案”?1995年立案当年就批示“不能再查”,则何时批示“秉公办案”?

再看警方对孙维是如何保护的,这里有两个有据可查的重要事件:窃听事件、讯问事件。

(一)窃听事件

有证据显示,警方不但将孙维列为唯一嫌疑人,而且采取了当时所能采取的最有效侦查手段。

新民周刊1997年2月文章称,化学系教授薛方渝等两位老师来方庄医院看望朱令,薛方渝教授向朱令父母透露:将配合公安局做一次有效的侦破行动。此后朱令父母多次询问,至今无回音。一个有效的但不公开的侦破行动,会是什么,我在看到该报道时首先想到的就是窃听与监视。

孙维在其声明中,曾经把一只在夹层内有电子设备的咖啡杯,误当作窃听设备,后被网友指出其实只是音乐咖啡杯,于是孙维在其《孙维的再次声明》中对这一错误进行了道歉:“在“孙维的声明”中我把一对音乐杯误当成了窃听器。多年来我和家人一直确信无疑,因为它们确实从未响过。发贴前还特意把这保留多年的“窃听器”拍照上传。经多位网友指出后,我们找了三位真正懂行的专业人员,证明确实是音乐杯。所以我再次发表声明,在相同的场合向大家特别是公安机关道歉,消除不良影响。”但这一误会招致了当时包括贝志诚在内的很多网民的口诛笔伐,并被作为明显说谎的证据,以此证明孙维就是真凶。

不过,这次贝志诚在天涯回帖中证明窃听手段是存在的,“公安的确窃听孙维家里了,这点我听公安的朋友也说过,但是不是她发现的窃听器我就不知道了。”对贝志诚说法,薛钢在《21个矛盾点》也进行了引用并称:“这与孙维怀疑咖啡杯底装置为窃听器好象所言一致。但除了与孙维声明真实性的关系,与案件本身无直接关联。”按照证据的证明规则,如果指控方的证据证明被指控方主张的事实,则可以采信,所以虽然贝志诚的说法也是听公安朋友说,信息来源不明确,但可以采信该说法。

结合前述朱明新所言的一次有效侦查行动,有理由相信,公安对孙维采取窃听侦查手段,而且,该有效行动既然由学校配合,就不排除在校内同时进行窃听的可能,窃听这种侦查手段是不可能公开宣布的,在进行过程中也不能泄露(包括朱令家属在内),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此后朱令父母多次询问,至今无回音”的原因。如果高层干扰办案,这种特殊侦查手段就显得与高层干扰格格不入、背道而驰了。但是,贝志诚对窃听行为的亲证与孙维的道歉,似乎并没有影响当时义愤之中的众多网民对音乐咖啡杯误会进行指责的热情,至今仍然有人将其视为孙维的有罪依据。

(二)讯问事件

在孙维声明中,孙维承认公安将其作为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的事实,“随后学校保卫处和派出所开始了解情况,我和同宿舍、班里、系里以及文艺社团的很多人都被问询过,都是一些了解基本情况的问题,之后两年公安再没找过我。想不到97年4月2日,在即将毕业的前夕我突然被公安局14处以“简单了解情况,只是换个地方”为由从实验室带走讯问,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要求我在印有“犯罪嫌疑人”字样的纸上签名。在经过了8小时的连续突审后,他们通知家人接我回家”。

孙维室友金亚在天涯回贴中称:“95年孙维和我们一些其他同学一样,被叫去派出所询问和调查,据我所知,在97年4月之前,她没有以不同于这样的方式被介入过此事的调查,包括被公安讯问。97年4月她被公安14处突然带走讯问一事,我印象很深刻,因为她当时一晚上没回来,事先也没和谁说过,同宿舍的同学都觉得挺奇怪的(这是基于安全的考虑,谁要是晚上因为什么原因不回来要给其他人打声招呼,否则时间再长些就要找一找了),过后她告诉我们她被公安14处突然带走了,后来她可以回家时已经非常晚了,说的时候她情绪还是在很震惊的状态,不知道怎么突然发生了这种事情,并给我们说了一些讯问中的事情,象公安不让打电话回家、长时间一点不让休息的讯问、反复问同一件事等等,我印象很深刻。”金亚的证据说明了传讯的时间是在晚上,且进行了一夜,这与公安对重要嫌疑人进行讯问的方式是一致的,按规定,传讯时限为12小时,完全可以在白天进行,夜间进行是为了对嫌疑人施加最大的精神压力,在嫌疑人困倦之时,对关键问题反复进行重复讯问,以达到使嫌疑人精神防线崩溃的目的。但这一讯问方式的采取,似乎又与高层干扰说相冲突。

但是,贝志诚与群情激愤的网民对这次讯问是不满意的,在网易采访时他时,主持人问:“有网友说这件事情证据不足,按照当年的司法水平公安部门很可能逼供,您认为这种说法成立吗?”贝回答:“应该说从一个杀人案来讲,这是一个投毒,应该是杀人未遂,而且从嫌疑人的声明来看,警方对他进行了八小时的审问,而且也是最长的一次审问,我不知道各位网友生活在这样的国家里面你们认为这样的方式正常吗?反正我认为不正常,逼供不一定是严刑拷打,即使是美国的国家也会有各种手法审判出来,所以我还是觉得当时包括审判的手法也是受到了一些干扰”。在此里,贝志诚没有对主持人提出的在证据不足的情况进行逼供的正当性时行回应,只是称“逼供不一定是严刑拷打”,并指出还有各种手法审判(应是指审讯),但是没有具体说明还有哪种手法,以此认为还是受到了干扰。

逼供本身就是违法的,则各种逼供手法自然违法,如果贝所指的没采取的各种手法是指逼供手法,则根本失去正当性,如果贝所指的手法不是逼供,他没有说明还有什么手法可以采取,何以得出“也是受到干扰”的结论?对于贝志诚所暗示的在中国这个地方没有采取更多逼供手法是不正常的说法,如果你不同意聂神探的办案手法,就不能同意贝志诚的。因为贝志诚在网络远程求助事件中树立起来的义士形象,使得很多网民还是接受了他的这一说法,高层干扰说成为公众质疑的主要理由和对官方不满的重要原因。

综上所述,从有据可查的事实来看,尽管没有直接证据,但是公安仍然对孙维采取了窃听侦查手段,对孙维进行了夜间突击审讯,清华官方始终坚持孙维是唯一可以接触铊的学生,从这些事实,不能得出高层干扰的结论。如果在没有证据的情况通过分析家庭背景进行各种可能的推测,则想象力可以是无限的,但抛开证据,对于查明案件真相则毫无意义,甚至起到了相反的作用。

五、对于《孙维的声明》发表前后各种信息的分析

讨论和关注这个问题的价值在于,《孙维的声明》使事件达到了一个高潮,事件中主要人物纷纷登场亮相,在该《声明》发表的前前后后,各种信息不断抛出,分析这些信息最初提供者和背后的来源及其所起的作用,对于本案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起因-《天妒红颜贴》

2002年贝志城在网上发表文章《朱令案件的一些情况》,第一次在网上明确表示怀疑孙维为凶手。在这个贴子里贝志诚首次提出乐队竞争说(见前文),并提出孙是清华唯一可以接触铊的学生。

2005年,网名skyoneline在天涯网贴出“天妒红颜:十年前的清华女生被毒事件”一文,引起了很大反响,本文真实作者不详,部分信息与贝志诚公开主张的信息一致,文中提出的指向孙维就是凶手的信息如下:

1、据网上清华同学透露:朱令中毒那段时间只有孙维因为跟教授作课题的缘故能接触到铊这种重金属;

2、据说孙维祖父死前,最高领导人去探访他,他的要求就是把他孙女放出来。又据说当时的北京市公共安全专家局长大发雷霆说:放他妈什么放,打死了装在麻袋里放出去。

3、据清华同学透露,孙维毕业时并没有拿到毕业证,没有官方原因。孙维毕业后清华除了没有发孙维学位,还有如下规定:不许给孙维开出国留学所需的一切有关材料。不许给孙维开找工作所需的一切介绍信。这对于一个普通学生来可以说是毫无道理的刁难,所以唯一的解释就是孙维在校期间做过后果非常严重的事情,失去了做一个清华毕业生的资格,而清华出于义愤给予该学生力所能及的惩罚。

4、很多人一直在尽力阻止该名嫌疑犯出国,先后阻止了她在美国、英国、新加坡使馆获得签证。在前年她和一个美国人结婚了,再次申请出国,美国使馆要求同仁医院对她的精神状况进行检查(后评论道:有时候我很恍惚为什么老外总会愿意娶一些人品很差的中国女孩(当然也不是绝对),对此我只能归结为文化差异。我想孙维的美国丈夫可能根本没有意识到他的妻子是个多么可怕的嫌犯)

5、在网上甚至有清华同学主动提出,为了多年前的良心,作为多少有些知情的同学,明确认定孙维就是投毒者。

以上很有煽动性的信息,引起极大关注与反响,但均没有明确指明出处,无法查证,但其中所称嫁美国人一事明显不属实,孙的老公就是其当年大学同学兼男友谢飞宇,且一直生活在一起,这一情况也被人肉孙维的网友证实并晒出照片。关于孙维祖父求情的信息及孙维是清华学生中唯一能够接触铊的信息与贝志诚之前发出的信息一致。其它信息均以匿名的清华同学名义发出,属于潜水者信息。

(二)孙维同学的辩护与贝志诚的指控-《孙维的声明》

针对该文及其所引发的网上讨伐,孙维于2005年12月30日在天涯社区发表了《孙维的声明》为自己进行辩护,主要内容是针对《天妒红颜贴》中用以指证其为凶手的信息进行反驳和否定,在这个事件中孙维其实相当于刑事案件中的被告,在刑案中,控方才负有证明被告有罪的当然的举证义务,其所举出的证据是否真实有效及是否具有证明力才是决定指控能否成立的关键,所以我最关心的不是她的自辩,游戏规则本来应该是这样的:如果控方证据不成立,即使被告不能证明自己无罪也不能认定其为有罪,但是孙维及为其辩护的清华学子们没有想到的是,在这个网络空间里,游戏规则并非如此,当广大义愤填膺的网民坐上法官的位置,控方可以是匿名的,就算贝志诚坐上控方的坐椅,当把“据说”、“有人告诉我”之类的当作有罪证据的时候,因为出自组织网络救助的义士之口,这些证据是可以被采信的,她不能自证无罪,是可以证明她有罪的,游戏规则是颠倒的。

在《孙维的声明》发表后不久,2005年12月31日,贝志诚立即以“花沐兰”网名发表《关于朱令事件的几点说明》针对《孙维的声明》进行反驳。其中对高层干预办案一事明确了是他从公安朋友处听说的,并提出新的信息:

1、朱令同学拒绝帮助翻译求助信。

此事件争议较大,也很耐人寻味,容后文单独进行分析。

2、同学关系不好:

“这一点,在多年之后,朱令的一位男同学给我的邮件里更加证实了,我只摘抄几句

“物化2在大学5年中拿了不少荣誉,至于是否名副其实,仁智共见。班里的矛盾从一开始就是很大的。甚至到了毕业,可能还有一些矛盾没有解开。男生之间,女生之间,干部之间,种种矛盾只是被掩盖在荣誉虚幻的光环下。而至于为何“大家”维护着这一个“荣誉集体”,我的一个同学说其实是因为这是那些干部的荣誉。我的观点是物化2与其说是一个大学生的班集体还不如说是一个高中生的班集体。”

“物化2的通讯录到现在也不完整,对于一个“优秀班集体”实在是非常奇怪的。我以为实际上反映了荣誉光环背后的种种矛盾。

物化2很多人不愿提朱令这件事,我想原因可能很多。有些人不了解情况,有些人因为在漩涡中心,感情上不愿提,或者担心自己卷入此事太深,也未可知。”

这个反映朱令同学之间关系不好,存在种种矛盾的信息,贝志诚明确是一个男同学提供的,且与贝志诚有邮件往来,是一条男性潜水者消息。需要指出的是,关系好不好这个问题本来是很难向外人证明的,但是随后而来的孙维的同学为孙维进行的辩护,无论是后来证明身份的还是没证明的,都表现的异常团结,这无异于是对该信息的讽刺。

3、朱令中毒病后,亲口对贝志诚表示对孙维的怀疑:

“记得多年前我去朱令家看望朱令时,朱令曾经喃喃自语说:我还把孙维当好朋友......难怪她在我休息(至第一次中毒后回清华)的时候老给我送咖啡喝。”

这个信息,在前文已经被证明是不真实的,在此我再补充一条反证,武汉电视台科技之光栏目邀请朱令母女到节日现场做节目,当时朱明新要求不要提投毒一事,因为一直没有告诉病后的朱令怕刺激她,于是,在朱令出场的整个节目过程中,主持人要求所有参加者不提“投毒”一词,这也是贝志诚所言不实的一个明证。

《孙维的声明》发出后不久,自2005年12月31日开始,在天涯社区展开一场论战,后被证实身份的孙维同学对孙维进行辩护,并与贝志诚展开论战,在论战过程中,贝志诚不但坚持自己提出的以及《天妒红颜贴》中提出的各种用以指控的信息,同时又抛出新的指控信息,咖啡杯事件就是在这时明确提出来的(见前文)。如果不带立场地看孙维同学与贝志诚的论战,我认为,物化92班几位同学完胜,主要原因就是贝志诚无法证明自己之前所主张的事实,辩护产生了效果,在论战结束以后的天涯回贴中,出现了一些关于孙维是否唯一嫌疑的质疑,出现了对贝志诚所主张的事实是否能够成立的质疑,甚至出现了对贝志诚说谎动机的质疑,虽然相对于义愤填膺的网民还是少数,能取得这样的效果,应该算是相当不容易的。在事后,薛钢还将网上与贝志诚进行的辩论加以整理,发表了《25个矛盾点---谈贝志诚对朱令中毒事件的论述》,显然,他对自己及班上同学反驳贝志诚的效果是满意的。

2006年1月3日,在论战刚刚结束后,贝志诚在网上发表《关于朱令事件的声明》,不仅针对孙维同学在网上的发言进行回击,同时又爆出猛料:

孙维散布朱令父亲走私铊盐。

贝称“警方调查之初,我的一位关系很好的大学同学,女友在清华且和朱令班上一些女生关系不错。说清华传言朱令中毒是因为他爸爸走私铊,不小心沾染的。当时,我想这个谣言如此恶毒,实在不像是无聊的人可以编出来的,告知警方调查出谣言的来源有助于此案的侦查。好友因此差点和我决裂,我被讯问时警方态度很友好,他的女友被询问警方的态度就完全不一样了。我对同学很抱歉,但是这件事还是要做。同时,我补充一点,谣言的来源最后查到了,确定为孙维所为。”

贝志诚始终没有说明如何“确定为孙维所为”,但这个谣言的来源的确是破案的重大线索,造谣者必有其动机,警方当然要重点调查。如果如贝志诚所言有证据可以确定为孙维所为,那么孙维就是当然的最大嫌疑人,如果不能证明,那么那个向贝志诚提供该信息的女潜水者同样具有重大嫌疑。最提供但是最近由朱令律师发表出来据称历时1年多经调查制作的《真相调查报告》中并没有提及这一“确定的”重大嫌疑线索,令人不解。

在该声明中,贝志诚针对孙维同学所称的其为谣言制造者进行辩解,确认了其信息来源均来自警方、朱令家属及清华学生,并对不能公开信息提供者的真实身份进行了解释:“鉴于国内的现实和对知情人的保护,请恕我不能如“团支书”所要求的那样给出消息所闻的明确出处,但不代表这仅仅是道听途说”。

另外又称,“我和朱令的父母通过不同渠道看到了一些证据,我怀疑孙维就是凶手,但不是100%确定。很多人希望在这里提供证据,我说了一些可以说得,但是第一中国的政治和现实不允许我提供更多的,第二很多证据我相信嫌疑人本身也不知道;我在这里提供了只会让可能的凶手掌握更多的资料,更好的逃避法律的制裁。”

在这里,贝志诚实际上承认其在提供上述用以指控孙维的信息时不能说明原始信息提供者的身份,因此,这些信息是无法核实真实性的,虽然他对此进行了解释,但无论其解释是否合理,有一点是不容否认的,即他是提出这些信息并作为证据对孙维进行指控的人,他就负有证明这些信息真实性的义务,如果在法庭上都以“据称”、“听朋友说”当证据来举,唯一的结果就是败诉(但是网络公审的游戏规则往往是颠倒的)。贝志诚自称掌握着更多证据,只是还不想拿出来,但是你既然已经公开指控了别人,你就必须举出充分的证据证明你的指控是对的,正像吃饭馆,吃完了你不能说自己有钱就是不想带来,那是无赖的逻辑。

贝志诚在回击孙维自辩的过程中新爆出的无法核实的罪证如下:

1、孙洗咖啡杯

2、孙传朱父走私铊盐

3、孙被多次传讯

5、看望朱令时朱令怨恨并怀疑孙

6、宿舍女生拒绝翻译救助信

如此等等,皆为直接指证孙就是凶手的信息,皆为无法核实或已被证伪的信息。

更蹊跷的是,在孙的声明发出几天后,有人在天涯网上用带“1987926”的几个ID对朱令进行了大量的谩骂,并称“孙维是公主,公主会毒猪”?还显示出知道朱令及其宿舍细节,比如说朱令几乎天天12点回屋洗洗刷刷到1点睡觉,还很肯定地说“孙维才不会去你的凯迪猫眼,听都没听过”,当有人说吴今死于1987年时她马上就反驳说是1989年,等等。这些发言引起网友愤慨,不少人认为发言人就是孙维。我想说,在孙维忙于自辩时,还以这种明显让人怀疑自己的方式发贴并激怒公众,那么孙维还不如去自首算了,这种贴子,正如前述宿舍失窃一样,更大的可能是一种栽赃行为。

2006年1月《孙维的再次声明》,在声明中表示要求公安重新侦查,并为“窃听器”的错误向网友和公安道歉。这个时候,孙维与及孙维同学已经意识到事情的蹊跷,在孙维同学的回贴中,已有人提出,制造谣言的人很有可能就是真凶,这个人很有可能就在清华同学之中。孙维声明中提出:“但这些天的情况让我彻底明白了,除了好事者外,有人在专门生产谣言!因此谣言是永远驳不完的。要想彻底解决问题,唯一的办法是公安重新侦察,查明真相,在这一点上大家的目的是一致的”。如果你认为清华学生至少不比一般人的智商低的话,你就会相信他们的判断是有道理的,如果你仔细看了孙维同学的所有回帖,就知道这并不是孙维的个人感觉,还包括不少参与讨论的网友也表示了同样的怀疑。

这是孙维在网上唯一一次公开的自辩,它所触动的并不仅仅是与此事件无关的一般网民,更触动了与此事件关系密切的当事人,如果真凶另有其人,无疑首先触动的就是他。《孙维的声明》本身并不重要,单有这么个声明在当时的舆论环境下是没有多少人相信她的自辩的,对于指控方而言最让人头疼的是孙维同学的辩护。对于这一点,孙维应该是清楚的,她向同学求助以求为其辩护是必需的,如果她一个人跑去网络公审大会当被告自辩,等待她的只能是一片杀声,在这里我要强调正常辩护的规则,辩护时只要不是故意提供伪证,如实陈述,那么在辩护之前协商辩护策略与方法并不影响辩护本身的正当性,所以正如后来被所谓的黑客曝光的孙维与同学沟通这次自辩行动的电邮,甚至还有《发贴纲要》,虽然并未有其中的当事人出面澄清,在我看来就算真有沟通电邮与发贴纲要也并不奇怪,但有一个原则,就是不能沟通作伪证。

但是事情远远没有这么简单,就在孙维及其同学刚刚作了产生一定效果的辩护行动以后,他们可能根本想不到的事情接连发生,这些事情包括:

1、孙维与同学之间的电邮被曝光,

2、匿名者以朱令同班同学名义发贴表示对为孙维辩护良心不安,并曝光发贴纲要,

3、童宇峰与薛钢在网上讨论朱令案件的私信被曝光,童宇峰以私信被黑并被恶意修改为由要报案。

4、童宇峰发给薛钢的反驳信发布,公开反对《孙维的声明》及其同学的辩护。

以上事件,都集中发生在《孙维的声明》后不久,都起到了削弱孙维同学辩护可信度的作用,都起到了贬低与离间参加辩护的孙维同学及物化2班的作用,对孙维声明的反击其实刚刚开始,有些事情可能一直蒙敝着我们的眼睛,迷雾重重。

六、孙维电邮、回贴纲要及童宇峰与薛钢私信被曝光事件

《孙维的声明》及《再声明》发布后,给人的感觉是她的同学相信她并支持她的自辩,同时,贝志诚反击《孙维的声明》的表现差强人意。贝志诚在天涯论战过程中,先是以真实身份发言,不久就以有事为由走人,给人以招架不住之感,但立刻有人以匿名的贝志诚朋友身份以同一ID号继续发言,发言内容大抵是证明贝所言属实,是贝亲口告诉他的云云,发言过程中还粘贴贝志诚与孙维同学的私人邮件内容,显然此人不是贝本人就是与贝很亲近的人,有故意隐藏身份的嫌疑。孙维同学要求此人表明自己真实身份,否则无法考证其所言真实性,但此人对其身份没有回应。纵观贝志诚在天涯反驳孙维及其同学的过程,贝志诚除了又提出大量新的无从考证的指控信息以外,并无什么亮点可言,有些说法比如“乐队古琴竞争”,就被很直接地证伪,网络出现对其很多说法的质疑之声就不足为奇了。但从孙维与部分同学私人电邮及孙维给同学所发《回贴纲要》被曝光后,孙维同学被冠以冷血及帮凶之名开始成为网民的众矢之地。

(一)被曝光的孙维与同学的电邮

从我看到的资料,我不知道电邮与回贴纲要被曝光的先后顺序,我手头的据称是被黑出来的电邮不包括《回贴纲要》内容,但据匿名黑客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讲他黑出的电邮是有《回贴纲要》的,但因为是匿名,所以无从判断真假。先说这个被曝光的电邮,其中值得注意的内容如下:

1、《孙维的声明》在发布前是与同学沟通过的,同学提出修改建议,这些建议限于表述方式上,而没有虚构事实的内容。

2、自《孙维的声明》发布后,这些公开身份的同学遭遇人肉搜索、电话及电邮骚扰,私人信息被曝光,孙维对这些行为,以及各种关于她有罪的传言表达了厌恶、愤怒情绪,我认为这种情绪表达比较自然,与真凶应表现出的情绪不符。

3、孙维向同学表明要向公安申请重新调查及起诉侵权行为,并要求同学作证。

4、请求同学收集关于铊中毒的有关文献。

5、对于天涯有关朱令案的讨论被停一事,事先孙维并不知情。

如果该邮件属实,它可以证明这些事实:1、不存在串通虚构事实的行为;2、明了网络暴力行为的存在;3、证明了孙维在《再声明》中所提向公安申请重新调查的真实性;4、孙维及为其辩护的同学正在收集朱令中毒案件的资料。但是,从这些邮件内容看不出可以反映孙维就是投毒者的内容,也看不出真凶应表现出的语气、情绪。

有一点存在疑问,就是这些电邮如果真的被黑,是否黑客必须掌握一些有关被黑电子邮箱及孙维个人信息的基本情况?本人不是电脑专业,有请高人指点。如果需要邮箱地址或个人基本信息,那么这些信息是否为同学内部的知情人向黑客提供?或者这些电邮根本不是被黑出的,而是内部知情人从正常渠道所得,假以黑客之名故意泄露,以达到证明孙维与同学串通发贴的目的,使人不相信孙维同学为孙维所作的辩护。因为,到目前为止,并不知道黑客真实身份,也不能证明侵入孙维邮箱的行为是否真实发生,因此不能排除孙维同学及朋友中有人泄露的可能,如果是这样,泄露者的动机就令人怀疑。

(二)被曝光的《回贴纲要》

如前所述,《回贴纲要》本身的真实性无从查证,最原始的曝光资料我没有看到,但同样是匿名曝光。我看到的最有影响的曝光资料是一位自称为清华孙维同学的人所发匿名贴子《孙维同班同学:我们替孙维辩护的真相》,2006年1月29日,该贴子匿名发表在新浪网,文中称:“我的良心已经受了一个月的折磨了”、“随着事情的发展,我越来越怀疑她了,我的良心也越来越不安”,内容类似一封网上检讨书,同时,公开了一份《回贴纲要》,内容为发言时需要注意的事项,为证明该文件的真实性,在文章的结尾附有孙维,谢飞宇,金亚,高菲,李含琳,王琪的MSN账号(电邮)。

首先,该《回贴纲要》中提到的联系人从未对此进行回应及确认,只有童宇峰与贝志诚保证其真实性,但是两人都不是为孙维辩护的当事人,童宇峰还曾要求当事人出面确认真伪,所以其保证没有依据,因此无从判断其真实性。另外,如果是黑客黑出,既然可以黑进邮箱,如何保证不能篡改内容?其次,该纲要内容中,除了证明孙维人品可信及家庭生活朴素这种带有主观色彩的发言要求外,没有可被证明为串通虚构事实的内容。最让人怀疑串通虚构的表述为“如果有关键性的事实(和案件相关的)年久失修记不清了的千万要先和我确认,如果记不清宁可不写,但一定不能自相矛盾!千万千万!”这句话被很多人作为串通作假的证明,但我实在看不出这个意思,记不请的可以不写要写就先与其确认,前提是“记不清”,并未要求别人对“记得清”的事实也要经其确认,不能理解为要求他人作假。另外对于发言人身份及所用ID的建议,被很多人作为雇用水军的证明,首先,没有规定不可以匿名发贴,该《回贴纲要》标明的联系人为6人,也反映不出存在雇用水军问题,其次,出于个人安全考虑,提醒大家发言身份及所用ID以免被事后骚扰也是合理的,这一合理性与必要性被后来发生的事实加以充分证明。所以,对该《回贴纲要》的认识是:1、无从证实真实性;2、从内容看,如果为真,也具备合理性,且不存在串通虚构事实的内容。

所以从《回帖纲要》的内容本身而言,说孙维串通作假是不能成立的,但是这里面确实涉及到了辩护策略的串通,如:“须每天逐渐发贴”、“尽量不要互相呼应(例外:以大学同班同学身份的可以适当呼应)”、“长篇大论也行,逐条发也可以。不过长篇大论难度较大,所以重要的要点还是建议逐条发帖”。如果考虑到孙维是去参加“网络公审大会”作被告的,并且邀请了辩护人,那么,在统一辩护发言策略上动一点小脑筋是可以理解的,在刑事法庭上,对于辩护人的发言最重要的问题在于是否作伪证,如果没有,谁也不会埋怨被告与辩护人之间协商辩护发言方式与策略,如果有作伪证的情况,是要构成伪证罪的。但是“网络公审”并不完全遵循这些原则,公共情绪的倾向才是决定因素,所以《回贴纲要》一出,网上骂声一片,普遍的情绪反映是:一个已经在心目中被定义为真凶的人,“居然敢于出来洗白,居然有人为她辩护,居然还事先组织起来,简直丧尽天良,敢这么做的人才有胆投毒”,这个就是《回贴纲要》所引发的网民情绪。

其实,最需要注意的是那份检讨书的发贴人的身份,及那份检讨书所起的作用,发贴的动机是什么。贴子被冠以孙维同学名义发出,但没有表明真实身份,所以也是一个网上潜水者。其对为孙维辩护进行了深刻自我检讨,表示自己良心不安已经一个月了,发贴检讨的原因是“随着事情的发展,我越来越怀疑她了”,并在信后附上参加辩护同学的MSN邮箱,以证明真实。“良心不安一个月了”,说明从孙维发声明那一天(到发贴检讨整好一个月)就不安了,如果不安,必然有怀疑的理由,按照常理可以与孙维或其他同学事先沟通,没有必要突然来个网上自我检讨,从事后《童宇峰与薛钢的通信》,到曝光的《孙维与同学的通信》这份材料看,孙维同学中只有童宇峰一个人在与薛钢的通信中表达了对孙维的怀疑,甚至有诱导孙维同学出面指证孙维有罪的言词,但是童宇峰并没有参加为孙维辩护。

“随着事情的发展”,这个潜水者“越来越怀疑”,表明在辩论过程中,他看到了足以证明孙维有罪的证据,但是无论从网上辩论的贴子看,还是薛钢事后发表的《21个矛盾点》看,从证据到逻辑,贝志诚明显处于下风,有些证据被直接证伪,有时还自己证明对方事实,最后,贝志诚不得不对孙维同学提出的证据的主要缺陷-“不能证明来源”的问题,在事后发文进行专门解释,实在看不出是什么样的新证据才能让这个同学“越来越怀疑”,乃至良心不安到需要出来写检讨的程度?

那么这个潜水者的检讨贴能起到什么作用呢?一、“从一开始就良心不安”,证明参加辩护是不情愿的,辩护不可相信;二、“越来越怀疑”,证明贝志诚所提出的各项罪证是可信的;三、是参加辩护的孙维同学出面检讨,足以引起孙维与同学,同学与同学之间互相猜疑,瓦解互信。可以说这个检讨贴与曝光回贴指南的行为,起到了一箭三雕的作用。

(三)被曝光的童宇峰与薛钢的私信

这个私信曝光事件也是相当的诡异。在此之前,还发生了几件事情,这些事情是私信曝光事件当时的背景及私信中涉及的内容。

2006年2月15日,贝志城在新浪网发表文章《对物化2班部分同学的道歉和呼吁—贝志城》。除了表示对他之前对物化2班同学进行集体攻击表示道歉外,还包括以下内容:

1、“由于目前我们还在争取通过正规途径解决,请大家原谅我暂时不能公布很多新资料”。

但是从目前朱令律师发布出来的《调查报告》及《证据大全》看,还没有看到这种大量新材料的涌现。

2、“你们中已经有同学改变了原来的想法,给我写信,告诉我当年的种种情况,她告诉我在案发前,你们作为和朱令、孙维同宿舍和经常来往的女生都没有听说过铊盐”

又提出一条新的潜水者信息,是直接写信给贝志诚的,文中使用“她”,是指为女生,并指出该女生是与朱令孙维同宿舍和经常来往的女生,同宿舍女生只有金亚和王琪,是网上辩护的主力,贝志诚是说为孙维辩护的主将已经倒戈?

3、“我在天涯发表声明之后,陆续有朱令和孙维的同学和我联系,据我所知,孙维找来支持他的同学一共是6位,目前找到我的她的同学也不少于这个数字,里面还包括原来支持她后来感到怀疑的同学。”“我证实“孙维同班同学:我们替孙维辩护的真相”这个帖子的真实性”。

贝志诚表述了一个相当感人的场面,孙维的同学们一个个陆续地如写检讨贴的同学一样来向贝志诚检讨和揭发,并以此证明前文提到的检讨贴就是孙维的同学写的。贝志诚的道歉信,其实更像一份获胜感言,至于这个同学们纷纷投诚的场面实在难以让人相信,至到现在,也只有童宇峰与贝志诚在指证孙维是真凶的问题上立场坚定。如果这个纷纷投诚的场面是虚构出来的,那么包括之前的检讨书,就很可能是一出反间计的实战运用,可见心机之深。

另外,在2006年2月24日,也就是童宇峰与薛钢进行私信对话的前一天,在百度朱令吧上再次出现以“间接知情人”名义发的贴子,称:“朱令宿舍失窃案发生后薛钢曾亲临现场”,又称:“象朱令第一次发病的那个周一或周二早上,朱和孙没来上课,说是朱令肚子疼了一夜孙送她去医院了”,这是又一条网上潜水者信息,其中第一条信息明显针对薛钢而去,暗示大家薛钢在失窃案上说谎,其为人不可信,该信息被许多网民采信传播,并以此指责薛钢为阴险小人,看来只要善于利用网民情绪,贬损一个人只是动一动手指的事。

有一件重要事件,就是物化2班同学童宇峰开始向物化2班学生发起呼吁信的签名活动,这封呼吁信的内容我没有找到原始文稿,据传是呼吁警方重启调查,童宇峰在最近2013年5月10日接受凤凰Uradio采访时自己的说法是:“我那时还不是很清楚是怎么回事,我说大家一起促进公安办案,大家一起回忆把事情搞清楚,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当初搞了个联名信息,打算3月份递交上去。我开头把稿子写好后,他们就出来说,你的稿子这里信息不对,那里信息不对,他们又提出来了很多版本,最后截至日期过了都没能提交。”说明当时同学之间对于呼吁信的内容意见不一致,不一致在哪里,童宇峰没有说明。另外,童宇峰于2004年在美国组织发起设立“帮助朱令基金会”,使得童宇峰在当时成为与贝志诚一样的被公认的义士,不支持童宇峰对于很多人就意味着正义的反面。

以上就是童宇峰与薛钢私信曝光之前所发生的一些事件,下面来看被曝光的私信。

2006年2月25日,童宇峰与薛钢通过电子邮件进行私信对话,该对话邮件于2006年2月26日被人在百度朱令吧曝光,根据童宇峰在百度上的声明,薛钢曾在被曝光之后不久,在校友网询问童宇峰贴子是否是童贴出的,而童宇峰也立即在百度与管理员联系:“管理员:你好,关于我的信件被贴的事情,我已经联系了和事情相关的人。确定为恶意的事件。由于所改部分确定与重大案件的证据有关,请管理员:1。保存好原帖作为日后破案证据。2。由于报案需要,请管理员和我联系。”随后,曝光贴被删除。童宇峰又于3月7日,在百度朱令吧发表声明,表示:“正在委托北京市立天律师事务所的张捷律师向北京市公安局报案”。童向网友澄清几个事实”:

“1.贴出的邮件来源并不是校友网,因为校友网的信件没有信头。

2.贴出邮件的信头,并不是薛刚回给我的邮件的信头,而是薛刚在发给我邮件13分钟以后用他夫人(李含琳)的信箱转给另外3人的信头。

3.根据所改内容,基本确认发贴人是重要涉案人员。”

童宇峰最初表示该信有一处恶意改动,又变为有两处改动,其中一处为将“回贴纲要”几字用×代替。在该声明中,童宇峰指出被贴出的私信是薛钢转给另外3人的,因此实际上暗示这“另外3人”是曝光私信的人,同时指出发贴人是重要涉案人员,因此他要报案。童宇峰所委托的报案律师正是长期代理朱令案的律师张捷,也是近期《真相调查报告》与《证据分析大全》的发布人。我没有看到该报案行动的后续情况及结果,也没有查出曝光者是谁,能看出的就是童宇峰的勃然大怒,该曝光事件成为无头案。

而在此之前,非常奇怪的是,童宇峰对孙维的立场从其公开的文字看则是完全不同。

以下是童宇峰于2004年3月13日发表在网上的文章,摘录如下:

“我承认在朱令事件中,是朱令在北大的高中同学贝志诚他们做了更多的事情。但信件的翻译,我知道物化2也参与了。只是工作量以及和贝志诚他们的沟通方面,我不清楚细节。”

是否证明了贝志诚所说物化2同学拒绝翻译求助信是谎话?

“朱令病重期间,所有女生曾去轮流过夜陪护,班上同学去看望。这都是不容否认的事实。”

所有女生是否应该包括孙维?

“朱令的确很优秀,但并不是说每一方面都是第一,也没有优秀到让别人感到自卑。音乐方面我不好评论,论学习、容貌,都有比她好的人存在。朱令和班上的同学并非合不来。只是她活动比较多,比较少和同学在一起而已。”

是否在证明,孙维嫉妒朱令的优秀是犯罪动机的说法不可信?

“但是嫌疑人终归是嫌疑人,并不就是认定的凶手。”

童宇峰是深刻领会“无罪推定”原则的含义的。

“要物化2的人站出来指认谁谁谁是凶手,真是幼稚的想法。连警方都

没有找到过硬的证据,你让朱令的同学出来说:“啊,好像谁很可能是凶手”?

“大家不必把道德的指责加到物化2的女生头上,设身处地为别人想想,你处在那样的环境你会怎么做?”

“不要再去骚扰不相干的人,也不要没有真凭实据就在那里胡乱指认说谁谁谁可能是凶手。在网络世界里,你们都是作为一个符号存在,但是朱令事件里的人却在现实生活中存在,各种指责,如果没有真实根据,对于现实生活中的人来说都是不公正的。”

“没有证据,道义上胡乱的指责有任何意义么?”

如果要是现在有人在网上发表以上言论挺孙的话,一定会被某些人定为“铊党”、“水军”、“五毛”的,我的疑惑是一个人的立场和观点怎么会在《孙维声明》发表后,出现如此180度的变化呢,是不是在2004年3月13日到2006年12月30日《孙维声明》发表这不到两年时间里,童宇峰看到了“有根据”的“真凭实据”呢,还是有什么原因刺激了他?因为存在这样的转变,所以薛钢和为孙维辩护的同学在察觉后从惊讶到不解到愤怒,就可以有合理的解释。

至于谁是私信曝光者,我不评论,我只能说曝光行为所起到的作用是------请上前台。

而童宇峰也确实不得不走到前台,2006年3月12日童宇峰再次给薛钢发出电邮,这次未见薛钢的回复,该电邮内容也再次被贴在百度上,不过这次童宇峰没有称是被人恶意曝光,该电邮是童宇峰针对薛钢在上次私信中的意见以及薛钢反驳贝志诚的《21个矛盾点》的全面公开的反驳:

1、对薛钢等同学为孙维辩护的行为进行否定:

“我们班一个同学被毒害成那样,这么多年没有什么人为她伸冤,这个反而不是"冷血"。搞个人大提案,还被折腾得错过了时间。倒是孙维声明一出来,相关同学就纷纷出来,说不给她辩护是"冷血"。我不明白"冷血"是怎么定义的。”“事情一发生,我1月3号就在校友网上说,网上解决不了问题,希望大家用正常的途径来解决这个问题,可是你们听么?”“为什么P6,寇鹏,张利,陈忠周的生活没有遭受恶意的攻击?有些事情发生了,不要老是埋怨别人不好。”

2、对薛钢及其同学的辩护意见的真实性进行否定:

“你自己能保证你的25点是客观事实么?你要保证不了,就更无法保证别人。”

“你们信誓旦旦的为另一个同学打保票?然而问当年的主要事情你们却又都记不清了?这是为什么?”

“王琪说:"我想如果是二次投毒,那目的就一定是要置之于死地,没有一点心理疾病或者大仇恨的人都是做不出来的。所以,我无法想象是我所了解的身边的人做的,无法理解。孙维的人品和性格我都了解,这样的事不可能是她做的。"这个是拿事实来给纠正不负责任的谣言么?你认为这种辩护能起作用么?”

3、直接或间接指证孙维为投毒者

“我们班别的同学没有一个人的课题要使用铊盐,任何其他同学是可以去拿那个铊盐的瓶子,但是都是非法的。我问是不是咱班唯一合法的,是从客观角度去问的,难道唯一合法就是凶手?你何苦这么敏感“合法接触”这个词呢?”

“还有关键问题,信件(指救助信)到底里面有没有提到铊中毒?如果提到了,为什么孙维不说她的实验里用到了铊?以致后来排查的时候说化学系没有。”

“朱令家庭和女生关系没有完全闹僵之前,有女生和朱令父母聊天的时候不断提示朱令父母徐冉和朱令的关系很差。2003年我去拜访朱令父母的时候他们也和我提了这个事情,告诉我说班上和朱令关系差的不是孙维,而是另有几人,问我知不知道情况。”

“我唯一有印象的是在三教上的一堂物化课,看得出来她病得不轻,行动也不方便。而且上物化课那个学期,数学、无机、有机等繁重的课程已经学完,剩下的主课程很少,说朱令大部分时间呆在宿舍,我相信。”

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童宇峰与薛钢等为孙维辩护的同学之间的关系已经可以用绝裂形容,而邮件中一句引述薛钢的话,反映了薛钢在某个场合明确表示同学中的造谣者就是童宇峰------“至于"联系自己当年的经历,咱们班同学应该知道到底谁在造谣惑众",你直说这个人的姓名就是了,不用避讳。”

对于童宇峰与薛钢等人在整个事件过程各自的不同表述,我无从判断真假,只有当事人自己清楚,整个过程中不难看出童宇峰与贝志诚的立场的一致性,童宇峰与薛钢等人公开绝裂之前,贝志诚的很多辩论意见都和童宇峰在与薛钢的往来邮件中体现出来,童宇峰对这些意见的表达与运用甚至比贝志诚更高明,而且当时的情况显示,没有同学比童宇峰与贝志诚的关系更紧密,童宇峰说过,没有同学如他所愿出面澄清被曝光的孙维电邮及《回贴纲要》的真实性,而童宇峰却出面保证这些材料的真实性,贝志诚说有同学已出面证明这些材料的真实性,以上这些情况相结合,可以得出什么结论?童宇峰是不是潜水者,或潜水者之一呢?而童宇峰在《孙维的声明》发布后,其态度骤然转变的原因,成了一个迷。

八、线索就在传言、谣言与谎言之中,真凶就在其后。

与案件相关的一切不合常理的行为都可能是重要的破案线索,在线索的发现过程中,我坚守对于证据的基本原则,不以传言为事实,因为如果传言是可以依据的,那么嫌疑人和线索就可以无限大,只要你胆子大脸皮厚,在键盘上敲几下,就可以制造一个传言、一种可能。在朱令案中,有太多不合常理的行为与现象发生,有太多可以被认为是线索的疑点出现,但是有一点是可以成立的,如果有人经常以虚构的事实栽赃他人为案犯,那么这个人是真正的案犯的可能性非常之大。所以,在之前的论述过程中,我把主要精力放在各种传言、谣言、谎言的去伪存真上面,放在事件中各种人物对这些言论与信息的态度上面。

(一)对潜水者信息的再分析。

在此过程中,我认为最有参考价值还是以清华大学学生身份散布的潜水者信息,理由如下:

1、对清华内部情况很了解,符合作案人身份条件;

2、多数信息为证明他人有罪,但是查无实据,符合作案人驾祸他人的心理动机;

3、多数信息的发布巧妙而及时地配合当时侦破方向与社会舆论方向,绝非巧合;

4、很多潜水者信息的来源是有条件进行追踪的,可能也是目前唯一可以被追踪的实证。

因此下面对潜水者信息再进行一些深入的分析。

无论假贝志诚之口,还是在网上散布,大量的潜水者信息不断出现,这些潜水者信息有如下特点:

1、都具有直接或间接指证孙维为真凶的作用;

2、集中出现在朱令案侦破与社会关注的高峰时期;

3、都以匿名方式提供;

4、都有具体细节的表述但都无从证实,有些明显为虚假信息。

还有一些网上信息虽然没有提供具体的指证,但是起到暗示孙维是凶手的作用,比如2006年1月,就在孙维声明发表后不久,在天涯网上有人用带“1987926”的几个ID对朱令进行了大量的谩骂,同时有孙维是公主、孙维不会上猫眼等内容,明显暗示发贴人就是孙维,激起网民愤怒,其语气似为女性。

分析贝志诚所提供潜水者信息,据贝所称,有四个信息为女生提供,而这四个信息均为对证明犯罪事实起关键性作用的信息,即“走私铊盐”、“古琴竞争”、“中阮竞争”、“唯一知道铊盐”,其中“走私铊盐”不合常理,可信度低,“唯一知道”与其它证据不符,“古琴竞争”根本不存在,“中阮竞争”可能性太低,是谁这么不遗余力地构陷呢?动机何在?结合前述通知朱令家人分吃面包的打电话的疑似女性潜水者,似乎在清华中有一女生从案发当时就急于让公安锁定孙维为嫌疑人,那么,该女性潜水者无疑是目前最大的嫌疑对象(或为共犯)。不知朱令父亲当年所接的通知失窃案的打电话人是男性还是女性,我想这个细节他应该记得,如果是女性,这个可能性就更大了。在贝志诚提供的潜水者信息中,有三条是关于乐队的,其中两条如前所述,第三条“替补关系说”不知提供者性别,如果这些不是贝瞎编的,那么能够让贝相信其为真并加以利用的原因可能就是,提供该信息的潜水者与乐队有关或至少与乐队成员相识,且三条乐队信息,从最初的古琴竞争到替补关系,不断修正,说明所述事实可能并不存在,为了证明孙维犯罪动机而刻意编造的可能性很大。对于如此重要的破案线索,为什么贝志诚不能具体说明信息的来源和过程呢?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提供上述信息的潜水者实为男性,贝只是如其所言保护其身份而故意说成女性,也是有可能的,另外一种可能是潜水者为一男一女,均与本案有关,但这种作案方式风险较大,投毒案以一人作案的情况为多,但也不能排除作案时为一人,事后因建立了特殊关系而进行包庇的可能。

(二)最需要澄清的事实。

1、贝志诚对与朱令交往关系的表述为什么前后不一,实际情况如何?

2、童宇峰在对孙维态度上为什么有这么大改变,为什么对孙维声明及同学辩护反应如此强烈,乃至最后不惜撕破脸皮?

4、宿舍失窃案警方有无详细记录?

5、贝志诚在中毒确认前收到多少救助邮件,有多少判断为铊中毒,如果不是多数,贝志诚肯定为铊中毒的理由是什么?

6、吴承之所接通知失窃电话的通话人是男是女?

7、最近提出的孙维与朱令情敌说、眼镜液投毒说、孙维被拘传细节、团委开水热中药等新出现的离奇说法是谁提供的,信息来源何在?

8、解放日报所报吴承之讲1998年扣留在系里的朱令物品再被盗,情况是否属实,所盗物品是什么?

(三)新的侦查手段

其实,真凶可能一直没有休息,自1995年作案到现在,其一定在关注此案,大量可疑网上信息的出现,尤其是明显虚构事实或假冒他人名义构陷他人的信息,案发时互联网技术还不成熟,但是现在可以利用技术手段查明信息来源,这些新出现的证据线索和侦查手段可以成为重启案件的条件。

(四)以下内容纯属虚构,请勿对号入座

1、A单恋B并实际有交往,事发后A被调查,出于面子和避嫌进行了隐瞒,C为真凶欲驾祸D,C与A相识并提供大量潜水者信息,A急于为B报仇相信C的信息并进行散布,A为保护C不泄露其身份,在警方查无所获后,A继续利用C的信息对D进行谴责,D进行自辩并查觉C的行为,A为报仇血恨不惜制造新的虚假事实证明C的信息,结果反而让人起疑,A上了C贼船。

2、A单恋B被拒绝并发现B另有男友,A追踪B并知道其学校生活细节,A谋害B报复,同时A有B所在学校的信息渠道并在案发后找到驾祸对象D,被调查时A隐瞒与B的关系事实,A实施驾祸D的行为,并以救助B的行为取得公信,同时与B同学C相识并取得信任,在D被警方解除嫌疑后,A为保护自己散布谣言让D继续承担嫌疑角色,为达目的,利用制造的谣言说服并感化了C,使C指证D,C与D及同学关系破裂,C上了A贼船。

3、X与B是同学或队友,同时恋上Y成情敌,X为情谋害B,并实施驾祸D,A单恋B又与X相识,B被害后A积极救助B并想报仇血恨,X利用A的情绪向其提供指证D的信息,同时B、D的同学C也暗恋B,A与C相识并形成报仇的共识,C从A处得知X散布的信息,对D态度大变,A与C在警方解除对D嫌疑后,利用X的信息发动对D的社会审判,并为了证明X信息不惜编造新的谣言。A与C上了X贼船。

4、D(或其他人)与B为室友并谋害B,A与C在D被解除嫌疑后,仍坚信D是真凶但没有确实证据,为了给B报仇血恨,不惜编造大量谣言证明D有罪,结果反而让人怀疑A与C。

以上情形的可能性从大到小排列为:

从犯罪动机看:3-2-1-4

从实施犯罪的条件看:4-3-1-2

从散布谣言的必要性看:3-2-1-4

从散布谣言的便利条件看:2-1-3-4

九、总结

综上所述,无从查证的信息是谓传言,已被证伪的传言是谓谣言,虚构事实是谓谎言,以此三言定人之罪是谓构陷,因此,在信息时代对信息进行去伪存真、用科学与理性对信息进行过滤是非常必要的,这首先是新闻媒体的责任与义务,在信息时代里,谣言止于智者可能是句空话,谣言止于媒体更有现实意义。在朱令案中,有一种说法试图为网络公审寻找合理依据,那就是美国陪审制度中的心证理论,有人试图以此证明网民的多数意见就可以形成心证,从而证明某人有罪,从而证明所进行的社会公审或网络公审是正义性,这种说法不是对陪审制度的无知,就是故意误导公众。其一、在陪审制度中,陪审团对于重大刑事案件有罪无罪的认定是非常慎重的,需要达成一致意见才可以做出有罪结论,绝不是少数服从多数;其二、为了保证陪审员的心证不受干扰,在重大案件审理过程中是需要与外界隔离的,不能获取除法庭提供的有效证据之外的任何与案件有关的信息,这与网民大量接受真假难辨、来源不明的信息有着根本区别。所以,用心证理论为网络公审的正义性进行背书,是荒诞可笑的,有两部电影推荐大家观看:《失控的陪审团》、《十二怒汉》。

回到案件本身,我认为,其实,朱令案的最大线索正在于贝志诚已经向社会公众提供的种种可以证明孙维有罪的信息及这些信息的提供者,甚至可以说贝志诚本人就是本案的最大线索,这并不等于说贝志诚就是本案的嫌疑人,同时需要明确的是,并不能排除孙维的嫌疑,但从目前的可考证据看,其嫌疑并不比某些人更大。本人支持贝志诚与童宇峰在远程求助与设立基金方面为朱令提供的帮助,但正如贝志诚所言,“大家别忘了朱家最大的心愿是早日抓到真凶”。

作者:花溪主人

胡德平被规劝“闭嘴”

在十八大前曾被习近平当面问计的胡耀邦之子胡德平,因未经授权向外透露会面事宜,并向外界做了一些不符“圣意”的主观解读,引起了一些评论和争议,已被婉言规劝少说为好。

此举亦验证了老牛对习近平的判断。习近平上任后不久,在方法论层面透过“新南巡”先示好右派,又透过授权刘云山祭起“新三反”和“七不讲”等强化意识形态管控来平衡左派,在认识论层面也提出前后三十年不能割裂看待。其目的,就是为了弥合党内外在左右、路线等问题上的尖锐分歧,终结中共党内无休无止的意识形态争论。

就如老牛在《国王的亲信——习近平政治再平衡》一文中指出的,习近平不喜欢“空谈误国”的书生论政,他要的是“实干兴邦”的实干精神。习近平扛上了民族复兴这面大旗,提出“中国梦”放个概念,就是要用民族复兴的旗帜和“中国梦”的柔性来统合党内的意识形态争论,结束党内意识形态争论。所以,习近平左右都打,左右都拉,唯独对工人农民说尽好话。在习近平眼里,极具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因为难被同化难以管控,其地位可能真的还不如工人农民,这一点,从习近平上任以来接见的国内群众界别出身分析,就能得出清晰结论。

《经济学人》说习近平要终结中共意识形态,美国之音说习近平是“毛左”重生,这些解读都是不对的。习近平不是戈尔巴乔夫,也不是斯大林或毛泽东。习近平既不会解散中共(当然也就不会终结中共的意识形态),也不会为反右、大跃进和文革翻案(当然也就不会为薄熙来和毛左翻案)。习近平要重塑中共意识形态,就是希望在保持中共传统政治内核的前提下,为其注入现代政治元素,以提高其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和普世性。

但,长期以来,因为党风、政风、文风、作风不正,官僚主义、本位主义、文牍主义、享乐主义泛滥盛行,再加上官商勾结贪腐严重,阶级固化社会不公,贫富分化困扰百姓,法治缺失流氓执政,社会撕裂暴力维稳,执政党和政府长期失信与民等等,在公民意识觉醒的互联网时代,习近平想让执政党和政府重获人民信任,想让左右两派闭嘴,想让网民百姓都乖乖听话配合会异常艰难。

为解决上述问题,十八大前,习近平曾拜访了包括胡德平等在内的北京各界人士,并在中央党校召开了小范围关门座谈会。在此期间,有受访的左派智囊向习近平提出建议:为打破党内这些根深蒂固的弊病,减少阻力,中共可以考虑透过适当规模的群众运动破除来自官僚集团的抵制,并压制左右两派的尖锐批评。

从目前的情况看,中共已部分采取了这个建议。针对官僚集团的整党整风和“群众路线教育”,默许网民透过互联网举报中低级贪腐官员的反腐方式,以及最高层对左右两派意见领袖的同时打压,都有上述建议的影子。但群众运动能否根本解决问题,整党整风会不会扩散到党外,从而异化成一场灾难性的政治运动,还有待观察。

来源:多维牛泪博客

習近平,你洗澡了嗎?

中共政治局召開會議,決定開展黨員「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習近平要求官員「照鏡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

「洗澡」之說,始於四十年代的延安整風。當時,《解放日報》發表了一篇由胡喬木撰寫、經毛澤東修改的社論〈教條與褲子〉,批評某些領導幹部和留蘇知識分子說:「他們高叫道,大家要洗澡啊,大家要學習游泳啊,但是有些甚麼問題發生在他們的貴體下,他們總是不肯下水,總是不肯脫掉褲子。」

於是,人人都在毛面前「脫褲子」,也就等於向毛宣示絕對效忠。「脫褲子」是一種中國式的納粹舉手禮。就連周恩來亦不例外:1943年11月27日、28日及12月1、2、3日,周恩來一連作了五天發言,痛陳自己的歷史錯誤。周發言之前,毛先在開場白中說,黨的整風是脫褲子,讓黨員赤身露體暴露;然後在同志們的幫助下洗澡,洗清身體內外不潔的污物;最後是擦背,懲前毖後,治病救人。毛最後說:「現在,我們看恩來脫褲子吧。」

中共奪取天下以後,將同樣的方式運用到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中。當局考慮到沒有經過整風的知識分子耳朵嬌嫩,聽不慣「脫褲子」的說法,因此委婉地改稱為「洗澡」,相當於西洋人所謂的「洗腦」。錢鍾書的夫人楊絳在小說《洗澡》中對此段經歷有過描述:那些「被洗澡者」必須在公眾場合,向領導、同事、學生交代自己的經歷和思想,做自我檢查和批判,由與會者進行幫助。

為了讓「澡」洗出效果,浴池經理們想出各種辦法,演繹出一連串形象的比喻。比如,洗大盆、中盆還是小盆。「水」,指群眾;「盆」,指會議。盆之大小,指會議之規模,參加者之多寡。職位高的,如校長、院長,洗「大盆」;職位低的,洗「小盆」;不大不小的,洗「中盆」。

「洗澡」的效果與被洗者的心理承受力有關,心理承受力弱的人一下子就被「洗」死了──清華大學化學系主任高崇熙不堪大盆之洗,仰藥而死,北京大學也有七個人自殺身亡。不過,此種烈度比起後來的「反右」和「文革」來,實在是毛毛雨而已。

毛澤東自己是不洗澡的。其私人醫生李志綏在回憶錄中揭露說,自從毛遷入中南海以後,就再也沒有洗過澡。毛覺得洗澡浪費時間,他的衞士每晚在他批公文、看書或閒談時,用一條濕毛巾替他擦身。但是,毛卻將「洗澡」變成一種「鈍刀子殺人」的政治運動,讓整個中國血雨腥風、哀鴻遍地。

連江澤民都知道「與時俱進」,「三講」講了半年,發現收效甚微,也就鳴鑼收兵了;如今,習近平拒絕憲政民主,企圖以毛式「洗澡」挽救大廈之將傾,無異於刻舟求劍、緣木求魚。

余杰
旅美中國作家

香港   蘋果日報

北韓綁票北京軟蛋

據官方口徑,中朝關係「是用鮮血凝成的」,遍觀整個世界,中國對外交往,這是定性最高的兩國關係。但正是這個中國過去和現在一直偏幫的北韓,如今卻幹起對中國人綁票的勾當。

大連一艘漁船五日在中國海域遭北韓巡邏艇攔截,後被押往北韓海域,朝方要求支付六十萬元人民幣肉金。據稱,北韓最初要求肉金一百二十萬元,但船主于學君表示只能支付六十萬元。于在事發後隨即向官方報警,「兩個多星期了,但沒有任何結果」。他擔心意外發生,於是在十八日通過微博公布劫持詳情。

令人不解的是,官方為何對此起北韓軍方一手製造的綁架案三緘其口?據媒體報道,遼寧丹東今年就先後有三艘漁船被北韓扣押,這些消息也被封鎖。習近平上台後,對外趨硬,官方在處理棘手的中日關係、中菲關係時,外交、經濟和軍事手段三管齊下,並在一定程度上扭轉過去的被動局面,但對於「小兄弟」北韓,北京的態度卻十分曖昧。金正恩拿核彈耍無賴要挾中美日韓,北京一再忍氣吞聲好言相勸,但北韓一意孤行,如今還對接連幾起綁票案不敢聲張,顯見北京對金三胖顧忌太多,生怕得罪這位渾不講理的主兒。

金正恩擺出「我是流氓我怕誰」的姿態,對待流氓,最好的辦法是搧他幾記耳光,痛扁一頓,只有將其打服,他才不再敢耍橫使蠻。可惜,北京對北韓始終投鼠忌器,以致養虎遺患。現在居然爬到東主頭上拉矢撒尿,今天他敢綁票,明天他就敢將核彈瞄準北京,大搞核訛詐。

北京真該醒醒了。

尤可夫 傳媒人

太陽報

传中方曾屈膝朝鲜强盗霸行 劝被扣渔船交钱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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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中国民众对朝鲜扣押中国渔民并索要高达60万赎金群情激愤之际,5月19日中国官媒《环球时报》记者在加V腾讯微博上透露:其实中国渔船被朝鲜扣押与 中国政府正式“交涉”之前,“有关部门”的“有关人员”曾劝船主“少交点钱解决事儿算了!”不过,目前该条微博已经不存在,其微博最新一条显示为5月14 日发布的信息。



《环球时报》记者邱永峥腾讯微博截图。

据悉,该条消息5月19日18时43分被中国官媒《环球时报》记者邱永峥在其个人实名认证微博上称,“有关部门”的“有关人员”曾劝船东“少交点钱解决事 儿算了!”当日19点43分,邱永峥再发微博称,“有关人员”曾打电话给于学君,问他“你为什么把这事捅给媒体?”该条消息据称是邱永峥在采访被扣押渔船 “辽普渔25222”号船东于学君时获得。

此条消息一发,就引发中国民众的气愤。有网友如是评价,正是我们自己的“有关部门,有关人员”的不负责任的息事宁人,助长了强盗的霸道行径!人民用血汗养活了你们这群酒囊饭袋!

据了解,在被爆料此事之前,公众所获得的信息便是5月20日下午4时中国驻朝鲜使馆周姓外交官表示,中方已就此事与朝鲜外务省进行了交涉。同日,中国外交 部发言人洪磊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已经通过有关的渠道向朝方提出交涉,要求朝鲜方面尽快妥善处理,切实地保障中国渔民的合法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

就在民众还对中国官方的“及时反映”欣慰之际,这样的爆料让民众难以承重。据了解,事件发生在5月5日,在中国海域大连一艘渔船被朝鲜巡逻艇拦截后押往朝鲜海域,船上共有船员16人。对方限船主在5月19日正午12时之前向丹东一公司指出60万元费用。



被扣押的16名中国渔民。

6日,船主于学君一得知消息就向辽海警总队海警一支队报警。10日,于学君又联系了中国外交部和中国驻朝鲜大使馆,应使馆方面要求,于学君传真了一份情况 说明。18日23点27分,于学君开通了其个人腾讯微博,并发出第一条求助微博:“我是中国“辽普渔25222号”渔船船主,我向大家紧急求助:我渔船在 中国海域泊流,突然被朝鲜方面扣押,我们确认是中国海域。朝方用翻译通话,勒索60万,对方持枪上船,态度蛮横。我船员目前生死未知,恳请广大网友关注, 恳请外交部关注。然而我们获知中方采取措施的时间则是5月20日中国外交部和中国驻朝使馆外交官的回应。”据事件发生已过去14天。

也是因为这近半个月时间,中国渔船被扣押事件却尚未获得完美解决。中国驻朝鲜大使馆20日据朝鲜外务省通报称,中国被扣渔船及船员已经全部获释返回中国。 不过,被扣押船只的船主于学君随后在其腾讯认证微博上表示,大连当地边防派出所的一位所长致电给他,问船员和船只是否已经放回来,他回答说,还没有得到消 息。而中国外交部至今也没有就此发表声明。而朝鲜外务省及其他政府部门至今也没有证实这一最新发展。直到21日晨8时15分中国驻朝鲜使馆官员向人民网记 者确认,朝鲜已释放被扣押中国渔船及船员。

本来,在中国渔船并未违法生产作业的情况被他国扣押,中方应该及时作出回应被向公众说明具体情况,并解救被扣押人员。然而民众却看到了这长达半个月事件解 决的不甚完美,甚至还爆料出在空窗期里“有关部门”的“有关人员”居然向船东提出“交钱了事”。尽管目前该条最初的微博已被删除,但被大量转发,气愤的中 国民众甚至扬言要人肉搜索,不过到目前,尚未知晓具体内情。

有网友“西江月”写诗这样评论到:“甘舍国尊媚外,有关啥部何门?纵容三胖掠渔民,尔等居心为甚?信是王八领导,老婆惯送他人,蛮夷放屁也惊魂,立马屈膝 求稳!”是的,当自己的国民在外受到不合理的欺辱时,作为母亲的国家已经第一时间挺身保护,而非经爆料之事这样让人寒心。

小弟欺负老大哥 金三挑战习近平让北京难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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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接掌中国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大位”以来,有意将中国共产党打造成万年执政党的中共新总书记习近平力图向全世界投射一种他掌管下的中国大陆空前强大的形象。

然而,北京名义上的共产党政权盟友、平壤的金正恩政权却频频有意无意地反复戏弄北京,让北京难堪,让习近平当局难以对中国公众和国际社会显示其强大和负责,或显示其负责的强大,强大的负责。

金三与中国鹰派

习近平当局的这种难堪状借助中国军队的鹰派言论而得到放大和凸显,从而使习近平当局的难堪更是雪上加霜,难以隐匿和躲藏。中国国内外的许多观察家认为,习近平的世界观跟中国军队的鹰派将领相当合拍,或高度趋同。

假如说,金三金正恩政权成功地在国际间频频让习近平当局声誉扫地,那么,中国人民解放军鹰派少校、中国微博名人和中国网民的笑柄戴旭则是频建奇功,因为戴 上校似乎运气特别好,或特别善于挑选时机,能在最恰当的时候发出使习近平政权最难堪的言论,让习近平当局成为国内外看客感到最好笑的笑柄。

5月18日,戴旭通过他的实名认证的新浪微博发言说:

“这次菲律宾枪杀台湾渔民事件,凸显没有祖国大陆做后盾,台湾毫无尊严和安全可言的囧境。可惜,台岛总有一些政客防大陆甚于防外贼,宁可抱美国的大腿,与 日本眉来眼去,与菲律宾暗送秋波,也不肯接受大陆同胞的无私诚意。鸟毛大的菲律宾也敢尿台湾一脸,台军舰机虽全副披挂,马先生敢奈菲何?”

菲律宾公务船开枪射杀台湾渔民,台北当局提出严正抗议,发出最后通牒,拒绝接受菲律宾政府所提出的过失杀人的道歉,并警告将对菲律宾采取其他严厉的回应措施。这一切在戴上校看来太小儿科,太孱弱,太可怜,太可笑。

不幸的是,在戴上校发出上述调笑台湾的言论之后不久,就传出金正恩政权劫持中国渔船两个多星期、强大的祖国政府一声不吭、政府“有关部门”甚至建议被劫持渔船向劫持者缴纳赎金、息事宁人的消息。

眼看着戴上校所赞美的强大的祖国好似一个被吓坏的小猫两个多星期一声不敢吭,被金三当局劫持扣押的中国渔船“辽普渔25222” 的船主于学君在绝望之中通过微博对理论上和实际上并不主持外交、也不掌握军队的中国网民发出救船救人的求救呼吁。

于学君求救呼吁的传出,引起中国公众和网民的强烈反应。这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推进了渔船和渔民得解救的进程现在还不清楚,但有关的消息传出使戴旭上校、罗援将军等中国军队鹰派再次成为中国公众和网民嘻笑怒骂的对象,如下面这则新浪微博所示:

@卫庄:【朝鲜绑架中国渔船,疑鹰派将军们在集体学习毛泽东语录】 朝鲜在中国海域绑架中国渔船索要赎金,罗援、戴旭等鹰派一言不发。庄哥相信鹰派将军们一定在学习毛泽东语录。 “为了抗击共同的敌人,内惩国贼,中国人民永远坚定地和朝鲜人民在一起,为了彻底战胜美帝国主义侵略者奋斗。”哼~

(注:早些时候,罗援将军获得中国当局的特别批准开设微博,宣称中国军队的宗旨是在习总的领导下“内惩国贼”,遭到中国公众和网民的嘲笑和痛斥;网民纷纷 指出,罗援将军显然是一个法盲和半文盲,居然不知道他以军人的身份声言要“内惩国贼”等于是公然号召军人干政或造反夺权。)

接下来依然在发展的形势可谓令人眼花缭乱的一波三折。每一折都让北京当局、让习近平当局难堪,也让中共当局的权威新闻机构新华社大出洋相,显示今天的北京好像一切都乱了套。这种乱象又成为中国网民的笑料,如新浪微博的网民言论所示:

@尖风车:美国人被朝鲜扣押后,前总统出面解救。国人能否派个饭桶去?朝鲜人只要有吃的,其他就好商量了。

@江南浪子万军:新华网最新消息:中国驻朝鲜大使馆20日告诉新华社记者,据朝鲜外务省通报,中国被扣渔船及船员已全部获释返回。

@微天下: 新浪刚刚从外交部新闻司证实,目前还没有我被朝鲜扣押人员得到释放的消息。外交部仍在积极努力解决。微评:晕死了,新华社还能不能有点节操啊?

@雷颐:请看外交部发言人的回答:“中方就中国渔船被抓扣一事与朝鲜方面保持密切沟通,已通过相关渠道向朝方提出交涉,要求朝方尽快妥善处理,维护中方人 员的生命财产安全与合法权益。”就这一句话!没有强烈抗议,没有抗议,连“严正”交涉都没有!连中国渔船非法被抓扣都不敢说!

小弟欺负老大哥

小弟弟欺负老大哥的事或许在某些家庭内存在,但这种事情外人一般很难见到。

然而,内外交困、穷得叮当响、在全世界只有中国一个最后的重要盟友的朝鲜金三政权似乎是喜欢上了作践北京、似乎是一心一意要给习近平政权难堪,这种咄咄怪事却在当今世界有目共睹。

5月19日,瑞士法文《日内瓦论坛报》转载法新社的报道,向瑞士法语区的读者如此描述这种咄咄怪事:

“(中国渔船的船主)在网上公布了有关的情况。他表示,他对中国政府当局迟迟没有反应而感到焦虑失望。一年前,被至今身份不明的北朝鲜人劫持的29位中国渔民被遣返回中国。当时,北朝鲜方面要求120万元人民币的赎金。

“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报道说,那些渔民是在没有缴纳赎金的情况下获释的。中国媒体一年前声言,北朝鲜海岸警卫队反复抓捕中国渔船,抢劫渔船上的燃料和其他货物。

“中国是北朝鲜的唯一盟友和经济命脉。但近几个星期来朝鲜半岛出现危机之际,平壤似乎对北京要求平静的呼吁充耳不闻。”

瑞士法文《日内瓦论坛报》在这里所说的“近几个星期来朝鲜半岛出现危机,”显然是指平壤金正恩政权对美国和周边国家进行核讹诈,并威胁要进行示威性的导弹发射试验。

北京对平壤的讹诈和威胁表示了反对。习近平早些时候措辞含混地说,“不能为一己之私把一个地区乃至世界搞乱。”世界媒体普遍认为,那是习近平对朝鲜的做法表示不满和警告。中国外交部长则对朝鲜放出狠话说,“不允许在中国的家门口生事。”

然而,金正恩政权对北京的强硬言辞作出了更强硬的反应,不但试验了导弹(短程的),而且又抓捕了中国渔船和渔民,并索要赎金(罚款)60万元人民币。

闷声吃大亏

在当今中国,民间有一种很流行的说法是“闷声发大财,”其意思是如今中国有很多问题,很多事情,聪明的人不要去管,也管不了,只有悄悄地谋划自己的经济利益才是正经,才是识时务者为俊杰。

“闷声发大财”思路显然也得到中国先前的最高领导人江泽民的全心赞同。有一次在被香港记者问到一个让他感到恼火的问题的时候,江泽民生气地教训记者“太幼稚,太天真,”并劝告记者不要乱问,要好好学着“闷声发大财。”

现在还不清楚后来到底有百分之多少的香港记者学到并掌握了江泽民所提倡的“闷声发大财”的人生哲学或处世诀窍,但在世界媒体看来,中国对朝鲜的外交似乎在完美地演示一种“闷声吃大亏”的国际主义新境界。

5月20日,日本公共电视台日本广播协会NHK发表报道,这样描述了中国外交这种令人匪夷所思的“闷声吃大亏”的奇妙境界:

“中国媒体援引中国国内一位专家的话说,北朝鲜过去反复如此抓捕中国渔船,但由于中国和北朝鲜有传统的友好关系,过去中国对这种事情几乎没有报道。

“那位专家说,现在中国之所有了北朝鲜抓捕中国渔船渔民的报道,‘其背景是中国与朝鲜迄今为止的传统友好关系在逐渐转变为普通的国家关系。’中国方面已经提出要求释放渔船渔民,朝鲜方面如何应对将引人注目。”

奇妙的沉默

美国主要报纸《纽约时报》5月21发表记者储百亮(Chris Buckley)从香港发出的报道,可谓跟中国网民言论与NHK报道相得益彰,遥相呼应,相互发明。报道特别指出了北京当局在中国公民陷入危机的时候所保持的莫名其妙的沉默:

“中国星期一再次呼吁北朝鲜释放它本月早些时候抓捕的一艘中国渔船及其船员。那艘渔船的船主对被扣留渔民的安全表示担心。这一最新事件凸显出中朝两国政府之间最新的不合。

“中国外交部星期天(5月19日)透露,那艘渔船的船主于学君在5月10日给中国驻平壤大使馆打电话,要求协助被北朝鲜抓捕的渔船获释。该渔船的基地在中国东北港口城市大连。”

“中国外交部没有解释为什么要等待这么久才透露中国渔船被北朝鲜抓捕。目前,中国跟北朝鲜关系冷淡而紧张。北朝鲜处境孤立,在外交和经济上依赖北京支持。”

马后炮成笑话

在中国网民对中国当局无能的外交发出强烈抨击之后,中国军队著名鹰派将领罗援好像是情绪激动起来,通过新浪网发出了好像是颇为愤怒的微博:

@罗援:一直在关注中国渔船被朝鲜扣留事件,今天从媒体上得知中国驻朝鲜大使馆已证实确有其事,非常气愤!朝鲜也欺人太甚,缺钱,也不能越界抓人、讹钱,朝方必须根据中国政府要求,尽快放船、放人和切实保障我被扣船员生命财产安全与合法权益,否则,恶有恶报!

罗援将军马后炮式的愤怒微博贴在中国网民当中引起阵阵哄笑、嘲笑、笑骂,例如,

@非常不小心:“恶有恶报”是一句高级黑啊!罗将军平时的英明神武到哪里去了?这个时候却在指望神灵来处罚恶人?你的航空母舰呢?你的军队呢?

与此同时,许多中国公众和网民认为,中国军队以及媒体内的所谓鹰派几乎都是中共专制统治的坚决拥护者,那些鹰派民族主义者本质上也是平壤独裁政权的同盟、同党。

这些中国公众和网民怀疑,中国鹰派对平壤的任何谴责其实多是不得已装装样子而已,鹰派在任何时候都不会跟平壤独裁政权彻底切割,而总是会跟平壤藕断丝连。

幸也不幸的是,中国官方媒体当中著名的鹰派、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及时发表一则新浪微博贴,让中国公众和网民打消了怀疑:

@胡锡进:朝鲜方 面8次逼被扣渔船的船东交“罚款”,很可能这是帮无赖,而且丹东境内或有内应。朝鲜国穷,对外不够文明,挺差劲。中方需要严厉对朝交涉,必要时对其来硬 的,比如扣一次我们的渔船,就减少多少对朝援助。但要同时看到,中朝不是中菲、中日间的那种领土对抗,这种区别应当分清



朝方释放中国渔船是谣传 船主:我们船没有越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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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主于学君在自己实名认证的腾讯微博上发布16名被扣船员照片。


大连船主被朝方索款60万:我没有办法 只能等

针对朝鲜扣押中国渔船事件,外交部表示,已经通过有关渠道与朝方交涉,也要求朝鲜切实保障中国渔民的合法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

洪磊:“中方已经通过有关的渠道向朝方提出交涉,要求朝鲜方面尽快妥善处理,切实地保障中国渔民的合法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

2012年5月份有3艘中国渔船在中国海域作业时遭遇到朝鲜不明身份武装人员的强行劫持并且索要赎金,事态经过14天的发展,在中国政府的积极斡旋下,所有渔民平安返回,不过却有部分人员在被扣押期间遭到朝方严重的非人道待遇。

凤凰卫视 周庆元、侯奕旭 北京报道

船主:我们的船肯定没有越界 北斗和GPS都可以作证

昨晚,微博上一度传出“被朝方扣押中国渔船已获释”的消息。随后,又有微博辟谣称,目前被扣渔船一事朝鲜方面尚没有最新表态。截至昨晚发稿,外交部尚未对此发布消息。

据新华社电 外交部发言人洪磊昨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就中国渔船被抓扣一事与朝鲜方面保持密切沟通,已通过相关渠道向朝方提出交涉,要求朝方尽快妥善处理,维护中方人员的生命财产安全与合法权益。

外交部官方微博“外交小灵通”此前发布消息:中国驻朝鲜大使馆证实,大连市个体渔船“辽普渔25222号”被朝方抓扣。

5月10日,船主于学君向中国驻朝鲜大使馆电话求助。中国驻朝鲜大使馆接电后立即向朝鲜外务省领事局提出交涉,要求朝方尽快放船、放人和切实保障我被扣船员生命财产安全与合法权益。

交涉情况已经告知船主,正在敦促朝方尽快妥善处理。

■ 对话

曾被8次索要赎金,前晚最后联系

5月5日夜,一艘载有16名中国渔民,编号为“辽普渔25222”的辽宁渔船被朝鲜方面扣押。

5月18日夜,该船船主于学君通过微博对外求助,随后得到中国媒体广泛关注。昨日20时30分,刚刚输完液的于学君接受新京报记者的专访。

进展

“前晚曾与船长联系”

新京报:目前,辽普渔25222上船员的情况如何,你了解到最新情况了吗?

于学君:最新的情况就是16时左右,中国驻朝鲜使馆给我打来电话,说今天(20日)11时左右使馆已经和朝鲜的外务省在交涉这件事情,现在具体的结果我还不知道。

新京报:有媒体报道,到今天为止朝鲜的武装人员已经给你打了8次电话索要赎金。

于学君:差不多吧。最后一次电话是19日21时许。

新京报:这些武装人员讲了什么?

于学君:当时是朝鲜人让我的船长给我打的卫星电话,说是最迟今天晚上5点交赎金60万,不交就要扣船扣人。

“还没接到放人通知”

新京报:船长和船员有人身危险吗?

于学君:从电话里,我感觉他讲话哆哆嗦嗦,很害怕。现在还不能判断他和船员们有没有受到虐待。

新京报:现在你最担心的是什么?

于学君:我最担心的是船员们的安全问题,谁知道朝鲜人把他们带走后有没有打他们,另外船上的补给肯定不够用了,不知道朝鲜人给不给他们吃的东西。

新京报:网上传出中国驻朝鲜使馆表示,已经释放被扣渔船和船员。

于学君:我还没有接到这个通知。(截至昨晚10时许)他们平安回来是我现在最大的希望。

心路

“想过交赎金凑不出钱”

新京报:船被扣押是5月5日发生的,你5月18日晚上11点才通过微博对外求助,为什么过了13天才对外讲?

于学君:这件事出了以后我就报警了,也和边防联系了。他们跟我说别着急,正在调查,有结果会通知我。过了两周没消息,我就很担心我的船员们。当时一位朋友说你可以在微博上求助试一试,我才在微博写了这件事。

新京报:这两周没有官方人员和你联系?

于学君:联系过,我也打过电话询问。但是一直没有船员们的消息。

新京报:有没有人告诉你不要声张这件事?

于学君:这个倒真没有。

新京报: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想过交赎金?

于学君:我想过,但是我实在没有那么多钱,也凑不出这么多钱啊。

回顾

“北斗可证船没越界”

新京报:你确定这条船没有行驶进朝方海域吗?

于学君:这个我肯定确定的。因为中国和朝鲜海域是以东经124度为分界线,东经124度以西是中国,以东是朝鲜。辽普渔25222当时是在东经123度52分50秒被扣的,是他们越界登船抓我们的。这个有GPS和北斗的定位系统,都可以作证。

新京报:当时没有我国的渔政船在附近巡逻吗?

于学君:一般来说,渔政船会有巡逻,提醒我们的船只不要越界,要在自己海域捕捞。那天太晚了,应该是附近没有看到。

新京报:在出这事之前你听说有中国渔船被朝鲜扣押的类似事件吗?

于学君:去年5月份有一次,这个媒体已经报道过。后来好像也发生过,有的船主交了一二十万放的人,就算自认倒霉了。

“没听说有灰色地带”

新京报:你怎么看待交赎金这件事?

于学君:这明显不合理啊。别人我不太清楚,首先这次是我们没越界,是他们越界抓人的,我们凭什么还要给他们赎金!就算以前有越界的情况,也应该解决这件事,不应该要赎金啊,这么做太不靠谱。

新京报:这片海域中国渔民越界捕鱼的情况多吗?

于学君:具体的捕鱼情况我不知道,但是近年来越界肯定越来越少,大家都会离界远一点。

新京报:有媒体说在这片海域有一个灰色地带,你听说过吗?

于学君:这个我倒没听说。我和周围的朋友都是很守法的,不会去朝鲜那边打鱼。

新京报记者邢世伟

■ 新闻链接

3艘渔船去年5月被朝扣押

此次扣押,并非朝方今年首次扣押中国渔船。

有船主自认倒霉交赎金

一知情者向媒体表示,今年以来仅丹东市就先后有3艘中国渔船被朝鲜扣押,其中2艘交“罚款”后释放。“辽普渔25222”船主于学君说:“很多时候,船东 一看对方只要一二十万就交了,算是自认倒霉,但这反而让朝鲜方面更加积极地越界扣押中国渔船,从而让朝鲜方面尝到甜头。”

去年被朝扣押船员放回

去年5月,3艘中国渔船被朝鲜疑似军用舰艇抓扣又放回,扣押时间长达13天,涉事船员29人。 5月8日凌晨4时30分,辽丹渔23979船在东经123度57分、北纬38度05分被抓扣,5月8日13时,辽丹渔23528、23536船在东经123度36分,北纬38度18分被抓扣。

船主在事发第一时间即向丹东、大连两地的多个相关部门报案求助,但直至21日,在经过了长达13天的苦苦等待之后,这起“渔业案件”才在中国的外交努力下得以圆满解决,全部被困船员安全返回。

用美政府经费帮中国公司做研究 3华裔被起诉

【大纪元2013年05月21日讯】(大纪元记者毕儒宗报导)联邦纽约南区美国检察官巴拉拉(Preet Bharara)与联邦调查局(FBI)助理局长韦尼泽洛斯(George Venizelos)周一共同宣布,三名纽约大学华裔研究人员被控接受来自中国公司及中国政府研究机构的贿赂,泄露他们由美国政府资助的磁共振造影(MRI)研究成果。

44岁的朱豫东(Yudong Zhu,音译)、31岁的杨星(Xing Yang)和31岁的李业(Ye Li)等三名纽约大学的研究人员被控,三人在纽约大学进行提高MRI技术的研究,但未公开他们同时还协助一家中国公司进行同类型的研究。他们在纽约大学的研究获得了美国国家卫生院(NIH)数百万美元的资助。

他们每人被控接受商业贿赂以向中国公司及中国政府机构提供他们研究成果,每人最高可被判刑5年;朱还被控在申请NIH研究经费时在利益冲突上说谎,最高可被判刑20年。朱豫东和杨星周日(19日)在他们的纽约家中被逮捕,而李业则在被控前逃回中国。朱及杨于周一在曼哈顿联邦法院出庭。

巴拉拉检察官说:“这是一个邀请狐狸在鸡舍工作的阴谋。这些被告非法获得联邦政府研究经费,然后勾结中国政府和中国公司,以非法获取这些实体的利益。.....该办公室将不会被容忍。”FBI助理局长韦尼泽洛斯说:“保护我们国家的技术和知识产权是FB I的首要任务之一。”

据了解,纽约大学于2008年聘请MRI成像技术专家朱豫东到该校任教及进行研究。朱来到该校以使用该校特有的实验室及高度专业化的设备,以测试MRI的创新技术。

2010年,朱向美国NIH申请了为期五年的数百万美元资金,以提高MRI设备的成像能力。朱然后安排杨星和李业分别于2011年和2012年自中国来到纽约与他一起工作。

当他们三人在纽约大学进行研究的同时,他们还与“中国医疗影像公司”(United Imaging Healthcare)及中国政府成立的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SIAT)保持关系。朱出来安排杨李两人和他一起在纽约大学工作,也安排中国医疗影像公司的一名高级主管支付李业在纽约公寓的租金及杨星在纽约读研究所的学费。此外, 这名高级主管还付出杨和李两人往返中国和纽约的机票。

纽约大学最近发现,当他们在纽约大学工作的同时,三人还拥有中国医疗影像公司的电子邮箱。该大学还发现李业是中国医疗影像公司职工的签名记录,日期为2012年9月27日。朱杨李三人隐瞒这些款项与他们与这些中国研究机构的关系。

通过调查他们的电子邮箱,纽约大学发现,自2011年8月至2013年1月,中国医疗影像公司的人员与朱杨两人探讨MRI设备原型实验和项目更新的事项。这些电子邮件被发送到朱的Gmail及杨的Hotmail帐户或他们在中国医疗影像公司的电子邮箱。

此外,朱也有其他重大利益冲突。朱向纽约大学隐瞒了他拥有一个磁共振成像技术的相关专利,其价值将直接受到他的在纽约大学研究结果的影响。

外电:中国大学实验室为解放军训练黑客

【大纪元2013年05月21日讯】(大纪元记者曾去执编译报导)两周前,美国五角大厦发布年度中共军事报告,首次证实中国对美国的网路攻击,是直接来自中共当局与解放军。

根据《华盛顿自由灯塔报》报导,美国五角大楼5月6日公布了2013年中国军力及安全报告,其中公开指责中国对美国政府发动的网路攻击,是直接受中共当局和军方指挥,旨在取得有利于中共的国防与高科技,让中共了解美国对中共的看法,让解放军了解美国的国防、后勤系统与相关军力,以便在遇上危机时能够从容对付。

报告称,中共计划先行收集情报与电脑系统攻击的资料,以利未来使用于网路战。此外,网路攻击可用来对准后勤、通信与商业活动网路,限制敌人的行动,或降低对方军事的反击能力。

报告还指出,2012年“世界许多电脑系统,包括美国政府的系统,持续是被攻击的目标,其中一些黑客明显是来自中国政府与军方”。中共对此指控驳斥为无稽之谈。

《华盛顿自由灯塔报》指称,根据美国官员近来察觉中共所发动的秘密网路攻击,是来自至中国湖北省武汉电脑科学院航天资讯安全与可信赖运算国家重点实验室。

美国麦迪安(Mandiant)网路安全公司近期也发表报告,确认上海附近的共军间谍网军是61398部队,隶属于解放军总参谋部三部二局,也称之为总参三部。

位于维吉利亚的智库“2049计划研究所”则揭露中共另一个网军“北方运算中心”,也隶属于总参三部。

美国官员表示,国家重点实验室座落于上海以西425哩之处,它成立于2008年,是大学里三个电脑科学实验室其中之一,也是资讯安全与网路战中心。

过去十年来,武汉电脑科学院训练760多人,他们目前隶属于中共解放军与政府。其重点实验室的资金来自解放军各单位,包括总参三部。

另一个武汉大学的电脑科学实验室被认为是资讯网路攻击与防御中心。这个重点实验室受重视之处,在于它研发了独有的网路战软体平台,取名为SimpleISES资讯安全实验教学系统,专门训练和指导网路攻击。

报导说,SimpleISES系统可同时供20名学生使用,发动网路攻击。此系统是由北京西普科技公司所研发,在中国有30多所大学普遍使用。

美国专家认为,这一系统让解放军对美国国防部和政府,乃至对其他国家发动的大规模网路攻击,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位匿名的电脑安全专家说,这个系统似乎主要就是用来训练骇客,将大学生训练为新生代的骇客,辅助并测试新式网路攻击。

(责任编辑:张东光)

资中筠:我不想发言,因为已经“余欲无言”

2012年11月16日在“共识”座谈会上的发言

我本来不想发言,因为已经“余欲无言”。这个文件第一段里的话:“十八大……感到振奋”就和我的心情相反,我一点也不振奋,而感到沮丧,没有希望。那个报告除了连篇的陈词套话外,有几句引人注意的话却是倒退的。

上午许多有识之士发表了许多真知灼见,我很钦佩,那一片痴心也令人感动。这些意见多少人多少年来也发表了不少。我首先一个问题是:我们说给谁听?假想的听众是谁?好像还是眼睛向上,希望掌权者采纳,可能吗?我想起我曾写过的一篇小文章:《国家兴亡,匹夫无责》。那是诠释顾炎武的话,他的名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但是又说“国家兴亡,肉食者谋之”,意思是“匹夫无责”。当时明朝亡了,他说你们那些在位者把王朝给折腾亡了,我们没责任,我们的责任在维护道统,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民族精神。为什么自古以来“肉食者鄙,未能远谋”?因为利令智昏。是既得利益妨碍做出正确的决策。所以不是如何说服他们改的问题。

我想,我们现在谈的这么明显的问题,我们都看到了,在上者难道真的看不到?他们也不是弱智。社会危机他们想必比我们体会更深,否则为什么要动员140万人保卫几千个人开会?那么害怕,心虚?现在去分析讲话中哪句话的提法是没有意义的。语言与实际已经空前脱节,空前的虚伪。什么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中国特色而无社会主义!现在还讲“我们”社会主义、“他们”资本主义,是十分可笑的。事实是中国的权贵资本已经与跨国资本相结合,互相利益攸关,受害的是中国的劳工和那些国家的劳工。

刚才有人说:“改革是找死,不改是等死”,这是一句流传很广的话。但是有一个问题要搞清楚:是谁死?改革了,整个中华民族会死吗?我认为民族复兴的希望就在于改革,否则虽然不一定会“死”,但是会堕落,沉沦。人们都痛恨腐败,官场腐败,古今中外都有,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全社会腐败,现在正是全社会腐败。国民党的时候是官场腐败,社会其他方面:学界、文化、新闻以及工商企业没有全腐败,所以政权被推翻了,社会还有救。而现在,各行各业都腐败,而且已经见怪不怪,连小学生都知道要家长给老师送礼,以便对自己好一点。他们长大了就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对了。我们在座的至少40岁以上的上学的时候还不是这样,还有公平、正义的观念,下一代人如果这样下去恐怕就根本不在乎什么公平正义,而是认同腐败的规则,只看自己怎么在里面玩了。这就是整个民族从精神上烂掉!孙立平先生的“溃败论”对我很有启发。所以我对教育问题特别忧虑!这个文件中完全没有提到教育问题。我们需要眼睛向下,着眼于民众的启蒙。民众和领导的素质是互为因果的。民众的觉悟是最重要的。前一阵发生的以“爱国”为名的打砸抢暴行,使我感到悲哀:一百年了,没有长进,上面还是慈禧,下面还是义和团。我不是要把哪位领导比作慈禧,但是那次的行动开始就是当局纵容、默许,或者就是有意组织的,把国内矛盾转到一个境外敌人身上,这是惯技,到后来失控,再行压制,然后和外国还得妥协。总之,我们需要换一种思维方式,换一个角度,是对全民族负责呢,还是对王朝负责?

如果要说改革的切入点,最重要的是建立法治。有了健全的法治,其他事,政府能不管就少管,社会自然会有活力,自我调节。我同意刚才有人说的党内纪委实行“双规”的做法是违反法治,侵犯人权的。我觉得有点像帮会的自己清理门户,绝不是现代国家的法治。纪委谁来监督呢?没有公众舆论的监督,没有透明度,没有权力的制衡,腐败是不可能治理的。另外,还要澄清一个观念,美国对外实行霸权主义,绝不能成为我们反对民主宪政的理由。我们要走民主宪政的道路是汇入人类共同进步的潮流。人权是所有人应该有的平等的权利,没有东西方之分。平等这个概念是现代社会的,过去封建社会,人们都在一定等级之中,也就认了。而现代社会就不能接受,要求平等的权利。以美国对外的霸权行为,还有英国过去是海盗起家等等来否定人权、自由、平等,是概念的混淆。就好像有人吃饱了饭,身体健壮了,出去打人,甚至杀人,我们就拒绝吃饭了。那是两回事。向宪政民主的方向改革是我们自己的需要,与外国无关。

余杰:三十年前的拉萨,三十年后的天安门

——李江琳《一九五九:拉萨!》

我认识李江琳的时候,并不知道她已经开始研究西藏问题。李江琳出身解放军军官家庭,赴美国求学,然后任职于纽约法拉盛图书馆。她曾帮我安排在法拉盛图书馆的演讲,也曾组织跟民主、人权议题有关的学术会议。后来,我听说她从图书馆辞职了,很为纽约失去这样一个言论平台而遗憾。然后,我读到了她多年心血的结晶——《一九五九:拉萨》,这是我看到的关于西藏当代历史的最优秀的一本独立著作。国内有一位相当重要的现代藏史专家曾对李江琳说,在国内做研究,不得不小心留意,不要把饭碗砸了。若把饭碗砸了,甚至弄不好把自己整到监狱里,那还做什么研究呢。这是国内学者的普遍处境。可是,对于李江琳来说,情况恰恰相反。她选了这个题目,就需要投入全部的时间和精力,她不得不破釜沉舟,先砸了自己的饭碗,辞职出走。

在资本主义的美国,尤其是在寸土寸金的纽约,居之不易。谁会为了一个热爱的研究课题,为了完成一本书的写作,而放弃像图书馆员的“铁饭碗”呢?李江琳就有这样的勇气和理想。这个世界上,确实有那种不为稻粱谋,而为真理活的人。写作在大多数时候都是一项“投入”和“产出”不成正比的工作:虽然这本书出版后备受学界好评,但并不是一本超级畅销书,关心西藏的历史问题的读者毕竟数量有限。所以,版税收入大概连作者赴中国和印度等地调查访问的旅费都不够。但是,当我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我终于理解李江琳的苦心和决绝了。为了这本可以传世的书,付出任何代价都是值得的,正如评论家丁一夫所说:“《一九五九:拉萨!》已经把五十年前的拉萨重新塑造和搭建成了一个舞台,舞台上的所有演员都已经到位,藏民族历史上最为惨烈的事件已经在读者面前展开了。”

不是叛乱,是自卫

还原历史事实,则谎言不攻自破。李江琳在本书的前言中指出,到目前為止,對一九五九年拉薩事件的研究非常少,一方面是因為資料有限,另一方面是因為「高度敏感」。在研究過程中,她參考了中文、英文和藏文資料,除了很少部分的「內部資料」外,大多數中文資料是公開資料。對「拉薩戰役」的全過程,她對比了兩方參戰人員的回憶錄,盡可能對一些關鍵因素,如雙方的兵力和武器對比,兩方的決策過程等做一些梳理。「拉薩戰役」中有多個作戰點,被砲轟的地點多達十七處,最主要的有五個,即甲波日(藥王山)、大昭寺、小昭寺、羅布林卡和布達拉宮,有關這五個作戰點的具體情況,作者採訪了當時在這幾個地點作戰的藏人,或者找到雙方的回憶錄加以比較,既是為了釐清史實,也是為了對「拉薩戰役」有更全面的理解。不过,由于当下中国客观条件的限制,作者难以采访到当年参与作战的解放军官兵并让他们讲述真相。这个在研究上不可逾越的缺陷,大概只能等到中国告别共产党一党独裁、实现民主宪政之后才能弥补了。

一個關鍵問題是:一九五九年的「拉薩事件」是不是「西藏上層反動分子有預謀、有計畫、有步驟」地進行的「叛亂」?这是中国的官方历史书及教科书中对拉萨事件的“权威定义”。然而,李江琳发现,公開和內部的資料都沒有提出支持這一結論的確鑿證據。各方面的資料表明,當時在拉薩發生的,是一個多種因素促成的突發事件。這個事件很快失控。在三月十日到十七日這關鍵一周裡,噶廈政府基本已經癱瘓,拉薩陷於無政府狀態,達賴喇嘛也無法控制局面;一個由少數中下層官員和民眾組成的,類似於「協調小組」的臨時機構,取代了噶廈政府發布命令。在此期間,噶廈政府的三名噶倫、基巧堪布、達賴喇嘛的侍從長帕拉,以及警衛團長朋措扎西在秘密安排達賴喇嘛的逃亡。中方則秘密進行軍事部署,並且做出政治和宣傳上的安排,準備實施計畫已久的「總決戰」。这一历史真相,跟台湾的“二二八”事件和中国的“六四”事件颇有相似之处,从本质上来说,是民众自发的对暴政的反抗。更准确地说,不是中共当局定义的罪不可恕的“叛乱”,而是民众忍无可忍的、出于本能的“自卫”。

这一结论,在茨仁夏加所著的《龙在雪域:一九四七年后的西藏》一书中也得到了印证。这是一本为学界所倚重的第一本西藏现代通史。作者在论及一九五九年的拉萨事件时精辟地指出:“驱使人们采取行动的并不是狭窄的阶级或地区利益,也不是冷战时期大国在背后操纵。拉萨起义主要是平凡百姓为了保卫他们的价值体系,达赖喇嘛就是这个体系的中枢。”藏人用“吃糌粑的人”来自我定位并与中国人区隔开来,“糌粑是所有藏人的基本食物,越过了阶级、性别、教派与地方主义”。也就是说,这并不是中共用马列主义的阶级论来描述的那幅图景——藏人中的统治者和富人煽动和欺骗藏人中的穷人来反对共产党;恰恰相反,是所有藏人一致对抗外来入侵者,正如达赖喇嘛在回忆录《我的土地,我的人民》中所说:“西藏人民——不只是富有的统治阶级,而是普通老百姓——永远不会甘于接受外来统治。”

不是战争,是大屠杀

从一九五六年一月开始,中共当局对西藏以及四川、青海、云南、甘肃四省的藏区实行“民主改革”。这场“民主改革”在中共内部又叫“宗教制度改革”,就是摧毁所有藏传佛教寺庙。摧毁寺庙的暴力行为,自然引起藏民的反抗,解放军就对反抗的藏民武力镇压。藏民不得不躲进寺庙,但无神论的中共军队照样冲进寺庙大肆杀戮,甚至动用大炮和出动飞机轰炸寺庙,将诸多寺庙夷为平地。在「拉薩事件」發生之前,中共就已经出動野戰軍在西南、西北鎮壓藏民暴動,為此不僅調動了步兵,還調動了空軍、騎兵、砲兵,“事實上是一次相當規模的內戰”。拉萨事件不是双方对抗的起点,而只是一个高潮而已。

解放军炮击和轰炸寺庙是有意为之。比如,轰炸理唐寺,炸死和打死八百多名藏人。执行轰炸的是兰州军区空军,这支一九五四年才组建的空军,参与了整个六年藏区的战争,进行过无数次轰炸,飞机起落有一千多架次。李江琳指出:“轰炸藏人的大经堂,从汉人的角度来讲,是用这种方式震慑你;但对藏人来讲,你把我最神圣的一切都毁了,我就没有退路了。他的震慑作用反而使周围没有参与的民众都起来了。”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二年,藏区的寺庙几乎全是被解放军摧毁的。军队杀害僧侣和藏人,抢劫寺庙财产,藏区人口几年间锐减三分之一以上。李江琳写道:“他们动用了骑兵、炮兵、装甲部队、防化部队、空军、舟桥部队,还有好几个野战医院。参与作战的部队,在周边四省有七十多个团的兵力。”由此可见,共产党与藏传佛教无法“和平共处”,共产党不允许有独立的宗教信仰体系的存在。

那么,藏人对抗共产党军队的行动是否可以称之为战争呢?李江琳承认,曾有一位美国藏学家提出疑问,认为“战争”这个词太夸张,这是“镇压”而非“战争”。在台北她也遇到过类似的询问:为什么是“战争”,不是“屠杀”?李江琳解释说,她选择使用“战争”这个词,首先是因为那场军事行动的性质和强度——它不是警察使用催泪弹、棍棒之类驱散抗议人群那样的行动,而是动用了野战军和当时最强大的现代武器的军事行动;其次,“屠杀”有多种方式,相比犹太民族经历的大屠杀,柬共对“阶级敌人”的大屠杀,或者苏联对波兰的“卡廷大屠杀”,发生在青藏高原上的屠杀有显著的不同——它是用战争形式进行的屠杀;第三,在那场军事行动过程中,藏人并非没有反击,各地都有不同规模的作战,如理塘寺之战、四水六岗成立后的尼木之战等等。在六年半中解放军死亡人数有一万多人。从各方面因素来看,这场发生在青藏高原的武装冲突都具备了战争性质。

不过,我还是更倾向于使用大屠杀这个术语。因为,即便勉强将发生在青藏高原的武装冲突称之为战争,那也是一场实力完全不对等的战争。双方在武器装备上的差距,甚至比电影《賽德克•巴萊》中日军与原住民的对比还要大——日军杀戮台湾原住民的时候,还没有飞机、装甲车、大型火炮等重型武器。而在解放军“平叛”的过程中,大量使用的重型武器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甚至在看不到屠杀对象的情形下杀死对方。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参与起义的藏人大部分都是没有武器的。当时的一位平民朗顿嘉措回忆道,他所属的木匠与石匠协会有五百位成员但只有两把步枪与二十把手枪。“我们唯一能做的事就是训练自己好与解放军进行近身搏斗,所以我们准备了刀箭、还有一些看起来很厉害但后来证明完全没有用的武器。”达赖喇嘛在回忆录中也写道:“在摧毁罗布林卡时,他们相信我还在里面,显然他们根本不在乎是否会杀死我。当他们发现我人不在,不管我是死是活,继续炮轰拉萨城和寺庙。他们是有意屠杀数以千计只有棍棒、刀子和一些短程武器的民众。这些民众面对炮轰不仅保护不了自己,也不可能对中国军队造成任何实质伤害。”所以,更准确地说,这是一场赤裸裸的大屠杀(Democide),它完全符合大屠杀的经典定义:即由政府主导的对民众的所有谋杀行为,种族灭绝、政治谋杀、饥荒拒绝援助、酷刑、集中营等均在其内,包括一切“由政府导致的死亡”。

在拉萨消逝的生命与在天安门消逝的生命一样宝贵

杀戮是共产党首要的统治术。李江琳指出:“一九四九年以來,中共軍隊進入城市鎮壓民眾抗爭的事件,迄今發生過兩次,一次是一九五九年的拉薩,另一次是一九八九年的北京。中共處理這兩個事件的方式有很多相似之處。”李江琳描述大屠杀中幸存的藏人的经历,让我联想到“天安门母亲”丁子霖寻访其他“六四”受难者家属的经过,她们都是“与哀哭者同哀哭,与捆绑者同捆绑”。李江琳写道,在加德滿都大佛塔下面的一家甜茶館裡,一九九八年離開西藏的康巴人強巴對她講述了他的一生。從康巴暴動、大飢荒到“文革”,強巴經歷了在“民主改革”的名義下,一個普通藏人經歷過的所有苦難。而八十多歲的前僧人洛桑貢保始終無法對李江琳詳述一個細節,即他的兩個同為僧侶的哥哥在逃亡路上被解放軍打死的經過。說到這些的時候,他眼睛泛紅,語不成聲,手裡的念珠簌簌顫抖。雖然已經過去了半個多世紀,李江琳仍然能感受他的痛楚——“當他把埋藏在心裡五十多年的記憶交給我時,我深知這個交付的分量。”

那些在拉萨消逝的生命与那些在天安门消逝的生命一样宝贵。然而,有多少汉人在一九五九年的时候为被屠杀的藏人而流泪和愤怒呢?在中国,生命被分为三六九等。在中国,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是否可以这样说:正因为我们忽略了一九五九年在拉萨消逝的那些生命,才导致了同样的悲剧在三十年之后的一九八九年在北京施施然地上演。这个论点有些冷酷和突兀,但确实是事实的一部分。我们原来以为:他们只杀藏人,不杀我们,因为我们不是藏人;他们只杀“地富反坏右”等阶级敌人,不杀我们,因为我们不是阶级敌人。正因为这种狭隘和愚昧,在一九八九年的民主运动中,学生、市民跟奉命前来杀人的士兵唱的居然是同一首歌,绝大多数学生领袖和知识分子都没有料到解放军会开枪杀人。其实,他们在拉萨早就那样干过了。再杀一次人,对他们来说,并不需要跨越一个心理的深渊。所以,误解是因为我们单方面的无知。「六四」死難者家屬蔣培坤说:「當我們面對眼前的暴行時,萬萬不要把眼睛閉上;當我們回首昔日的暴行時,萬萬不要把暴行從記憶中抹去。人類反抗強權的歷史,就是記憶反抗遺忘的歷史。罪惡一旦被遺忘,就會重演。」是的,当我们失去了捍卫历史与记忆的能力,我们也就失去了掌握和塑造未来的能力。

有一次,达赖喇嘛应邀到美国国会讲话,他对议员们说,西藏问题无关石油、无关金钱利润,“西藏问题是一个道德问题,请让美国人民的心来说话”。利益不是所有国际问题的主宰。而李江琳在讲述一九五九年藏人的悲剧时说:“作为汉人,我们应该把历史这面镜子擦干净,把因宣传、回避、懦弱和虚幻的荣耀之需,涂抹在历史这面镜子上的污垢擦掉,把几十年来沉积在史实真相之上的尘埃抹去,让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后代都能看清楚,过去到底发生了什么。只有做到了这些,我们才能说,我们想要辨善恶,我们能够知对错;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直面我们内心向善的本性。”这就是历史学必须遵循的伦理准则。正如评论者所说,《一九五九:拉萨!》是现代西藏史上一本绕不过去的书。不管你在西藏问题上是不是有预设的立场和看法,你都应该读一读这本书。然后,让你的良心说话。

李江琳《拉萨,一九五九》,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台湾版为联经出版社出版,2010年。)

余杰,《纵览中国》

何清涟:哪些人会支持习近平“铁腕+特权”统治?

出处:美国之音

2013-05-19

  在前一篇文章中,我分析了习近平实施其政治蓝图将遇到的主客观条件限制。本文将分析中国社会各阶层当中,谁会拥戴习近平的“铁腕+特权”统治。

  拥护习氏铁腕统治有哪些人?

   任何权势者都会拥有追随者,中国这块土地更是盛产这类善于依附权力的人。庞大的公务员系统及各种国企高管本来就属于同一个利益集团,自然追随习总,本文 只分析文化帮闲,这类人其实无所谓“左”或“右”的理论倾向,他们其实惯于揣摹上意而已。“9号文件”及“七不讲”流传开后,着名的网络幽灵“冼岩”立刻 兴奋不已的发表“习近平的面目已经清晰”(后又更名为“看山”)。该文盛赞习近平那“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责任心”,即“自己不但必须保护政权不失,而且 必须保证政权对于江山社稷的掌控力,主动粉碎一切颠覆和破坏行为,“他将是自邓小平以后首个敢于对思想界、舆论界‘动真格’的国家领导者”。“冼岩”幸灾 乐祸地表示:“这种做法或许是国家之福——中国现在既然走不到另一条道路上,就应该专心致志走自己的路,最忌讳三心二意、左顾右盼”。至于习近平的“自 信”有无现实基础,不是“冼岩”考虑的问题;在他眼中,权力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只要有了权力,世界上任何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与“冼岩”属于同类 项的还有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慎明,他立刻嗅到“不许谈党的历史错误”于他是个好机会,写了一篇《正确评价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称所谓“斯大林在肃 反中杀了三千万,毛泽东发动‘大跃进’饿死三千万,都是有人刻意编造的虚假数据”。

  毛左当然也是中共总书记最积极的拥护者。毛左 的特点是崇拜权力,相信权力无所不能,亟盼依附于权力的骥尾。习近平成了最高领导人,自然成为他们眼中的救星与领袖。此刻毛左或许还需要十天半月的时间调 整“理论思路”,因为他们的特点是不反权力只反资本,不反皇权只反贪官,将社会不公、环境污染等所有罪过全部归罪于资本与贪官,尤其是美帝国主义为首的 “西方反华势力”。这种立场既为当局所容忍,又获得一帮愚民喝彩。如今,“9号文件”与“七不讲”出台了,毛左们一片欢唿,认为从此中国不会再有普世价 值、新闻自由、司法独立等的生存之地了。但他们发现,虽然借习总的“铁扫帚”将所有“敌人”——比如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等统统“扫除”了,但“七不讲“也明 确指出,不准批评权贵资本主义,当局也借打击张宏良警告毛左:别拿什么毛爱护底层人民的话语说事,权贵资本主义在天朝根本不存在。因此,要想让习总允许毛 左加入摇旗呐喊之行列,毛左们还得调整一下以往的立场。既然“七不讲”说“权贵资本主义”是别有用心者诬蔑改革的话,以后他们只谈西方资本主义与中国的民 间资本如何剥削人民就行了。至于红二代、红三代的政治经济特权,毛左们从无异议;“老子打江山、儿子来接班”天经地义。

  “七不讲”部分治愈政改期待症

  没有毛左情结的底层民众及中产阶层对待习氏“铁腕+特权”,则另有立场。

   先说社会底层。薄熙来在重庆的主题不是发展经济,而是“唱红打黑”,据说很受底层民众拥护。但那拥护其实是购买而来,据一些资料披露,一是下岗者只要参 与唱红歌就发钱,二是给小学生提供免费午餐。薄在重庆主政4年,唱红歌与举办各种晚会研讨会,出版各种书籍并赞助有关重庆模式的研究,那钱是从哪里来的 呢?有人说是打黑没收来的民间资产,但那点钱撑不起薄督西南那片天。后来终于看到确实消息,原来是中国国家开发银行的掌门人陈元贷了数百亿元支持其问鼎大 业。

  习总当然无法象薄督那样撒钱,因为两人位置不同。薄督当时处在“夺龙椅”的“投资”阶段,赢了,成了一国之主,还愁买不起 单?输了,所有债务一风吹。现在,习总已经坐在“龙椅”上,天下之大,处处要钱。中国央行的印钞机连轴转,各地政府还是嗷嗷待哺,哪有余钱购买民众唱红 歌?

  习总当然不是小气舍不得花钱,而是无钱可花。他接过来的摊子实在太破,既无法模仿邓小平重新调整社会利益分配格局,也不能象 胡温那样吃环境资源。邓时代通过放松政府管制、放权让利,让权贵阶层大获其利,民众也捡到了一些面包碎屑;江时代则释放国家资源,硬的有土地,软的有各种 经营特权,留给民众的面包碎屑已经不多了;胡时代沿袭江的老路,但已经将家当兜底儿翻,弄得金木水土不是消耗殆尽,就是悉数污染。如今习李上台,再也找不 到“发展经济的道路”,只得重走开发房地产、引进高污染企业的老路,这些不是与民争利,就是夺民之命。这十来年中国人也学乖了,他们明白,就算不问政治制 度好坏,不争取新闻自由,但土地是农民最后的一点活命资本,环保则涉及到所有人能不能健康存活,你不争,政府决不关心。于是,被征地的农民以命相搏,高污 染项目如PX先后遇到各大城市市民的集体抵制。

  这些无权无势的中产阶层与底层,本来就面临住房、医疗、子女教育、养老等各种问题的煎熬(至少是其中两至三项),日子过得不轻松。他们对胡温放纵权贵资本主义肆虐早就严重不满,更何况习近平要勒住民众喉咙,以铁腕保卫伤害他们的权贵资本主义?

   知识阶层是不是支持习总的“毛式铁腕+特权”?这里要作区分,一类是意识形态专家,即依靠研究教学马恩及毛邓三科的意识形态谋生的人。他们的兴衰荣辱与 习近平的主张有关,表面基本持支持态度,但毕竟能够上《求是》、《党建》等杂志发文章的只是少数出乎其类、拔乎其萃者,大多数人只是端了这只饭碗;二是一 些脑袋上安了轴承的灵活者,即不管习总说什么,总是无条件拥护,并想出一套“理论”来。除了这两类之外,我想,大多数知识阶层绝对不会拥护习近平以铁腕保 护权贵资本主义。部分一直在尽言责的公知们,这次对“七不讲”就做出强烈反应,率先在互联网上放出这条消息,从而引发海外舆论对9号文件及“七不讲”大规 模的批评。

  中产阶级与知识阶层这两大类人,是希望中国和平转型、不要发生暴力革命的主体。他们盼望中共出一个开明领导人,接受“普世价值、新闻自由、公民社会、公民权利”,创造条件让中国走向司法独立,还权于民。但是,9号文件与“七不讲”让他们深感绝望。

  习近平要恢复毛式统治,与当年袁世凯恢复帝制之情境相仿佛。中国此刻虽无护国讨袁之蔡锷,但山河破碎、人心离散已成定局,没有民意支撑的政权,这局险棋,又能玩多久?

美国之音:金正恩扣中国渔民为报复?

  华盛顿 — 中国政府5月20日对朝鲜5月初扣押中国渔船做出回应,敦促朝鲜尽快妥善处理,维护中方人员生命安全和合法利益。有中国学者认为,这是朝鲜对中国的报复行为。不过观察人士一致表示,这只是朝鲜某些部门的“个人行为”,跟两国关系没有直接关联。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5月2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据称的一艘中国渔船在大连附近海域被朝鲜方面抓扣回答记者提问时回答说:“中方就中国渔船被抓扣一事与朝鲜方面保持密切沟通…,要求朝方尽快妥善处理,维护中方人员的生命财产安全与合法权益。”
  据多家媒体报道,编号为“辽普渔25222”的辽宁渔船5月5日在大连以东海域被朝鲜方面扣押,理由据称是这艘渔船进入了朝方海域。但媒体引“辽普渔25222”船东的话说,船上配备了GPS和北斗导航仪,因此当时渔船是行驶在中国海域。《洛杉矶时报》5月20日说,此事一直没有公开,因有关各方正在进行谈判。
  中国官方新华社说,中国驻平壤外交官5月10日收到求助电话,之后便立即跟朝鲜外务省进行交涉,要求朝方尽快释放渔船和16名渔民。
  朝鲜提出释放渔船和渔民的条件是,中国渔船缴付60万人民币,约合近10万美元的赎金。报道说,截至5月20日,朝鲜方面至少8次致电中国船东,将付赎金的最后期限延长到5月20日下午5点。
  朝扣中国渔民为报复? 观察人士:个别部门自主行为
  朝鲜此前多次扣押中国渔船,有时付赎金换自由,有时中国官方出面,朝方“免费”放人、放船。这次中国渔船被朝鲜抓扣,中国官方《环球时报》引延边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金强一的话说,朝鲜有可能在报复中国加入联合国对其第三次核试爆的制裁行动。
  北京一位要求不透露姓名的国际问题学者5月20日对美国之音表示,现在还不看不出朝鲜抓扣中国渔船是报复行动。他说,朝鲜这类扣押中国渔船的行为不是第一次,他判断这是朝鲜某些执法部门为了金钱,在中朝海上边境交界处打擦边球,索要赎金,而不像是在朝鲜政府指令下的行动。他说,有些渔民之前抱着破财消灾的心理,付赎金了事。这位学者认为,朝鲜尝到了甜头,赎金价码越出越高。
  香港时事评论员何亮亮同一天对美国之音表示,朝鲜扣押中国渔船是海盗行为,是朝鲜经济困难下的产物。
  何亮亮说: “这种事情就是朝鲜的海军或者是海上武装扣押中国渔民,简直跟海盗一样,抓了渔民把他们劫为人质,然后要求中国方面交钱,它就还人。这是朝鲜这个国家在经济困难条件下的一种产物。过去发生过,现在再次发生。因此我想,它恐怕这不是平壤下令执行的任务,平壤没有这么大的胆量,最主要是没有这个必要。”
  何亮亮认为,这是军队内部一些人所为,属个案。他预计,如果证实了中国渔民的确没有过界,这些渔民和渔船很快便会被释放,而且不用缴付赎金。
  去年5月,中国29名渔民和三艘渔船被身份不明的朝鲜人扣押。两个星期后,朝鲜连人带船一起释放。外界并不清楚中国渔民是否缴付了赎金,也不知道这些绑架者是来自朝鲜官方还是绑架者自主行为。
  文章内容取自世界各大新闻媒体以及网站论坛并不代表加易网立场,但编者语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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